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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双方不接触不了解，谣言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如1862年在江西出现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就将洋教士的罪责归纳为“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号召民众“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之所以发生，谣言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