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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九章》是本小书，不到十二万字，却异彩纷呈，令人颇有“目不暇接”之感。作者陈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长大，就读于香港大学和美国的波士顿大学，修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在香港创办过《号外》杂志，还当过电影制片、编剧；曾在台北呆过六年，现在长居北京，与京城“文化圈”“混得烂熟”。或许，只有如此“精彩”经历者，才能把香港、台北、北京、上海的本质、灵魂“参透”，才能在实不算多的文字中，对这几座城市作如此精彩生动的比较、品评。
在两岸三地的城市中，出人预料，他最喜欢的城市是“外表”实在寒酸的台北。台北的好处就在于它的“不建设”，才会让人有自家寒舍“居家”的方便随意，而无那在豪宅做客拘束。它最平易近人。它不是为政府、投资者和旅游者“兴建”的，而是为在此地工作、生活的普通人“兴建”的，他们才真正是城市的主人。
陈冠中笔下的香港，是“半唐番城市”。英国绅士淑女的下午红茶，在这里演化成香港本土符号的大排档中的奶茶、茶餐厅和豉油西餐，港式电影从不刻意“抗拒”“抵抗”好莱坞，但香港电影最终还是自成风格，不是好莱坞。因为“你说我是半唐番，我承认，但是你别忘了我的汗和血”。
“汗和血”，是他的理论的重点。即“劳动价值和再生产，只有汗血论才能破各学说中的原教旨论和中心论”。在文化的传播甚至“殖民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甚至更多地有本地各代人辛勤劳作、创造的“汗和血”，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后的“变体”已不再是原来的几种文化的机械结合，而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创造物”，通俗地说，就是“杂种”。杂种已不可能分出原来给予这个生命的每个个体。“还原就是毁灭，就是死亡。”所以，“汗血论”就是要从那种自命为“伟大”的文化观中解放出来，如各类文化原教旨主义、源头优越主义、血统纯粹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在这种文化观下，他不能不承认虽然“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但他还是想生活在北京。因为当代北京，提供了“混”的空间与可能。现在，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文化混混”也越来越多，北京的文化元素自然更加全国化、国际化，更加色彩斑斓。“混”的人越来越多，北京已成为中国的波希米亚首都。有些人混得滋润了，又时不时想过一过布尔乔亚生活方式。既要波希米亚又要布尔乔亚，于是“波布”(BOBO)在北京流行起来。兼收并蓄的北京文化，越来越“杂种化”，开始有些阔大恢宏的文化盛唐气息了。
如果深入探求、思考城市的文化比较，必然会谈到一个更基本、更重要、更广阔、更严肃的问题：“世界主义成分稀薄的民族主义(或文明主义、本地主义)是危险的，上世纪的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本世纪主战原教旨主义，都是例证。”“没有世界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将是战争与死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到处都是民族主义论述的时候，我们也要多谈世界主义。”这，便是本书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两岸三地的城市中，出人预料，他最喜欢的城市是“外表”实在寒酸的台北。台北的好处就在于它的“不建设”，才会让人有自家寒舍“居家”的方便随意，而无那在豪宅做客拘束。它最平易近人。它不是为政府、投资者和旅游者“兴建”的，而是为在此地工作、生活的普通人“兴建”的，他们才真正是城市的主人。
陈冠中笔下的香港，是“半唐番城市”。英国绅士淑女的下午红茶，在这里演化成香港本土符号的大排档中的奶茶、茶餐厅和豉油西餐，港式电影从不刻意“抗拒”“抵抗”好莱坞，但香港电影最终还是自成风格，不是好莱坞。因为“你说我是半唐番，我承认，但是你别忘了我的汗和血”。
“汗和血”，是他的理论的重点。即“劳动价值和再生产，只有汗血论才能破各学说中的原教旨论和中心论”。在文化的传播甚至“殖民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甚至更多地有本地各代人辛勤劳作、创造的“汗和血”，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后的“变体”已不再是原来的几种文化的机械结合，而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创造物”，通俗地说，就是“杂种”。杂种已不可能分出原来给予这个生命的每个个体。“还原就是毁灭，就是死亡。”所以，“汗血论”就是要从那种自命为“伟大”的文化观中解放出来，如各类文化原教旨主义、源头优越主义、血统纯粹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在这种文化观下，他不能不承认虽然“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但他还是想生活在北京。因为当代北京，提供了“混”的空间与可能。现在，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文化混混”也越来越多，北京的文化元素自然更加全国化、国际化，更加色彩斑斓。“混”的人越来越多，北京已成为中国的波希米亚首都。有些人混得滋润了，又时不时想过一过布尔乔亚生活方式。既要波希米亚又要布尔乔亚，于是“波布”(BOBO)在北京流行起来。兼收并蓄的北京文化，越来越“杂种化”，开始有些阔大恢宏的文化盛唐气息了。
如果深入探求、思考城市的文化比较，必然会谈到一个更基本、更重要、更广阔、更严肃的问题：“世界主义成分稀薄的民族主义(或文明主义、本地主义)是危险的，上世纪的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本世纪主战原教旨主义，都是例证。”“没有世界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将是战争与死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到处都是民族主义论述的时候，我们也要多谈世界主义。”这，便是本书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之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