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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的危机感”
7月底，电影总算有了起色，上海电影展和西宁First电影展陆续开幕，在那儿能看到所有人谈论着电影，在日光下跑来跑去。
我是在西宁见到卡先加的，他导演的纪录电影《光之子》在FIRST电影展上入围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一种立场三项大奖。那是一个讲述女孩梅朵寻找父亲和归宿的故事，其中呼应着卡先加对故乡的思考。
1990年，卡先加出生在距离西宁三个小时车程的村庄，大概有十年时间一直离家游荡在外，说得再早一点，应该是从他上初中就开始了。小学毕业后他到离家四五公里的县城中学上学，平日住校，假期去寺庙学习藏语。大学来到西宁，去美国待了一年，又到西安落脚一年，直到2016年他才重新回到西宁。
他常提到“归属的危机感”，那大概是在大学阶段出现并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卡先加大三大四两年几乎没有去上课，直到期末考试，老师才知道班上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在拍一部纪录片。“刚开始我做那个短片的时候拿不到钱，我就写proposal（提案），大概写了三个月，一直在写，早上吃两三个包子，中午吃两个苹果，一直写到晚上。那是在特别老的一个小区里面，白天都要开灯。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资金，国内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拿到资金，就写东西。”
这部后来取名为《英雄谷》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他内心的危机感。影片描述西藏东北部安多地区的一个藏、回社区所经历的文化和语言转型的关键期。2009年，卡先加到当地村落支教，发现除了老人，那里的村民都不会说母语，村落中的人们逐渐遗忘语言，也渐渐丧失了传承庆典、礼仪和日常习惯的本领。支教的志愿者试图扭转这种局面。
他开始拍摄这部片子之后带朋友杨去过一趟那个社区化隆，有一天他们在吃早饭，卡先加突然开玩笑地对杨说，也许再过两百年，我們藏族人就要走了，我们要去另一个星球了，拜拜，杨。
教育、科技在世界各个角落对原有秩序产生了冲击，藏区也不例外。
同时年轻人有了对更广阔天地的想象和向往。卡先加还写过另一个故事，讲一位还俗的僧人回到原先的村子，无法承受村民对他的污名而逃离家乡，在西安学习英语，向往着美国。青年面临着都市生活的困惑和迷茫，以及家庭压力带来的无奈与挣扎。
故事的主人公是他们的录音师，也很像卡先加——从美国回来后在西安的一年里，是卡先加有生以来最刻苦学习英语的时候，一天不落地背，每天300个单词。
录音师最后没有去成美国，为了攒够路费，他回到高原上挖冬虫夏草。影片也终止于此，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资金，也没有创投者愿意投钱。
父亲、母亲
2017年，卡先加要拍一部关于儿童的电影。
他在东京纪录片创投大会（Tokyo Docs）上获得了“多彩亚洲奖”，那一年创投会的主题是“儿童，把握未来”。卡先加跑遍藏区，在170多个儿童中寻找故事，最终他来到了果洛道扎福利学校。
这个位于青海省东南部的高原福利学校每年会招收30个学生，孩子们在这里念完小学、初中，然后各寻出路。校长土灯尼玛是个浓眉大眼的男人，会一家一家上门去游说，让适龄的或者超龄的贫困家庭孩子免费入学，他说如今离婚的家庭越来越多，以前孩子们成为孤儿是因为父母亡故，现在是因为离婚，而且女孩远多于男孩。
为了和孩子们建立关系，卡先加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在学校里，卡先加每天都采访五六个孩子，孩子们慢慢和他谈起家庭背景。每天晚上他回去整理字幕，把藏语翻译成汉语，发给制片人讨论。“每次做这些transcript（翻译）的时候都会流泪。”
有一个初二女孩的父亲去世，母亲要改嫁。可是改嫁不能带孩子过去，不然会有些流言蜚语。女孩因此对母亲有一种既想念又憎恨的心态。当她最终决定要去见妈妈时，想跟她说“你不用担心，我长大了”这样的话，到了真正见面的时候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我们拍到了她们两个之间对话很少的一个状态。她特别喜欢妈妈，我就问你希望妈妈过来送你吗，然后她就说一个人的想象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是有一个基础的，但是妈妈过来送我这件事，我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卡先加说。
大概两三个月之后，一个叫梅朵嘎布的三年级女孩开始主动找卡先加问一些英语上的问题，讲讲她画的画，或者她的父亲。在她还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父亲带走了姐姐，她则跟随母亲，但大部分时间里，是由外公和外婆照顾她的。
因为没有见过爸爸，她一直喊自己的外公叫爸爸——后来呢，喊制片人仁青多杰叫爸爸——有时候外公会告诉她：“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爸爸抛弃了，爸爸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你不是明白这点吗？”她想画爸爸的时候，就从书上找一个男性的形象画下来，再在旁边画上自己。
有一次卡先加躺在屋里休息，梅朵突然开门进来问他：人为什么会突然想念另一个人呢？比如一个孩子没有和自己的爸爸牵过手，或者和他说过话，为什么会突然想念他呢？
梅朵很想去看父亲，但外公外婆并不同意——在他们的眼中，梅朵的父亲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混蛋，并且当着梅朵的面指责他——她和他们起了争执，跑到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
天下起雨来，梅朵撑着一把伞说，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只要回一次故乡就好了，回乡见一次爸爸就好了。“下面不是你的故乡吗？”卡先加问。“下面是我住的地方。”梅朵说。卡先加问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故乡是你出生的地方，住的地方是你离开故乡之后去的地方，不是真正的故乡。”梅朵特别认真地回答。
拍摄《光之子》的三年时间里，卡先加每个月有25天不是在学校就是在梅朵家里。那一次卡先加认为自己最接近梅朵的时刻，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故乡是什么。
故乡
准确来讲，是和那个山谷里的小村落有关的，和从小居住的房子有关，和每天早晚磕头的母亲、担任村里防雹师一职的父亲有关，和几位哥哥姐姐有关。
今年，因为疫情，卡先加在村庄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往前跑的时候，偶尔停下来，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尤其我的话，从小学毕业一直不在家，这是我大概十几年来在老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机会，我就有时间慢慢体会我远去的故乡，感受故乡的阳光、故乡的土、故乡的空气、故乡的人的一些情感上细节上的东西，所有的从小深入到我肉体里面的一些东西。”
回到西宁后他有时写一些自己原来的生活，“我在村落里面跟其他孩子玩，我的姐姐叫我小名，说快来吃饭。我家有牛羊，妈妈起来以后就要做饭，做馒头，把刚挤出来的奶酪揉到一块。我总是睡懒觉，迟到早自习，每天早上在被窝里听到不远处学校里传来的上课哨声，我就穿起衣服，内心深感恐惧，嘴里念着听不清楚的文殊经，恐慌中寻找放处不明的包包，一找到就往门外跑。妈妈就拦着我，给我洗脸，吃上早饭，在我脸上抹上厚厚的酥油才走。这种感觉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了，就是家庭里面那种被爱怀抱的覆盖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一直在走，这种关系一直在丢失。那天我在写完这个以后一直在流泪。”
卡先加很喜欢到梅朵的外婆家去，“每次去外公外婆家，跟梅朵聊的时候都很舒服。我去他们家，会在他们的沙发上睡觉，外婆就去做饭，也不会吵醒我，我醒了以后她说你醒来了，快来吃饭吧，不然会凉了。”外婆有了手机之后，他们常用手機联系，外婆总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讲些家里的事情，这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
今年过完年后他再次去梅朵家时，梅朵的外公去世了，家里养的猫也去世了。卡先加去看望外婆，她说是会有一些寂寞，“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他们沉默地坐了很长时间，临走前外婆笑眯眯地说给卡先加看样东西，然后起身带他到一个黄色塑料桶前面，桶里有两只老鼠，里面放了些吃的，一掀开盖子，它俩就顺着纸板想爬上来。卡先加问外婆为什么养它们呢？外婆说，卖给别人。“卖给谁。”卡先加问。
“卖给一个老师。”
“卖给哪个老师？”
“卖给你这样的老师。”
“多少钱一只。”
“给你便宜一点，500块一只。”
“那么贵！那就相当于一头羊的价格了。”
他们都笑起来。
在家期间村里两位老人去世，卡先加去参加了葬礼。火葬之后几位喇嘛去念经超度，他们回来的时候，老人家的家人都会穿着很新的衣服，带着一个快要生孩子或者快要结婚的女性去迎接他们，为他们准备的房间也装扮得像藏历新年一样，大家聊一些开心的事，“把新的灵魂、新的生命引到自己的家里。”卡先加对西藏文化中精神层面和生命认知的部分很感兴趣，小时候父母给他讲故事，“有一种慈悲的、关爱生命的东西在里面，那是我生命里受到过最好的教育吧。但是在这个国度里面，那些生活方式或者很多东西又被视为是落后的。”
这些事物很难用文字传达，尤其在不同语种之间，于是影像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
债务
近几年，藏地导演越来越多进入大众视野，比如万玛才旦、松太加、拉华加以及更多青年导演，他们的电影带有明显的藏区要素——藏语、高原、游牧，或者活佛，在保留这些传统元素的同时，试图回应藏区正在面临的转型，后者也是卡先加时常提到的“归属的危机感”的来源。他以各种方式来抵抗这种危机感，大部分时候是拍电影，有时候是摄影，也有时候是写作。
卡先加初中的时候在镇上看到了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由此渐渐喜欢上电影。这是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拍摄的电影，在此之前，人们关于藏族电影的印象是由《农奴》《盗马贼》《红河谷》等电影构成的，而《静静的嘛呢石》中的角色更像卡先加身边的人。
他也曾对拍电影这件事情有着浪漫的想象，直到拍摄《英雄谷》的时候这些浪漫想象破产，没有资金，拍出来的素材总是不能用。
2016年卡先加开始和制片人仁青多杰正式合作，仁青多杰比他年长三四岁，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庄。仁青原先在四川教书，后来辞职投身到影视一行中，回到家乡很多人说他正式的工作也丢了，什么都不能干，“你是打工的人，什么都不是，他们眼里就是这样。回家的话大家都说哪家孩子是正式工，哪家孩子是临时工，这个区别非常明显。”仁青说，只有拍出了一些成品来，周围人才能稍微理解一些。
在村庄里，卡先加、仁青多杰，以及另一位年轻人兰周才让抱团取暖，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室，讨论村庄的变化，摸索着如何拍好一部电影。仁青每次见到卡先加都跟他讲：“创作这一块你要努力，但其他的事情我会帮你考虑，你不用操心。”
实际上，《光之子》启动时，仁青多杰手头只有1000块钱。他找朋友借了5万块，拿这笔钱买了一台12万的机器，答应老板在三个月内还清接下来的7万，到现在，他的名头上还有28万的债务。“（卡先加）是一个创作能力特别强的人，我特别看中他的创作能力，可是背后没有强大的团队作品还是完成不了。” “《光之子》拍了三年，梅朵长大了，卡先加长大了，我也长大了，这很有成就感。”仁青多杰说。
First电影展临近尾声，在几何书店有一场纪录片导演和评审的圆桌，主题是《这世上的偶然 ——我为什么拍纪录片？》，卡先加也参加了，但没有在现场参与标题所指问题的讨论，后来我问他，他回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生活也好，对生命也好，对人的情感也好，有了一些认知。其实也在发现自己，挑战自己。然后，Expanding your vision toward life and humanity，so that you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you gonna do（拓展对生活、人类的认知，并因此更好地理解自己要做的事情）。拍摄别人也在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也在拍摄自己。”卡先加讲，“表达是心理上的一种饥饿感。”
太阳
四年前，《英雄谷》拍完之后要在学校里放映，卡先加和兰周才让在学校里到处贴海报，放映那天一千人的报告厅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卡先加有点兴奋，虽然他现在羞于将这部影片拿出来给人看。
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代亚洲影展后来放映了这部影片，随之更多美国高校邀请他去放映。卡先加因此在美国待了一年，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生活。更多的错位呈现在他的面前——美国黑人像异乡人一样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贫穷、被歧视。
2016年他坐火车从青海去成都、重庆，再去香格里拉，沿途许多农民工上车、下车，坐在过道或者车厢连接处。“我跟他们交流，看他们的脸庞，闻到他们身上的汗味，我就感觉看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亲戚朋友，这些人生存、生命的状态那么接近。我就一直跟他们聊，给他们拍照，三天三夜都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卡先加说，在美国被抛弃、忽略的黑皮肤美国人也好，火车上的农民工也好，“原来我们是这么相似的。”
《光之子》在First青年电影展首映的前一天，卡先加被邀请去参加一场映后谈，他说，你们不要把那些孩子当作弱势群体看待。《光之子》中镜头总是朝向太陽，背景总是欢快的钢琴音乐，“没必要把这个东西做成很悲伤的，用（看）弱势群体的视角对待他们，他们也不需要这样，他们需要被尊重，需要被理解。”
去年教师节果洛道扎福利学校安排了文艺晚会，“晚会结束了，高年级的一些学生和老师在清理着食堂内的桌凳，我站在台下黑暗的角落里感受着关灯的声音和光的节奏，待所有的灯都熄了，自己还站在黑黝黝的食堂里，聆听着寂静的‘声音’，没有喝彩，没有欢呼，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跟着梅朵拍了一年后，卡先加决定和梅朵一起去见她的父亲。那是梅朵第一次见到父亲，并且和他一起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天，卡先加发现她总是偷偷看爸爸。回来后，卡先加问梅朵见到父亲是什么样的感受，梅朵说，就像见到一个神一样，神非常慈悲，有一颗温暖的心。
他把“光之子”作为电影的名字，在电影展手册的导演阐释里写道：寓意是在高原上的藏区孩子们，他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祝福他们会拥有非常光明的前程。
卡先加从来没问过梅朵为什么喜欢看太阳，有一回吃早饭的时候他讲过，不是所有话都必须讲透的，这是影像的魅力之一。
但在电影展落幕之前那天下午，他和梅朵坐扶梯下到商场负一层的书店去，西宁白天阳光充足，透过商场的玻璃照在扶梯上。卡先加突然想问梅朵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喜欢看太阳呢？
梅朵说，因为很温暖。
保留个体的尊严——对话卡先加
人：人物周刊 卡：卡先加
人：近几年“藏地新浪潮”经常被提到，你怎么看呢？
卡：它是一个好的说法，或者说一个好的起点，但是我觉得藏地的电影还没有达到浪潮层面。在我的那种理解里面，作为一个浪潮它需要在影像风格上也好，整个影视团队方面也好，要具备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人：你觉得是为什么（还没有达到浪潮层面）呢？
卡：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一定要去电影学院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用汉语，整个藏区没有教授电影的课程和学校，有一些小的培训班，但是不够好。另一个原因是对于整个影视行业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解，很多想学电影的人都以为导演就能做完一个电影，导演的工作就是最有文化的，有一种浪漫的想象。当然，肯定还会有很多原因。
我觉得万玛老师、松老师这些人，对当地影视行业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开辟了一种可能性。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自己的故事，从来都是用别人的眼光去看待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故事。最近10年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之前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影视文化的土壤，它就是一种很崭新的文化。有了这一批人以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去跟外界沟通。
人：关于归属的危机感，你觉得你的父母有这样的危机感吗？
卡：我想他们没有。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辈人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和外界的生活没有太大连接，你生活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然后可能也会死在这里。但是我们从那样一个地方出来，去另外一个地方，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切换，很多东西会消失，这个消失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归属的危机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缺乏一种归属感。我们丢掉了很多以前所拥有的，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依靠点。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去哪儿？没有依靠的一个归属的地方，就变得什么都可以做。
人：那你觉得怎么去克服它呢？
卡：我觉得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更应该重视个体生命的尊严，应该不仅仅是想到现在。我们保留的那种个体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