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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若要帮助人类认识自己，需要有建立在人性认识基础上的自审意识，以及危机意识、大生态意识和大爱意识。
古希腊苏格拉底在德尔斐神庙上刻下这一铭语：认识你自己。它成为千百年来人类自我觉醒的警句。现代人的悲剧就在于由于不能认识自己而蹈入盲区，或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冲突，诸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科学的关系等。人类的各种危机根源于人类自身，要克服这种危机，需从人自身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为文学是“人学”，正是追问和塑造人的灵魂的学问。
文学要帮助人类认识自己，首先要有自审意识。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他能在人的灵魂深处发现更隐蔽的东西。鲁迅十分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挖掘得深”的本领，说他能在“罪恶深处拷问出洁白来”。同样，一个“洁白”的人拷问到最后，也可以挖出他的污秽来。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怪诞、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都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
自审意识需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现代社会一方面脱离了基本的食物链式生存方式；一方面仍然带有食物链的标记，随时准备弱肉强食。若将这两种现象加以概括，就是“善恶并存”，这是人性本质。伟大诗人歌德创作的《浮士德》，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伺机使坏，诱使浮士德犯错甚至犯罪。这个故事既是人类进步历史的隐喻，也是个人成长的隐喻，一个人的成长总是进取精神与消极精神相伴而行。德国马克思主义伟大戏剧家兼诗人布莱希特，也在其剧作《四川好人》中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個亦好亦坏的女主人公形象。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有能耐的作家自有办法。例如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的是“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突然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不管主人公怎样东奔西突，只见包围圈日益收紧，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回这一罪过。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卡夫卡小说《地洞》中有这样一句话：“危险迟迟不来，但又时时防备着它来。”这句话言简意赅，堪称现代人生存境况的写照。事关人类生存问题，文学可关注的空间很大。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20世纪20年代，生态问题还没有突显出来的时候，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文学家应该具有人类良知。例如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剧一经问世，一年半之内仅在德语国家就上演了1500多场，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深层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可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地入睡了。
古希腊苏格拉底在德尔斐神庙上刻下这一铭语：认识你自己。它成为千百年来人类自我觉醒的警句。现代人的悲剧就在于由于不能认识自己而蹈入盲区，或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冲突，诸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科学的关系等。人类的各种危机根源于人类自身，要克服这种危机，需从人自身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为文学是“人学”，正是追问和塑造人的灵魂的学问。
文学要帮助人类认识自己，首先要有自审意识。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他能在人的灵魂深处发现更隐蔽的东西。鲁迅十分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挖掘得深”的本领，说他能在“罪恶深处拷问出洁白来”。同样，一个“洁白”的人拷问到最后，也可以挖出他的污秽来。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怪诞、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都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
自审意识需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现代社会一方面脱离了基本的食物链式生存方式；一方面仍然带有食物链的标记，随时准备弱肉强食。若将这两种现象加以概括，就是“善恶并存”，这是人性本质。伟大诗人歌德创作的《浮士德》，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伺机使坏，诱使浮士德犯错甚至犯罪。这个故事既是人类进步历史的隐喻，也是个人成长的隐喻，一个人的成长总是进取精神与消极精神相伴而行。德国马克思主义伟大戏剧家兼诗人布莱希特，也在其剧作《四川好人》中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個亦好亦坏的女主人公形象。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有能耐的作家自有办法。例如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的是“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突然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不管主人公怎样东奔西突，只见包围圈日益收紧，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回这一罪过。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卡夫卡小说《地洞》中有这样一句话：“危险迟迟不来，但又时时防备着它来。”这句话言简意赅，堪称现代人生存境况的写照。事关人类生存问题，文学可关注的空间很大。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20世纪20年代，生态问题还没有突显出来的时候，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文学家应该具有人类良知。例如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剧一经问世，一年半之内仅在德语国家就上演了1500多场，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深层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可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地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