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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在理性传统驱使下形成了具有严密逻辑和科学性的宇宙秩序和线性时间之轴，而中国古代的时间观与空间一体，混沌不分，循环往复，这种时空意识的差异也体现在中西诗歌时空经验表现之中。
关键词：时空意识 时空经验 中西差异
一、不同的时空意识
中西方时空意识一个极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将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而中国哲人的思考到后期逐渐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混沌的一团，两者彼此无法分离。
卡西尔在对时间的抽象成分讨论中指出了较为重要的一点，即时间进程的整体性——时间之流是线性发展的直线，不可分割，现在包含着过去和将来。时间的秩序是不可逆的，即主体对于时间秩序的划分是明确清晰且充满逻辑的，遵循着因果规律。在不同的时间感知中，卡西尔指出相比于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经验，对未来的感知则更多地占据了生活的重心，这种关于未来的时间意识使得人承担了伦理和宗教的任务。卡西尔的此种说法可以被认为是时间意识成了某些社会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心理动机。
西方对于空间的认识和思考最直接的表现在宇宙观上。亚里士多德笃定万物的自然运动都是围绕地球这个中心进行的，同时宇宙存在边界，空间是有限的。在他其后的托密勒进一步完善了“地心说”，从此地球被当作宇宙的中心的观念就在欧洲一直无法被撼动。直到哥白尼 “日心说” 假设的提出，加上伽利略的进一步科学性证明，给西方的宇宙观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一种等级性的有限的宇宙被代之以一种开放的无限的宇宙”a。在对宇宙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区分和转变中，可以看到西方对时空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与科学。
而中国古代用“宙”和“久”指称时间，用“合”和“宇”指称空间。《庄子》中对宇宙进行了哲学化的抽象解释，“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b，即是说空间包括了一切方位和处所，而时间是持续不断流的。
时间和空间的混沌一体正是中国古人在对时空的不断深入的抽象认识中发展出来的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思考。墨家学者从哲学和科学上对时空进行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空间、时间和运动三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即在处于运动状态的前提下，空间和时间互为条件、互相依赖。再到明朝中后期的方以智把“宙合”解释为两者相互包含，即时间和空间相互包含和统一。
且有人曾发现汉语中的时间概念总是前后不分，例如明天的明天，汉语叫“后天”，而昨天的昨天叫“前天”，按照線性时间轴本来应在将来的时间却被称作“后”，已经经历过的时间却被称作“前”。相似的典型事物有中国常见的圆圈、八卦图和太极图，这种现象与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循环论”，而中国古代的时间和空间观正体现了这样的特征。
下文会将着眼点缩小至中西诗歌再来看时空经验的不同，因为中西方对时空经验表现的差异，尤其在诗歌中可以见出。
二、不同的诗歌时空经验表现
英语诗和中国古典诗中的时空经验表现将上文所言的中西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西方注重时空整体性的不可分割，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序是有严格区分的，每一种时态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必得究出一个因果；而中国古代的时空在古人逐渐深入的思考中变得混沌一体，循环往复，没有具体的某一时空的限定。
无论是在上文中提到的中国古人认为时空是具体的实有，还是时空在抽象思考中的混沌一体，这样的思考都可以应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时空经验，即时空不分，回到现象存在本身。叶维廉对西方诗和中国诗的把握较为深邃，他用苏轼的话来说明中西方诗歌中时空经验的差异：西方诗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因为其注重对事物的秩序划分，时空和地点充满有限性；中国古典诗歌则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因为其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使得时空不分、表里贯通，而有一种无限性。
中国古典诗的时间观超脱了西方充满秩序的时间观，诗歌里的观看体验不必经过“我”的眼睛、“我”的观察过滤和“我”自身的想象等有关主体“我”的痕迹，万物就是以原本的方式存在着。中国古典诗恢复了万物原本的和谐状态，作为主体的“我”消失了，“我”就是万物，与它们同在，作为观看者的我们直接接触到了具体事物。例如“野旷天低树”和“As the plain is vast，the sky lowers the trees”c的传统英语译法的对比，英译be的存在是主体的判断，而as则强加了因果逻辑便丧失了其视境，没有物象并发的效果。追随中国诗歌美感的叶维廉便推崇物象并发的直译：“Wilderness/sky/low trees”d。
中国古典诗通过多种意象的并发使得诗具有空间的雕塑感，并且大多没有时态变化和主位限指，主体的消融更使得时间和空间具有永恒性，这正是观看体验中时空的交融所达到的状态——“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视觉事象共存并发—空间张力的玩味、绘画性、雕塑性”e。中国诗人要表达的经验正如“月落乌啼霜满天”和“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诗句表现出来是恒常的时空，诗的表现不会限制于某一特定时空。
而印欧语系中的“现在”“过去”“将来”的时态变化就是要遵循有秩序的特定时空，并且句法表现始终无法消除一个“我”的存在。但是在任何强大的话语禁锢下，总是会出现打破常规的反抗者，而对西方传统诗歌领域发起挑战的人之中，马拉美和庞德是两个典型。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领袖，马拉美运用语言另造了一个“宇宙”，与现实的宇宙相对应。马拉美将具体的意象进行排列组合造成晦涩艰深的语义表达，使得此宇宙已非现实宇宙，而是一个非本真的隐喻的世界。叶维廉认为其仍有西方固有的思维痕迹存在。但是从语言角度来讲，象征诗的宇宙在晦涩和抽象的语义投射出的神秘性中正与宇宙的神秘暗合。
庞德是美国20世纪新诗运动中意象派的代表，受了中国诗的影响逐渐离开印欧语系，其《神州集》中有对李白的两句译诗：一是把“荒城空大漠”译为“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f；二是将“惊沙乱海日”译为“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g，此类译诗模仿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置的句法。庞德的创作也更多地采取了意象并置的方法，其诗歌创作集《诗章》中大量可见，如第64首“Prayer：hands uplifted/Solitude：a person，a Nurse”h和第79首“Moon，cloud，tower a patch of the battisero/all of whiteness”i。
关键词：时空意识 时空经验 中西差异
一、不同的时空意识
中西方时空意识一个极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将时间和空间逐渐分离，而中国哲人的思考到后期逐渐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混沌的一团，两者彼此无法分离。
卡西尔在对时间的抽象成分讨论中指出了较为重要的一点，即时间进程的整体性——时间之流是线性发展的直线，不可分割，现在包含着过去和将来。时间的秩序是不可逆的，即主体对于时间秩序的划分是明确清晰且充满逻辑的，遵循着因果规律。在不同的时间感知中，卡西尔指出相比于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经验，对未来的感知则更多地占据了生活的重心，这种关于未来的时间意识使得人承担了伦理和宗教的任务。卡西尔的此种说法可以被认为是时间意识成了某些社会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心理动机。
西方对于空间的认识和思考最直接的表现在宇宙观上。亚里士多德笃定万物的自然运动都是围绕地球这个中心进行的，同时宇宙存在边界，空间是有限的。在他其后的托密勒进一步完善了“地心说”，从此地球被当作宇宙的中心的观念就在欧洲一直无法被撼动。直到哥白尼 “日心说” 假设的提出，加上伽利略的进一步科学性证明，给西方的宇宙观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一种等级性的有限的宇宙被代之以一种开放的无限的宇宙”a。在对宇宙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区分和转变中，可以看到西方对时空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与科学。
而中国古代用“宙”和“久”指称时间，用“合”和“宇”指称空间。《庄子》中对宇宙进行了哲学化的抽象解释，“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b，即是说空间包括了一切方位和处所，而时间是持续不断流的。
时间和空间的混沌一体正是中国古人在对时空的不断深入的抽象认识中发展出来的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思考。墨家学者从哲学和科学上对时空进行了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空间、时间和运动三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即在处于运动状态的前提下，空间和时间互为条件、互相依赖。再到明朝中后期的方以智把“宙合”解释为两者相互包含，即时间和空间相互包含和统一。
且有人曾发现汉语中的时间概念总是前后不分，例如明天的明天，汉语叫“后天”，而昨天的昨天叫“前天”，按照線性时间轴本来应在将来的时间却被称作“后”，已经经历过的时间却被称作“前”。相似的典型事物有中国常见的圆圈、八卦图和太极图，这种现象与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正代表了中国人的“循环论”，而中国古代的时间和空间观正体现了这样的特征。
下文会将着眼点缩小至中西诗歌再来看时空经验的不同，因为中西方对时空经验表现的差异，尤其在诗歌中可以见出。
二、不同的诗歌时空经验表现
英语诗和中国古典诗中的时空经验表现将上文所言的中西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西方注重时空整体性的不可分割，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序是有严格区分的，每一种时态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必得究出一个因果；而中国古代的时空在古人逐渐深入的思考中变得混沌一体，循环往复，没有具体的某一时空的限定。
无论是在上文中提到的中国古人认为时空是具体的实有，还是时空在抽象思考中的混沌一体，这样的思考都可以应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时空经验，即时空不分，回到现象存在本身。叶维廉对西方诗和中国诗的把握较为深邃，他用苏轼的话来说明中西方诗歌中时空经验的差异：西方诗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因为其注重对事物的秩序划分，时空和地点充满有限性；中国古典诗歌则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因为其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使得时空不分、表里贯通，而有一种无限性。
中国古典诗的时间观超脱了西方充满秩序的时间观，诗歌里的观看体验不必经过“我”的眼睛、“我”的观察过滤和“我”自身的想象等有关主体“我”的痕迹，万物就是以原本的方式存在着。中国古典诗恢复了万物原本的和谐状态，作为主体的“我”消失了，“我”就是万物，与它们同在，作为观看者的我们直接接触到了具体事物。例如“野旷天低树”和“As the plain is vast，the sky lowers the trees”c的传统英语译法的对比，英译be的存在是主体的判断，而as则强加了因果逻辑便丧失了其视境，没有物象并发的效果。追随中国诗歌美感的叶维廉便推崇物象并发的直译：“Wilderness/sky/low trees”d。
中国古典诗通过多种意象的并发使得诗具有空间的雕塑感，并且大多没有时态变化和主位限指，主体的消融更使得时间和空间具有永恒性，这正是观看体验中时空的交融所达到的状态——“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视觉事象共存并发—空间张力的玩味、绘画性、雕塑性”e。中国诗人要表达的经验正如“月落乌啼霜满天”和“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诗句表现出来是恒常的时空，诗的表现不会限制于某一特定时空。
而印欧语系中的“现在”“过去”“将来”的时态变化就是要遵循有秩序的特定时空，并且句法表现始终无法消除一个“我”的存在。但是在任何强大的话语禁锢下，总是会出现打破常规的反抗者，而对西方传统诗歌领域发起挑战的人之中，马拉美和庞德是两个典型。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领袖，马拉美运用语言另造了一个“宇宙”，与现实的宇宙相对应。马拉美将具体的意象进行排列组合造成晦涩艰深的语义表达，使得此宇宙已非现实宇宙，而是一个非本真的隐喻的世界。叶维廉认为其仍有西方固有的思维痕迹存在。但是从语言角度来讲，象征诗的宇宙在晦涩和抽象的语义投射出的神秘性中正与宇宙的神秘暗合。
庞德是美国20世纪新诗运动中意象派的代表，受了中国诗的影响逐渐离开印欧语系，其《神州集》中有对李白的两句译诗：一是把“荒城空大漠”译为“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f；二是将“惊沙乱海日”译为“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g，此类译诗模仿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置的句法。庞德的创作也更多地采取了意象并置的方法，其诗歌创作集《诗章》中大量可见，如第64首“Prayer：hands uplifted/Solitude：a person，a Nurse”h和第79首“Moon，cloud，tower a patch of the battisero/all of whitene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