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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间，“人民性”（“阶级性”）、“民族国家”和“现代性”是学术界先后用来解读当代文学历史的不同的总体性范畴。由于“现代性”自身的多维构成及其包容性和含混性，特别是中西语境的历史性差异，自1980年代到今天，该理论既为大陆思想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多重的视角和丰富的灵感，成为进入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认识角度，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分歧与论争，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当代文学带入日益开阔而具纵深感的历史文化视野之中。比如说，因为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写作文本，以及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机制下所产生的新的现实与文化形态，反思“现代性”的思潮曾经在1990年代的大陆知识界勃然兴起，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些学者也借助后现代主義、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时兴理论，在对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学进行命名和阐释的同时，明确以“现代性话语终结论”宣告“后新时期”的到来;而另一些学者则借鉴哈贝马斯和詹姆森对德国现代历史的研究结论，以“未完成的现代性”之说强调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认为与西方的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现代性”不同，“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尚任重道远;而正是因为文化启蒙和现代性发展的滞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呈现出“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并未消除的“前现代性”因素同时并存的特殊现实。“因此，反启蒙，反寓言，反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终结话语，并不能终结当代文学的现代性。”①而且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同时也构成“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思想难题。②
如果说，发生于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现代性话语终结论”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之争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及时反应和把握，那么，发端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则因为将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之中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并且全面质疑和挑战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学叙事，从而引发了大陆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与对立。而单纯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一方面有力地解构了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所形成的“启蒙”/“救亡”、“现代”/“传统”、“文明”/“愚昧”等二元对立的“断裂论”历史叙事，指出了“救亡”“革命”的现代性，揭示了个人本位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个人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启蒙运动中的合体共生，使得“当代”“当代文学”忽然成为非本质化、非凝定的概念与对象，并且以更为丰富的“现代性”视野重新打开了一度被“新启蒙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所回避的“禁区”与盲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因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提出，有其特殊的西方语境、问题意识和抽象性质，并且包含对中国当代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的某种误读，故而在其经过跨文化旅行来到中国之后，难免出现脱离中国当代的具体语境和国人切身的经验感受、回避和掩饰部分历史事实与真相的问题，一时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严重的波动和不适”，“并对刚刚由‘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相对统一批判的观点产生掀毁式的效应”③。而受其影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出现以论代史，以思想史研究代替文学史研究，偏离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中介性及其相应独立的标准尺度，而以改革前的阶级论思维臧否文学的现象。
当然，人类的进化总是在各种试错和误读中进行的。尽管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围绕“现代性”的问题聚讼纷纭，但它所掀起的头脑风暴却深化了人们对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之独特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与思考。而且随着“现代性”理论资源的不断引入和讨论的渐趋深化，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少的学者倾向立足于文学本身，以社会层面的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与文化层面的审美现代性的二分来考察辨析当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认同当代中国文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相互激励推动的关系等④，这些都证明了“现代性”理论对于人们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极大效能。
二
虽然如上所述，“现代性”理论帮助文学研究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更为丰富和辩证的认识与理解，但是由于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极具争议性，充满悖论、分裂、自相矛盾和冲突，人们对它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现代性的问题更是无所不包，因此，如果简单地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并且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模式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本质化，而忽视其本身内蕴的深刻危机，则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无论是其在当代文学中的丰富而具体的实践展开，还是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视野或视角，现代性本身又是必须问题化的，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检测与反思。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发生与展开实际是人类精神不断下行的世俗化过程。故此，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有第一次现代性与第二次现代性之分。根据国内著名哲人张志扬的梳理，相对用神义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言，第一次现代性就是“去魅”神义正当性转而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由此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若以结构性的思想形态为标志，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下的“感觉主义”、法国政治革命下的“启蒙理性”、德国思想革命下的“先验论”，可看作第一次现代性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对此，张志扬在一张图表中非常简明地列举了两次现代性所分别依据的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如依据感觉（反映论/经验论/怀疑论）、依据理性（自我论/先验论/精神论）、依据劳动（辨证/历史唯物论）【中国切入点】、依据意志（意志论）（“上帝死了”）、依据效用（实用主义）、依据意识（意识现象学）、依据无意识（性/话语/希望）、依据情绪（生存现象学）、依据身体（身体现象学）……张志扬认为，人“依据理性”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说是神义论的人本化或人义论的神本化，黑格尔哲学（依据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依据理性化劳动）可看作其最高形式;人“依据身体”所建立的现代感觉主义则是对意义超世性的全面造反;但无论如何，“人义论”依据人自身，此乃“现代性”不同于古典性或传统性而谓之“现代性”的前提和条件。然而，自19世纪末尼采开始，超验的本体论价值颠覆了，偶发机缘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创造成为主要趋势，为向第二次现代性（依据语言）转化准备了条件。张志扬且把现代的叙事危机所导致的同一的合法性亏空（“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和分化的合法性泛滥（“自我创造”的合法性）称作“现代性危机”的两重意义。⑤ 张志扬以现代性理论的哲学反思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清晰的思想框架。在此框架下，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庶几能得到整体性的观察与把握。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前三十年的现代性主要是依据理性化劳动的“人义论”，“劳动创造了人”（内涵集体主义价值诉求与伦理正当性的“劳动”的同义词还有“生产”“战斗”“奋斗”“建设”“创业”等）不仅成为那个时期的“真理”性话语，也是判定文学价值、文学意义的终极标准，是当代文学的充满现代感的经典性叙事，文学主人公（“工农兵”）往往因为这种“人性”（“阶级性”）而获得历史的主体性光辉;正如蔡翔等学者曾经论述过的那样，“劳动或者劳动中心主义”，“不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真正颠覆传统的贵贱等级秩序，并进而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观念支持”⑥。“革命中国”也可称为“劳动乌托邦”，劳动使工农获得道德身份，而这种道德身份借助“主人”这一政治身份，共同完成了工农在新中国的主体建构⑦。据此而观之，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现代性表达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史有了具体而紧密的关联，二者分享同一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在后四十年的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中，这种现代叙事仍然被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所征用，勉力为社会供给以理性化劳动为合法性基础的同一的现代性依据。
按照张志扬的观点，正是那些看似十足的“依据”却导致了第一次现代性的破产，而且是灾难性的，从而使现代性“完成不了，还是必须完成”成为“危机”式的问题。同样，人“依据理性”或“依据理性化劳动”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在1980年代中国的破产，也引发了中国人几乎是空前的信仰危机和意义困惑，——当年《中国青年》发起的围绕“潘晓”来信中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全国性讨论和那句“主觀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名言即为其典型的症候，堪堪暴露出中国年轻人当时所面临的如何重新认识自我的深重危机。对此，中国社科院学者贺照田的解释是，“文革”结束后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潘晓信中所看到的，尚是一种未真正定型的情绪与心理，一种因受挫折而对先前狂热状态的反弹反应。这一时期年轻一代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寻求”，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的关键结点。而与“潘晓讨论”不无关联的，正是1980年代基本成型，以后越来越实质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有关“主体”“自我”感觉与想象的一些蔓延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的思潮⑧，以及“向内转”的当代文学。这种“向内转”的文学现代性的依据只能是“意志（意志论）”、“意识（意识现象学）”、“无意识（性/话语/希望）”、“情绪（生存现象学）”、“身体”，因此1980年代以来才会先后出现“意识流写作”、“三无小说”、“性爱小说”/通俗文学、“生活流”等，一路下行，小说界直接有“身体写作”，诗歌界则有“下半身写作”……，恰如张志扬所指出的，“古典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唯精神”，“现代人”的观念却是“唯身体”，不再有形而上学本质，不再有共识的普遍理想，一切都在冷静的功利计算中，故此，另一种依据效用（实用主义）的现代性才得以雄壮出场，这就是当时以时代大多数生产者都过于在乎自己物质利益为假设的改革，“实际引导着此改革制度和管理规划方向的，有关时代大多数人特别着重实在物质利益的假设，则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组规划中，往它认为人们所是的状态中驱导着现实中更为复杂的人们”⑨。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与文学特别需要反思与超越的。
不过，作为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文学，其后四十年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也具体得多。如果说，自信“发现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神话在此时期破灭，那么取而代之的，依据个人“自我”—“身体”的“人义论”则自信能够“创造真理”、“再造一个世界”，波德莱尔“瞬间即永恒”的审美现代性成为1980年代最耀眼的理论旗帜。当年各种进行极端实验的先锋诗歌、先锋小说，直至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等，既有“身体”的“人义论”理据，又体现出现代性不断变化、分裂的动态特征，以及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彻底脱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文学曾经被认为是“最大进步”“最先锋”的地方在于其高度强调艺术的自主性的现代主义，属于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文化现代性中的审美现代性。例如韦伯就认为，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是从早期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向世俗的自身合法化的文化转变的过程。在世俗和宗教事务被分化之后，社会的与文化的事物也逐渐分离开来。韦伯强调了艺术在分化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存在的根据不再从艺术之外来寻找，而是在艺术自身，即艺术的“自身合法化”。这就是艺术的自律性。不仅如此，韦伯还认为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拯救功能及其对统一、绝对和确定性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抗，认为艺术能够把人们从一种日常生活的平庸刻板中拯救出来，特别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拯救出来⑩。对照韦伯观点，1980年代开始激动人心的“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自身”“诗到语言为止”“回到诗歌（本身）”等主张其实都是要伸张这种对启蒙现代性既依赖又反叛的审美现代性。而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高扬，在“先锋小说”作家如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那里具体表现为语言及叙事形式上的革命，而许多现代主义诗人则“开始‘卷入与语言的搏斗’。诗歌的表现力也开始掺杂进语言的个人化的巨型增殖”11。于是，对应于第一次现代性向着依据语言的第二次现代性的转化，与西方文化同行一样，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表现出狂热的对于语言创新的着迷，恰如美国社会理论大家哈维所说：“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专注于语言，专注于发现表达永恒真理的某种特殊方式。个人的成就取决于在语言方面和表达方式方面的创新。如伦恩（1985，41）评论所说的，结果是现代主义的作品‘经常故意把它自身的真实展示为一种建构或一种技巧’，由此把大部分艺术变成了‘自我指涉的建构，而不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像詹姆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像马拉美和阿拉贡那样的诗人，像马奈、毕莎罗和杰克逊·波洛克那样的画家，都显示出了对于用他们自己建构的语言创造新代码、意味和隐喻的一种极度关注”。12 根据哈维的阐述，1980年代在“先锋诗界”不胫而走的那句“诗到语言为止”和“非非主义”“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也就不足为奇、不难理解了。而且，新世纪以来真正有抱负的当代中国诗人也仍然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表现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例如臧棣、哑石、陈先发等诗人的写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毕竟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深深卷入现代性的全球化场域，加上国内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差异，“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因素混融难分的特殊现实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学的观念与实践。其实，早在1980年代，“先锋诗界”中最为活跃的“他们”“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等诗歌群体的现代主义诗歌实验已经混杂着西方先锋派的艺术与生活融合的观念;而1990年代以后盛行开来的重视日常经验、生活现场和口语化的叙事诗学，进入新世纪以后更被许多顶着“诗人”名号的写诗者糟蹋成分行的生活日记，堪称对于西方先锋派艺术观念令人哭笑不得的另类误读。此事再度证明，经过跨语境旅行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多么荒谬的奇葩。虽然说，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与先锋派都在提示我们一种看待审美现代性的新角度，但是正如德国美学家比格尔所认为的，现代主义不同于先锋派，因为前者主张艺术的自律性，而后者则反对自律性13。那么，缺少基本的自律性和独立性，包括诗歌之内的文学艺术的现代性价值又当几何呢？
三
著名学者陈晓明在谈到“现代性”问题时，曾经强调指出，现代性并不是我们重新建构历史总体性所依靠的一个巨大的脚手架，相反，它是我们质疑业已建构的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反思纲目14。的确，在一个总体性遭受后现代理论严重质疑、现代性所依据的基础均已发生危机的今天，重建历史总体性的努力無疑是徒劳的甚至是可笑的，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将中国当代文学放置在全球化的现代性思想谱系进行观察与思考的实践是荒唐的。实际上，若要理清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观念背景和精神脉络，完全放弃现代性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正是一个多重现代性话语博弈交织的特殊场域，当代文学则内含着中国人丰富而复杂的现代性想象与实践。显而易见的，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体现了现代性的几种主要的思想脉络，本文试举其中的两种略述如下：
（一）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进化论是一种与古典中国的循环论截然不同的西方式的现代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其基本内容包括线性的时间观，人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观，“优胜劣汰”的世界观，新必胜于旧的进步观等，这些观念既构筑了现代中国思想的重要基础，又成为现当代中国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其历史预设和发展预期，均建立在现代的进化论意识之上，在当代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那里，其思想基础都不是古代中国的循环论，而是现代中国的进化论15。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实践同样是在这种进化论中展开，其结果既表现为前三十年文学的“面向未来”的历史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文学史家洪子诚所指出的特有的“断裂”意识，也出现了1980年代文学如学者黄子平所形容的特殊心态——“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而且，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是在这种单一的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上被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奉为最先进、最理想的文学形态和标准而风靡一时，跟随者甚众16。
（二）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线性进化的历史发展观和“优胜劣汰”的世界观导致中国人从古老的“天下”观念转变到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并且具有一种文明古国睁眼环视世界民族之林之后所产生的崭新的民族较量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及文学17，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十七年”时期领袖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即明确以“超英赶美”为目标。而“新中国”作为现代“想象的共同体”的实现，对于同质性国民的追求成为它从组织上、制度上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民进行意识形态规训/改造的隐秘动机，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由此而来。具体到当代文学实践的设想与引导上，五四时期“再造文明”的世界主义梦想到了延安时期便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改造和民间文化资源的选择性征用。而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带来的自信自强，毛泽东进一步在当代文学领域提出了“古典诗歌+民歌”的“新诗的出路”，这都是因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对于当代文学的压力所致，也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建立其文化合法性的需要。可以说，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上至今争论不休的“传统”问题主要与这种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相关。所以，据此而观之，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并不能单纯地从“阶级论”的角度将其完全等同于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其更主要的动力应该是出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内含中华（农耕）文明传统对于西方（工商）文明传统的本能反抗。
如果考虑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英国文化研究大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现代性多重建构论”显然更有契合性和阐释力。霍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霍尔认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并非从同一的时间开始并发展，它们是不同的进程，根据不同的历史时间范围运作，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多样的、或然性的结果……形成现代社会的各进程在每一个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也因此表现出现代性的不同选择。换句话说，现代性不是单一进程的结果，而是许多不同进程和历史凝缩的结果18。根据霍尔的观点，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命题实际充满巨大的张力与丰富性。
总而言之，思考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既要在历时性的文明传统中进行，又应该参照共时性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形成，而作为一种不断被生产出的历史性话语，现代性终究还是被建构的理论织物。
【注释】
①涂险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终结”话语质疑》，《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胡传吉：《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想难题：未完成的现代性》，《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③吴娱玉：《“反现代的现代性”之考辨——兼论理论在双向旅行中的结构变化》，《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④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关于中国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
⑤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27-339页。
⑥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6页。
⑦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⑧⑨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⑩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另外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2戴维·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美]马泰·卡林内斯库 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13页。
13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4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张法：《中国现代性以来思想史上的五大观念》，《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16张旭东认为，艾略特、卡夫卡、庞德、里尔克等现代主义者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首先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可能性，从感官、想象力到审美和形式快感的追求，从知识、认识能力到语言上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另外，它还包含着一个未来学意义上的“现代”想象，出现于“落后”的形而上学图景的对立面，“西方现代派本身总体性的神话成份，在80年代基本上还是被当作形式和审美启蒙被正面接受下来的，正如‘现代性’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价值系统被正面接受下来一样。”。详见张旭东、朱羽：《从“现代主义”到“文化政治”——张旭东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17刘小枫就认为，“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详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94页。
18斯图亚特·霍尔：《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 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2-53頁。
（钱文亮，上海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活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38）
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间，“人民性”（“阶级性”）、“民族国家”和“现代性”是学术界先后用来解读当代文学历史的不同的总体性范畴。由于“现代性”自身的多维构成及其包容性和含混性，特别是中西语境的历史性差异，自1980年代到今天，该理论既为大陆思想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多重的视角和丰富的灵感，成为进入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认识角度，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分歧与论争，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当代文学带入日益开阔而具纵深感的历史文化视野之中。比如说，因为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写作文本，以及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机制下所产生的新的现实与文化形态，反思“现代性”的思潮曾经在1990年代的大陆知识界勃然兴起，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些学者也借助后现代主義、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时兴理论，在对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学进行命名和阐释的同时，明确以“现代性话语终结论”宣告“后新时期”的到来;而另一些学者则借鉴哈贝马斯和詹姆森对德国现代历史的研究结论，以“未完成的现代性”之说强调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认为与西方的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现代性”不同，“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尚任重道远;而正是因为文化启蒙和现代性发展的滞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呈现出“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并未消除的“前现代性”因素同时并存的特殊现实。“因此，反启蒙，反寓言，反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终结话语，并不能终结当代文学的现代性。”①而且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同时也构成“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思想难题。②
如果说，发生于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现代性话语终结论”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之争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及时反应和把握，那么，发端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则因为将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之中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并且全面质疑和挑战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学叙事，从而引发了大陆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与对立。而单纯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一方面有力地解构了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所形成的“启蒙”/“救亡”、“现代”/“传统”、“文明”/“愚昧”等二元对立的“断裂论”历史叙事，指出了“救亡”“革命”的现代性，揭示了个人本位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个人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启蒙运动中的合体共生，使得“当代”“当代文学”忽然成为非本质化、非凝定的概念与对象，并且以更为丰富的“现代性”视野重新打开了一度被“新启蒙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所回避的“禁区”与盲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因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提出，有其特殊的西方语境、问题意识和抽象性质，并且包含对中国当代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的某种误读，故而在其经过跨文化旅行来到中国之后，难免出现脱离中国当代的具体语境和国人切身的经验感受、回避和掩饰部分历史事实与真相的问题，一时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严重的波动和不适”，“并对刚刚由‘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相对统一批判的观点产生掀毁式的效应”③。而受其影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出现以论代史，以思想史研究代替文学史研究，偏离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中介性及其相应独立的标准尺度，而以改革前的阶级论思维臧否文学的现象。
当然，人类的进化总是在各种试错和误读中进行的。尽管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围绕“现代性”的问题聚讼纷纭，但它所掀起的头脑风暴却深化了人们对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之独特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与思考。而且随着“现代性”理论资源的不断引入和讨论的渐趋深化，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少的学者倾向立足于文学本身，以社会层面的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与文化层面的审美现代性的二分来考察辨析当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认同当代中国文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相互激励推动的关系等④，这些都证明了“现代性”理论对于人们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极大效能。
二
虽然如上所述，“现代性”理论帮助文学研究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更为丰富和辩证的认识与理解，但是由于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极具争议性，充满悖论、分裂、自相矛盾和冲突，人们对它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现代性的问题更是无所不包，因此，如果简单地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并且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模式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本质化，而忽视其本身内蕴的深刻危机，则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无论是其在当代文学中的丰富而具体的实践展开，还是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视野或视角，现代性本身又是必须问题化的，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检测与反思。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发生与展开实际是人类精神不断下行的世俗化过程。故此，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有第一次现代性与第二次现代性之分。根据国内著名哲人张志扬的梳理，相对用神义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言，第一次现代性就是“去魅”神义正当性转而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由此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若以结构性的思想形态为标志，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下的“感觉主义”、法国政治革命下的“启蒙理性”、德国思想革命下的“先验论”，可看作第一次现代性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对此，张志扬在一张图表中非常简明地列举了两次现代性所分别依据的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如依据感觉（反映论/经验论/怀疑论）、依据理性（自我论/先验论/精神论）、依据劳动（辨证/历史唯物论）【中国切入点】、依据意志（意志论）（“上帝死了”）、依据效用（实用主义）、依据意识（意识现象学）、依据无意识（性/话语/希望）、依据情绪（生存现象学）、依据身体（身体现象学）……张志扬认为，人“依据理性”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说是神义论的人本化或人义论的神本化，黑格尔哲学（依据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依据理性化劳动）可看作其最高形式;人“依据身体”所建立的现代感觉主义则是对意义超世性的全面造反;但无论如何，“人义论”依据人自身，此乃“现代性”不同于古典性或传统性而谓之“现代性”的前提和条件。然而，自19世纪末尼采开始，超验的本体论价值颠覆了，偶发机缘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创造成为主要趋势，为向第二次现代性（依据语言）转化准备了条件。张志扬且把现代的叙事危机所导致的同一的合法性亏空（“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和分化的合法性泛滥（“自我创造”的合法性）称作“现代性危机”的两重意义。⑤ 张志扬以现代性理论的哲学反思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清晰的思想框架。在此框架下，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庶几能得到整体性的观察与把握。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前三十年的现代性主要是依据理性化劳动的“人义论”，“劳动创造了人”（内涵集体主义价值诉求与伦理正当性的“劳动”的同义词还有“生产”“战斗”“奋斗”“建设”“创业”等）不仅成为那个时期的“真理”性话语，也是判定文学价值、文学意义的终极标准，是当代文学的充满现代感的经典性叙事，文学主人公（“工农兵”）往往因为这种“人性”（“阶级性”）而获得历史的主体性光辉;正如蔡翔等学者曾经论述过的那样，“劳动或者劳动中心主义”，“不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真正颠覆传统的贵贱等级秩序，并进而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观念支持”⑥。“革命中国”也可称为“劳动乌托邦”，劳动使工农获得道德身份，而这种道德身份借助“主人”这一政治身份，共同完成了工农在新中国的主体建构⑦。据此而观之，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现代性表达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史有了具体而紧密的关联，二者分享同一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在后四十年的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中，这种现代叙事仍然被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所征用，勉力为社会供给以理性化劳动为合法性基础的同一的现代性依据。
按照张志扬的观点，正是那些看似十足的“依据”却导致了第一次现代性的破产，而且是灾难性的，从而使现代性“完成不了，还是必须完成”成为“危机”式的问题。同样，人“依据理性”或“依据理性化劳动”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在1980年代中国的破产，也引发了中国人几乎是空前的信仰危机和意义困惑，——当年《中国青年》发起的围绕“潘晓”来信中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全国性讨论和那句“主觀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名言即为其典型的症候，堪堪暴露出中国年轻人当时所面临的如何重新认识自我的深重危机。对此，中国社科院学者贺照田的解释是，“文革”结束后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潘晓信中所看到的，尚是一种未真正定型的情绪与心理，一种因受挫折而对先前狂热状态的反弹反应。这一时期年轻一代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寻求”，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的关键结点。而与“潘晓讨论”不无关联的，正是1980年代基本成型，以后越来越实质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有关“主体”“自我”感觉与想象的一些蔓延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的思潮⑧，以及“向内转”的当代文学。这种“向内转”的文学现代性的依据只能是“意志（意志论）”、“意识（意识现象学）”、“无意识（性/话语/希望）”、“情绪（生存现象学）”、“身体”，因此1980年代以来才会先后出现“意识流写作”、“三无小说”、“性爱小说”/通俗文学、“生活流”等，一路下行，小说界直接有“身体写作”，诗歌界则有“下半身写作”……，恰如张志扬所指出的，“古典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唯精神”，“现代人”的观念却是“唯身体”，不再有形而上学本质，不再有共识的普遍理想，一切都在冷静的功利计算中，故此，另一种依据效用（实用主义）的现代性才得以雄壮出场，这就是当时以时代大多数生产者都过于在乎自己物质利益为假设的改革，“实际引导着此改革制度和管理规划方向的，有关时代大多数人特别着重实在物质利益的假设，则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组规划中，往它认为人们所是的状态中驱导着现实中更为复杂的人们”⑨。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与文学特别需要反思与超越的。
不过，作为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文学，其后四十年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也具体得多。如果说，自信“发现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神话在此时期破灭，那么取而代之的，依据个人“自我”—“身体”的“人义论”则自信能够“创造真理”、“再造一个世界”，波德莱尔“瞬间即永恒”的审美现代性成为1980年代最耀眼的理论旗帜。当年各种进行极端实验的先锋诗歌、先锋小说，直至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等，既有“身体”的“人义论”理据，又体现出现代性不断变化、分裂的动态特征，以及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彻底脱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文学曾经被认为是“最大进步”“最先锋”的地方在于其高度强调艺术的自主性的现代主义，属于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文化现代性中的审美现代性。例如韦伯就认为，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是从早期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向世俗的自身合法化的文化转变的过程。在世俗和宗教事务被分化之后，社会的与文化的事物也逐渐分离开来。韦伯强调了艺术在分化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存在的根据不再从艺术之外来寻找，而是在艺术自身，即艺术的“自身合法化”。这就是艺术的自律性。不仅如此，韦伯还认为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拯救功能及其对统一、绝对和确定性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抗，认为艺术能够把人们从一种日常生活的平庸刻板中拯救出来，特别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拯救出来⑩。对照韦伯观点，1980年代开始激动人心的“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自身”“诗到语言为止”“回到诗歌（本身）”等主张其实都是要伸张这种对启蒙现代性既依赖又反叛的审美现代性。而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高扬，在“先锋小说”作家如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那里具体表现为语言及叙事形式上的革命，而许多现代主义诗人则“开始‘卷入与语言的搏斗’。诗歌的表现力也开始掺杂进语言的个人化的巨型增殖”11。于是，对应于第一次现代性向着依据语言的第二次现代性的转化，与西方文化同行一样，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表现出狂热的对于语言创新的着迷，恰如美国社会理论大家哈维所说：“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专注于语言，专注于发现表达永恒真理的某种特殊方式。个人的成就取决于在语言方面和表达方式方面的创新。如伦恩（1985，41）评论所说的，结果是现代主义的作品‘经常故意把它自身的真实展示为一种建构或一种技巧’，由此把大部分艺术变成了‘自我指涉的建构，而不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像詹姆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像马拉美和阿拉贡那样的诗人，像马奈、毕莎罗和杰克逊·波洛克那样的画家，都显示出了对于用他们自己建构的语言创造新代码、意味和隐喻的一种极度关注”。12 根据哈维的阐述，1980年代在“先锋诗界”不胫而走的那句“诗到语言为止”和“非非主义”“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也就不足为奇、不难理解了。而且，新世纪以来真正有抱负的当代中国诗人也仍然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表现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例如臧棣、哑石、陈先发等诗人的写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毕竟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深深卷入现代性的全球化场域，加上国内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差异，“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因素混融难分的特殊现实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学的观念与实践。其实，早在1980年代，“先锋诗界”中最为活跃的“他们”“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等诗歌群体的现代主义诗歌实验已经混杂着西方先锋派的艺术与生活融合的观念;而1990年代以后盛行开来的重视日常经验、生活现场和口语化的叙事诗学，进入新世纪以后更被许多顶着“诗人”名号的写诗者糟蹋成分行的生活日记，堪称对于西方先锋派艺术观念令人哭笑不得的另类误读。此事再度证明，经过跨语境旅行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多么荒谬的奇葩。虽然说，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与先锋派都在提示我们一种看待审美现代性的新角度，但是正如德国美学家比格尔所认为的，现代主义不同于先锋派，因为前者主张艺术的自律性，而后者则反对自律性13。那么，缺少基本的自律性和独立性，包括诗歌之内的文学艺术的现代性价值又当几何呢？
三
著名学者陈晓明在谈到“现代性”问题时，曾经强调指出，现代性并不是我们重新建构历史总体性所依靠的一个巨大的脚手架，相反，它是我们质疑业已建构的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反思纲目14。的确，在一个总体性遭受后现代理论严重质疑、现代性所依据的基础均已发生危机的今天，重建历史总体性的努力無疑是徒劳的甚至是可笑的，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将中国当代文学放置在全球化的现代性思想谱系进行观察与思考的实践是荒唐的。实际上，若要理清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观念背景和精神脉络，完全放弃现代性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正是一个多重现代性话语博弈交织的特殊场域，当代文学则内含着中国人丰富而复杂的现代性想象与实践。显而易见的，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体现了现代性的几种主要的思想脉络，本文试举其中的两种略述如下：
（一）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进化论是一种与古典中国的循环论截然不同的西方式的现代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其基本内容包括线性的时间观，人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观，“优胜劣汰”的世界观，新必胜于旧的进步观等，这些观念既构筑了现代中国思想的重要基础，又成为现当代中国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其历史预设和发展预期，均建立在现代的进化论意识之上，在当代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那里，其思想基础都不是古代中国的循环论，而是现代中国的进化论15。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实践同样是在这种进化论中展开，其结果既表现为前三十年文学的“面向未来”的历史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文学史家洪子诚所指出的特有的“断裂”意识，也出现了1980年代文学如学者黄子平所形容的特殊心态——“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而且，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是在这种单一的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上被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奉为最先进、最理想的文学形态和标准而风靡一时，跟随者甚众16。
（二）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线性进化的历史发展观和“优胜劣汰”的世界观导致中国人从古老的“天下”观念转变到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并且具有一种文明古国睁眼环视世界民族之林之后所产生的崭新的民族较量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及文学17，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十七年”时期领袖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即明确以“超英赶美”为目标。而“新中国”作为现代“想象的共同体”的实现，对于同质性国民的追求成为它从组织上、制度上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民进行意识形态规训/改造的隐秘动机，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由此而来。具体到当代文学实践的设想与引导上，五四时期“再造文明”的世界主义梦想到了延安时期便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改造和民间文化资源的选择性征用。而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带来的自信自强，毛泽东进一步在当代文学领域提出了“古典诗歌+民歌”的“新诗的出路”，这都是因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对于当代文学的压力所致，也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建立其文化合法性的需要。可以说，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上至今争论不休的“传统”问题主要与这种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相关。所以，据此而观之，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并不能单纯地从“阶级论”的角度将其完全等同于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其更主要的动力应该是出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内含中华（农耕）文明传统对于西方（工商）文明传统的本能反抗。
如果考虑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英国文化研究大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现代性多重建构论”显然更有契合性和阐释力。霍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霍尔认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并非从同一的时间开始并发展，它们是不同的进程，根据不同的历史时间范围运作，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多样的、或然性的结果……形成现代社会的各进程在每一个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也因此表现出现代性的不同选择。换句话说，现代性不是单一进程的结果，而是许多不同进程和历史凝缩的结果18。根据霍尔的观点，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命题实际充满巨大的张力与丰富性。
总而言之，思考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既要在历时性的文明传统中进行，又应该参照共时性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形成，而作为一种不断被生产出的历史性话语，现代性终究还是被建构的理论织物。
【注释】
①涂险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终结”话语质疑》，《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胡传吉：《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想难题：未完成的现代性》，《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③吴娱玉：《“反现代的现代性”之考辨——兼论理论在双向旅行中的结构变化》，《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④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关于中国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
⑤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27-339页。
⑥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6页。
⑦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⑧⑨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⑩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另外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2戴维·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美]马泰·卡林内斯库 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13页。
13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4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张法：《中国现代性以来思想史上的五大观念》，《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16张旭东认为，艾略特、卡夫卡、庞德、里尔克等现代主义者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首先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可能性，从感官、想象力到审美和形式快感的追求，从知识、认识能力到语言上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另外，它还包含着一个未来学意义上的“现代”想象，出现于“落后”的形而上学图景的对立面，“西方现代派本身总体性的神话成份，在80年代基本上还是被当作形式和审美启蒙被正面接受下来的，正如‘现代性’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价值系统被正面接受下来一样。”。详见张旭东、朱羽：《从“现代主义”到“文化政治”——张旭东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17刘小枫就认为，“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详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94页。
18斯图亚特·霍尔：《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 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2-53頁。
（钱文亮，上海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活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