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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1日晚上8点，湖南武冈，这个季节，天黑得出其的早，夜色笼罩下，四处漆黑，伸手不见五指。46岁的小平骑着摩托车，搭载着从豆腐厂下班的老婆，匆匆往家里赶。这辆摩托车是小平外出做工的唯一交通工具，没车牌、没正规来源、没执照、没车灯、没头盔，刹车失灵。
小平骑车行驶的路，是一条正在修理的路，坑坑洼洼，路边堆了不少石子、土方。此路因为在翻修，无路牌、无路灯、无指示牌。
据小平回忆，骑到城乡结合部的时候，在车的前方出现一辆闪着亮灯的货车，他一急，赶紧拐到路边，乘着余光，猛然发现前面是一堆土方，赶紧刹车，然刹车失灵，已经来不急，车突然栽倒，后座的妻子也跟着飞出去，后脑着地，当场死亡。不知过了多久，满脸鲜血的小平爬起来，赶紧打电话给哥哥友成，告诉他，出了车祸，叫人来处理。
车祸的消息很快将整个家族与村落的力量调动起来，甚至惊动在城里工作的家族成员。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大家紧急出动，有车的出车，有人的出人，赶往车祸现场。小平在现场等着，他没有打120和110电话。
根据现代的交通法规处理流程，出了车祸，第一时间肯定是打120和110电话。医生救治伤者，交警勘察现场，固定证据。
然后，交通管理部门在充分了解事故情况并结合收集到的各种证据后，厘清各方的责任，客观、公正地制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如果当事人违反交通法规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对肇事责任人予以警告、罚款、吊扣、吊销驾驶证或拘留等的处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在双方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为期10天的调解。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在法定的调解期限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受害方可向法院起诉，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根据交警的讲述，他们知道此次交通事故，是在事故发生一两个小时后。那么，交警是如何知道的呢？这说来话长。话说小平打完电话，乡亲们急忙赶到现场。大家赶忙打120电话，急救医生赶到后，发现小平妻子已经身亡，小平却坚决不肯去医院。救护医生只好打道回府，并报了110。
当交警赶到现场时，现场已经破坏殆尽。小平和他妻子都已经被抬回家，损坏的摩托车也已经被抬走，现场已经看不出车祸的痕迹。如果不是医生报警，外人很难看出这里出过车祸。交警没有办法，只好紧急出动十多名交警四处搜索。
而在另一头，小平的宗亲与乡亲最急迫的事，却是想着怎么处理小平妻子的后事。因为，在乡村人的眼中，逝者早日入土为安，是最重要的大事。大家手忙脚乱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买寿材办丧事。在去城里买寿材的路上，小平和乡亲被交警拦截。
面对交警的盘问，小平理直气壮地说：“车祸死的是我老婆，交警管得了么？”而交警似乎也认可这种说法，在验了他没有醉酒后，就让小平签了单子，最后不置可否。
传统仍然在发生影响。传统观念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既然发生车祸的是夫妻俩，交警也管不着了。后来，笔者去交警大队问是否有事故处理单，交警感觉有点不可思议。最后，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仅从交通事故的角度来看，按照有关交通法规界定，在此次事故中责任人显然是货车司机和小平，甚至修路的责任单位都要负责任;但从地方舆论来看，人们却普遍认为，完全是小平自己的责任。当然，硬约束的法律，在这里似乎没有多大威力;作为软约束的地方舆论，同样也乏力。
既然死人了，总要找人负责。最后，大家想到了小平妻子打工的食品厂。于是，他们找到工厂负责人。一开始，工厂只愿意出3000元钱安葬费。这一下，大家沸腾了。小平的堂哥马上组织村里所有同姓的族人，每家每户出人出力，坐上拖拉机，浩浩荡荡地赶到工厂门前示威。
为首的堂哥在后援的支持下，理直气壮地给工厂负责人下了最后通牒：“他们家出了车祸，家破人亡。现在无人出钱，这钱是你出，还是我们大家出？如果是我们出，那以后我们每天都来找工厂要……”最后，工厂迫于众怒，只好同意出3万元丧葬费，并同意帮忙去争取保险金。
只要钱能解决问题，在乡村，其实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化解成不是问题。小平家族最终接受了赔偿。但在他们心目中，这并不是理所当然应得到的，而是闹来的。
其实，按照《劳动法》，上下班途中出车祸，应该算工伤。但是，这似乎并不起作用，不管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没有想到法律。大家基于朴素的观念，觉得作为小平妻子的单位，就是她的“娘家”，应该为她的丧葬负责。而作为厂方，似乎也没想到要走法律流程，通过工伤保险，该出多少是多少。他们自认倒霉，以不出事为原则。
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政治。根据社会学家于建嵘的研究，底层社会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容易极端维权，他们没有公力救济渠道，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或者个人极端行为来抗争，把问题闹大，激化矛盾。基于维稳政治，政府或企业不得不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
以现代法治理念观之，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法律在这一事件实践中所遭遇的，也许就不是个法律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讲，他们可以要求赔偿;然而，他们却信“闹”不信“法”，靠闹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与闹发生了移位。
在这场纠纷中，法、理、情缺位。当初，交警本来应该按法律程序处理这起车祸，却偏无作为;小平一家即便是想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应该依法维权，讲道理，通过合法渠道，尽量不激化矛盾。对于本该通过法律和说理来解决的问题，由于对事实认识的偏差，又缺乏司法救济渠道，他们往往习惯于靠闹来解决。而企业甚至地方政府有时迫于压力，不是着眼于怎样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无奈地花钱买平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行为。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件事故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特殊的社会结构依旧在起作用。一方面，小平住医院，完全沒有出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但是，大家已经默认可以代为全权处理。另一方面，小平妻子的丧葬，小平也完全没有出面，在家族的主持下，办得很隆重，大家都很满意。对于小平来说，这是他的支持网络，没有这个网络，他寸步难行。当然，这也制约着乡村法治的现代化进程。 在鄉村，这是对一桩车祸的最本能的处理方式。这一系列的处理流程，离法治规则相去甚远，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复杂的中国——乡土中国：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司法救济渠道的缺乏、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乡村旧有矛盾解决机制与现代法治解决机制的张力……忽视了乡土中国背后复杂的社会肌理，“神圣”的法律也难以定纷止争。
那么，在乡村为什么法律难以起主导作用呢？法律是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但是法律要实行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以本案为例，如果要走法律程序，那么可能吗？首先，小平骑的摩托车，属于“三无产品”，如果按交通法规，属于违章驾驶，出了车祸，涉嫌交通肇事罪;其次，从搜集证据的角度，现代交通道路，一般有摄像头之类，可以保留证据，但是，由于案发地处于城乡结合部，这些道路根本就没有摄像头，又是晚上，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证据证明是否有货车影响小平的驾驶;再次，小平骑车撞到的那堆沙子，也根本无法找到负责单位。
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民众，以现代的标准要求他们，似乎不合情理。小平家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外出打工，只能养活自己，家中有两个小孩在读书，另外刚盖好房子，欠了不少债。因此，小平起早贪黑做建筑工。要求他买一辆新的、有正规手续、上牌的摩托车，似乎有点奢侈。根据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当一个底层百姓足够贫穷时，他们愿意用血汗换来收入。同理，当一个人足够贫穷时，他对生命安全的关注程度以及为此投入资源的意愿肯定很低。
总之，以小平为代表的底层社会，过的是一种“三低”生活（低成本、低水平、低收益）。而法治的成本高得多（老百姓打一场官司，到处奔波，耗时费力，破财不计其数，应酬不胜其苦）。当收益低于将要付出的成本时，他们肯定寻找传统的人治（也就是寻求传统的宗族、亲朋关系网络支持，讨说法，满足利益诉求）。因此，要想实现法治，一定要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
另外，在农村，人们不习惯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背后有很多让人纠结的原因：历史、人文、观念问题、处理是否公正、当事人的法律素养……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开始不惧艰辛地向司法机关“讨个说法”，但当最后村长被实施治安拘留处罚之后，秋菊却又困惑不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她要讨的“说法”。因为秋菊很清楚，她得到的这一“收益”抵不过她将要付出的成本：她还要和村长一家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然而这次村长被拘留，将导致两家结成世仇，冤冤相报何时了？秋菊们愿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吗？
在社会心理上，法的运行要有良好的公民认同心态和市民权利意识。而在乡村这个人情社会中，司法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各方对司法的运行进行了丰富的“想象”（比如，对方有“关系”、司法不公等等），这些想象的“事实”不管是不是“事实”，其实都已经是一种“事实”。在解决纠纷时，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精心搜集证据，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绞尽脑汁，去找“关系”摆平。这种解决纠纷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是法治运行的“绊脚石”。这些都是未来中国法治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小平骑车行驶的路，是一条正在修理的路，坑坑洼洼，路边堆了不少石子、土方。此路因为在翻修，无路牌、无路灯、无指示牌。
据小平回忆，骑到城乡结合部的时候，在车的前方出现一辆闪着亮灯的货车，他一急，赶紧拐到路边，乘着余光，猛然发现前面是一堆土方，赶紧刹车，然刹车失灵，已经来不急，车突然栽倒，后座的妻子也跟着飞出去，后脑着地，当场死亡。不知过了多久，满脸鲜血的小平爬起来，赶紧打电话给哥哥友成，告诉他，出了车祸，叫人来处理。
车祸的消息很快将整个家族与村落的力量调动起来，甚至惊动在城里工作的家族成员。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大家紧急出动，有车的出车，有人的出人，赶往车祸现场。小平在现场等着，他没有打120和110电话。
法、理、情的错位
根据现代的交通法规处理流程，出了车祸，第一时间肯定是打120和110电话。医生救治伤者，交警勘察现场，固定证据。
然后，交通管理部门在充分了解事故情况并结合收集到的各种证据后，厘清各方的责任，客观、公正地制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如果当事人违反交通法规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对肇事责任人予以警告、罚款、吊扣、吊销驾驶证或拘留等的处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可以在双方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为期10天的调解。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在法定的调解期限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受害方可向法院起诉，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根据交警的讲述，他们知道此次交通事故，是在事故发生一两个小时后。那么，交警是如何知道的呢？这说来话长。话说小平打完电话，乡亲们急忙赶到现场。大家赶忙打120电话，急救医生赶到后，发现小平妻子已经身亡，小平却坚决不肯去医院。救护医生只好打道回府，并报了110。
当交警赶到现场时，现场已经破坏殆尽。小平和他妻子都已经被抬回家，损坏的摩托车也已经被抬走，现场已经看不出车祸的痕迹。如果不是医生报警，外人很难看出这里出过车祸。交警没有办法，只好紧急出动十多名交警四处搜索。
而在另一头，小平的宗亲与乡亲最急迫的事，却是想着怎么处理小平妻子的后事。因为，在乡村人的眼中，逝者早日入土为安，是最重要的大事。大家手忙脚乱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买寿材办丧事。在去城里买寿材的路上，小平和乡亲被交警拦截。
面对交警的盘问，小平理直气壮地说：“车祸死的是我老婆，交警管得了么？”而交警似乎也认可这种说法，在验了他没有醉酒后，就让小平签了单子，最后不置可否。
传统仍然在发生影响。传统观念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既然发生车祸的是夫妻俩，交警也管不着了。后来，笔者去交警大队问是否有事故处理单，交警感觉有点不可思议。最后，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
仅从交通事故的角度来看，按照有关交通法规界定，在此次事故中责任人显然是货车司机和小平，甚至修路的责任单位都要负责任;但从地方舆论来看，人们却普遍认为，完全是小平自己的责任。当然，硬约束的法律，在这里似乎没有多大威力;作为软约束的地方舆论，同样也乏力。
既然死人了，总要找人负责。最后，大家想到了小平妻子打工的食品厂。于是，他们找到工厂负责人。一开始，工厂只愿意出3000元钱安葬费。这一下，大家沸腾了。小平的堂哥马上组织村里所有同姓的族人，每家每户出人出力，坐上拖拉机，浩浩荡荡地赶到工厂门前示威。
为首的堂哥在后援的支持下，理直气壮地给工厂负责人下了最后通牒：“他们家出了车祸，家破人亡。现在无人出钱，这钱是你出，还是我们大家出？如果是我们出，那以后我们每天都来找工厂要……”最后，工厂迫于众怒，只好同意出3万元丧葬费，并同意帮忙去争取保险金。
只要钱能解决问题，在乡村，其实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化解成不是问题。小平家族最终接受了赔偿。但在他们心目中，这并不是理所当然应得到的，而是闹来的。
其实，按照《劳动法》，上下班途中出车祸，应该算工伤。但是，这似乎并不起作用，不管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没有想到法律。大家基于朴素的观念，觉得作为小平妻子的单位，就是她的“娘家”，应该为她的丧葬负责。而作为厂方，似乎也没想到要走法律流程，通过工伤保险，该出多少是多少。他们自认倒霉，以不出事为原则。
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政治。根据社会学家于建嵘的研究，底层社会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容易极端维权，他们没有公力救济渠道，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或者个人极端行为来抗争，把问题闹大，激化矛盾。基于维稳政治，政府或企业不得不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
以现代法治理念观之，这一切，似乎不可理解。法律在这一事件实践中所遭遇的，也许就不是个法律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讲，他们可以要求赔偿;然而，他们却信“闹”不信“法”，靠闹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与闹发生了移位。
在这场纠纷中，法、理、情缺位。当初，交警本来应该按法律程序处理这起车祸，却偏无作为;小平一家即便是想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应该依法维权，讲道理，通过合法渠道，尽量不激化矛盾。对于本该通过法律和说理来解决的问题，由于对事实认识的偏差，又缺乏司法救济渠道，他们往往习惯于靠闹来解决。而企业甚至地方政府有时迫于压力，不是着眼于怎样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无奈地花钱买平安，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行为。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件事故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特殊的社会结构依旧在起作用。一方面，小平住医院，完全沒有出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但是，大家已经默认可以代为全权处理。另一方面，小平妻子的丧葬，小平也完全没有出面，在家族的主持下，办得很隆重，大家都很满意。对于小平来说，这是他的支持网络，没有这个网络，他寸步难行。当然，这也制约着乡村法治的现代化进程。 在鄉村，这是对一桩车祸的最本能的处理方式。这一系列的处理流程，离法治规则相去甚远，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复杂的中国——乡土中国：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司法救济渠道的缺乏、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乡村旧有矛盾解决机制与现代法治解决机制的张力……忽视了乡土中国背后复杂的社会肌理，“神圣”的法律也难以定纷止争。
法治的成本
那么，在乡村为什么法律难以起主导作用呢？法律是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但是法律要实行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以本案为例，如果要走法律程序，那么可能吗？首先，小平骑的摩托车，属于“三无产品”，如果按交通法规，属于违章驾驶，出了车祸，涉嫌交通肇事罪;其次，从搜集证据的角度，现代交通道路，一般有摄像头之类，可以保留证据，但是，由于案发地处于城乡结合部，这些道路根本就没有摄像头，又是晚上，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证据证明是否有货车影响小平的驾驶;再次，小平骑车撞到的那堆沙子，也根本无法找到负责单位。
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民众，以现代的标准要求他们，似乎不合情理。小平家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外出打工，只能养活自己，家中有两个小孩在读书，另外刚盖好房子，欠了不少债。因此，小平起早贪黑做建筑工。要求他买一辆新的、有正规手续、上牌的摩托车，似乎有点奢侈。根据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当一个底层百姓足够贫穷时，他们愿意用血汗换来收入。同理，当一个人足够贫穷时，他对生命安全的关注程度以及为此投入资源的意愿肯定很低。
总之，以小平为代表的底层社会，过的是一种“三低”生活（低成本、低水平、低收益）。而法治的成本高得多（老百姓打一场官司，到处奔波，耗时费力，破财不计其数，应酬不胜其苦）。当收益低于将要付出的成本时，他们肯定寻找传统的人治（也就是寻求传统的宗族、亲朋关系网络支持，讨说法，满足利益诉求）。因此，要想实现法治，一定要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
另外，在农村，人们不习惯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背后有很多让人纠结的原因：历史、人文、观念问题、处理是否公正、当事人的法律素养……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开始不惧艰辛地向司法机关“讨个说法”，但当最后村长被实施治安拘留处罚之后，秋菊却又困惑不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她要讨的“说法”。因为秋菊很清楚，她得到的这一“收益”抵不过她将要付出的成本：她还要和村长一家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然而这次村长被拘留，将导致两家结成世仇，冤冤相报何时了？秋菊们愿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吗？
在社会心理上，法的运行要有良好的公民认同心态和市民权利意识。而在乡村这个人情社会中，司法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各方对司法的运行进行了丰富的“想象”（比如，对方有“关系”、司法不公等等），这些想象的“事实”不管是不是“事实”，其实都已经是一种“事实”。在解决纠纷时，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精心搜集证据，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绞尽脑汁，去找“关系”摆平。这种解决纠纷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是法治运行的“绊脚石”。这些都是未来中国法治现代化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