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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从先行指标分析看,建筑业仍处于下降趋势,第三产业企业经营景气指数略有上升但态势远未巩固,消费者信心依然比较脆弱,但经济下降的小周期可望近期内筑底,2012年第四季度有望出现回调,不出意外特殊情况,全年7.5％ GDP增长目标可以实现.从总量指标来看,投资、消费、进出口、物价、人民币币值在短期内均呈下行趋势,但长期内有望回升；通胀程度短期内有所缓解,但并未消除较大的长期上涨压力；就业增长总体上仍稳定,但不确定风险增多；利率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将呈现下行趋势；汇率中长期人民币将有双向波动的较好表现.从经济运行质量指标审视,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上升,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公共服务保障力度不断加强,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不断提高.质量运行不佳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先进制造业效率指标不高,现代服务业质量不高,制约私营企业潜力发挥的因素较多,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改善.财政形势不容乐观,收入增速大幅下降,支出压力不减,控制赤字难度增大.在经济下降周期难以短期结束的大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机遇与风险并存.“机遇”来自五个方面,即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和竞争激励,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巨大需求潜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形成明显的提升动力,经济合作和区域均衡发展带来投资调整和技术创新效应,财政金融形势相对稳定消解“凸显矛盾”具有较大空间.风险来自三个方面,即欧债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实体经济扩张与资本市场泡沫间的“替代风险”、转轨中市场资源配置和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风险”.由此决定,宏观经济运行中上行、下行因素并存,下行因素包括:劳动要素“红利”的减弱与“刘易斯拐点”的临界、大宗原材料定价权缺失、国内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环境容忍度和环境承载力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容忍度下降、改革的承受空间明显压缩、粗放式发展带来的投资效用递减等.经济的上行因素包括:城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支撑、市场配置资源的路径仍有广阔的优化空间、技术创新稳步推进、人力资本的形成速度较快、党的“十八大”后可望提升的“改革红利”与“社会管理红利”支持.上行因素与下行因素对冲后,有可能出现的技术、制度、人力资本、组织管理创新,仍将有可能带来中国经济中长期的较快增长.现阶段我们不仅面临国内外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而且还遇到调控政策选择空间收缩的“两难”与“多难”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贯彻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设定的“稳中求进”主基调同时,针对存在的不利因素,充分发挥财政调控经济的功能与作用,进一步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政策,提升调控的系统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在宏观调控总体框架设计上,将反周期调控与化解深层矛盾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要更加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积极财政政策方面:一是着力构建扩大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政策体系.通过财政补贴实行新一轮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以小排量汽车、节能环保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为重点,特别是提高政府采购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发展.实行促进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的政策补贴措施,推广节能家电、高效照明、高效电机等产品.在消费结构上,通过合理的补贴措施推广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引导有品牌、有保障、易监管的商品消费,由此培育新的消费理念,助推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发挥财政再分配作用.以转移支付和社保体系建设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顺利实现“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以上的量化指标.这是提高居民消费的前提,也是我国居民消费将呈现长期上升趋势的动力.三是保持合理的社会投融资规模,着力扩大内需.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四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与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打破行业垄断,允许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五是稳定和完善出口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开拓市场,积极试点外贸政策的财税支持方案,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在税制改革方面:一是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要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提振消费.二是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蔬菜等农产品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减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税收负担.三是继续贯彻对于中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各地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实施方案,、对中小型微利企业进一步施行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同时减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税外负担,打击向企业变相索贿、摊派等腐败违法行为.四是积极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由分类征税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征税.五是完善进出口退税政策,对集成电路重点项目和部分进口设备留抵税额予以退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一是以税改推进体制改革.推进资源税改革进程.尽快实行煤炭、岩金矿、磷矿等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部分品目可先行试点,在一定幅度内根据资源差异确定税率标准.在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将来可以将资源税作为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建立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启动环境税改革措施.环境税不仅给企业以成本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给民间环保行为以激励,对于“清费立税”具有重要作用.应按照先易后难和分步推进的原则,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由于环境治理属于地方政府管理范畴,因此这部分税收所得也主要归属地方；推进不动产税制改革.在总结上海、重庆两地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房地产税制度,可考虑将原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项税费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房地产税,发挥其逐步形成地方税体系支柱的作用.二是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进一步落实省直管县改革,形成财政管理扁平化格局,逐步在省以下落实分税分级管理.在乡财县管基础上,对于一些“零税基”的纯农业区域,可将乡镇处理为县级预算下的一个预算单位,乡级政府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三是将三级“阳光融资”举债权和资产管理权理顺、到位.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一是以工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有保有压地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把创新、创业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之一.支持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新机制,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三是积极鼓励企业技改资金投入,优化支持方式,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四是支持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节能环保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支持重点领域低碳技术研究推广和低碳经济发展等.在资源配置方面:一是公共产品供给尽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越位或错位行为一方面挤占了市场的应有空间,另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可以由市场主导的交给市场,可以由市场补充的要积极引导.二是公共产品供给需要有度.保持公共服务支出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相平衡,维护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和可持续性.三是坚持资源配置市场化取向.将市场配置资源的路径拓展至政府资产管理和垄断行业等多个领域,提升市场效率,保障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