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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20年代，在北京曾先后出现北大音乐研究会（1922年改称北大音乐传习所）、师大西乐社、爱美乐社以及国乐改进社等重要的音乐组织，对推动近代北京乃至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30年代后，就在这些曾显赫一时的音乐组织渐渐销声匿迹之时，以柯政和为会长的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以下简称“中促会”）出现了。该会是以“联合热心及爱好音乐的人们，共同促进音乐的发展与普遍”为主要发展目的的新型音乐社团，在推行学校音乐教育、普及大众音乐文化等方面成绩斐然。尽管该会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其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与影响不应被后人遗忘。
一、中促会的组织结构与规模
中促会于1935年9月2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北平王府井大街帅府园7号，后又迁至王府井大街52号。会员是由各大中小各级学校音乐教员及有志研究音乐者组成，入会者一律免费，只要填写志愿书后，即可成为正式会员，即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推选干事十五人，再公推会长，总干事，副总干事各一人。首届干事会成员名单如后：柯政和（会长），江汉生（总干事），张铁笙（副总干事）：干事为：张秀山、张维之、张鸿钧、王绍先、包括多、李树缮、关毓兰、徐沛贞、吴中正、尹荃、宋哲敏、潘奇。干事会下设六股，分别为文牍、会计、事务、调查、交际、出版。干事会每月开会一次，会员大会每学期开会一次，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
该会《会章》第六条规定，“外埠各地凡有会员三人以上，愿遵守本会章则，而设分会者，经干事会审核认可后可设立。”笔者根据该会《会报》、《华北日报》与《北平晨报》的相关信息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9月成立日至1937年3月，陆续成立的分会已多达二十余个，计有天津、顺德、保定、太谷、太原、正定、郑州、开封、济南、西安、青岛、通县、石家庄、徐州、绥远、上海、南京、芜湖、南昌等地，均分布在全国重要省市地区。其发展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这在当时实为罕见。该会总干事江汉生说：“团结始能生存，历史上许多事实告诉我们：集合多数人的力量去做一件事，效果总比个人或少数人单独去作好。改善并促进目前中国之教育音乐这件事，当然也不能例外。”分会的成立，将全国各地中小学音乐教员及有志“改进音乐之现状”的能人志士团结起来，形成巨大的自上而下的网络，切实改变当时音乐界音乐教员“各自为政，毫无联络。同住一地方的音乐教员们，竟彼此不相认识，即便认识，多半受了‘同行是冤家’的心理支配着，互相攻击的比比皆是，哪里还谈得到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的状况，将全国各地音乐教员的智慧与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提倡音乐”，“共同向我们的目标迈进”。此举，“殊为音乐界之好现象”，是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开天辟地之大事，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二、开展音乐演出活动
中促会成立后，便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由于该会与师大师生合组之轮回音乐会的宗旨相同，实应共同合作，增加工作效能。经双方磋商，最后将师大轮回音乐会改组为“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轮回音乐会”，并于1935年9月28日在国立中山中学，作改组后的首次演奏@。其后又相继在中华中学、师大附中、五三中学等学校演出达十余次。演出节目大致相同，有独唱、合唱、钢琴独奏、提琴独奏等，作品难易程度均较简单，颇受各校学生欢迎。在轮回音乐会多场演出中，1935年11月2日晚八时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的第六次公开演奏会影响较为突出。据<世界日报>报道，此次演奏会，“除该会原有会员担任演奏外，并聘请交逯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唱团及第三十二军军乐队与音乐训练班加入客串。”节目共20项，详见下图：
此次音乐会盛况空前，计有到场观众三千余人。表演者如张鸿钧、王绍先、张维之、李树缮、张秀山等都是当时北京音乐界颇为活跃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出现为音乐会增添了不少色彩。从节目组合上来看。是继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之后中西合璧的又一次成功尝试，但也不难看出，西乐所占比例明显大于中乐。节目形式上，合唱较为瞩目，特别是最后由该会会员、师大音乐教授张秀山指挥的三百余人大合唱《空中音乐》，音律优美、声调和谐，赢得全场观众掌声最多，是当时音乐会中少有的混声四部大合唱形式。
除轮回音乐会之外，该会还组织有歌咏队、口琴队、国乐队。歌咏队二百余人（混声四部合唱编制），口琴队150人，队员均由各校爱好音乐青年组成，并经过严格的面试，合格者才可成为正式队员。国乐队成立于1935年9月底，并于12月1日在公理会作首次公演。而限于资料匮乏，关于该队的组织、活动概况，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值得关注的是，国乐队成员王绍先、娄树华等人曾参加北京大学德籍教授洪涛生组织之“中国音乐戏剧演奏团”，1936年1月5日赴欧洲表演国乐，途经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巴黎等地，历时四个多月，演出达二十余次。据称，“王等此行实为中国国乐名手出国先声，意义颇为重大”。
该会曾举办过多场中外音乐家的音乐会，如1935年10月2日晚八点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的日本口琴专家松原千贺士、古城贵代士、井上尚志三人口琴演奏会，1936年5月12日晚七点半在公理会大礼堂举行的王庆勋口琴独奏会；1936年5月15日晚九点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马思聪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同年9月15日晚九点十五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法国大提琴家克莱曼（Hias Adele Clement）女士之大提琴音乐会等，曾先后在北京音乐界掀起滚滚浪潮，颇受群众欢迎。其中马思聪于当日音乐会后，又应北京市各界人士热烈邀请，连开多场音乐会以满足更多人“聆其艺术”的愿望。王庆勋则在中促会的援助下，组织成立“中华口琴会北平分会”，直接促成了近代北京史无前例的“口琴热潮”，这与王庆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中促会在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三、筹办音乐讲习会
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一直是中促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30年代的中国音乐教育较之前有了较大进步，但是发展速度仍然缓慢，并存在许多实际性问题，正如江汉生所云： 目前我国音乐情形，虽然较以前略见开展，但进步甚慢。培植专门人才及师资的机关，仍如凤毛麟角。号称中国文化城的北平，设备完善之音乐学校根本没有，仅燕京大学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设有音乐系。因为培植专门人才及音乐师资的学校缺乏。连带着中小学的音乐也跟着“不景气”。
言语中道出了当时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状况及存在的严重缺陷，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对“现状”的不满以及迫切希望“改进教育的音乐，提倡音乐使大众化，以提高中小学音乐程度，普及大众音乐文化。就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促会从本会组织之目的出发，筹办音乐讲习会多次，而且均为义务性质，不收任何费用。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36年暑期所举办的“小学音乐教材暑期讲习会”。
当时北京报界知名报刊如《北平晨报》、《京报》、《华北日报》等都对此次讲习会进行了详尽报道。据《京报》1936年6月8日第七版报道：
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近以目前一般小学学生，对音乐均甚爱好，惟各教员之程度则参差不齐，致在教学法教材各方面，大多数仍沿用旧学法与旧教材，该会为提高小学音乐程度，普遍教育音乐起见，定于本年暑期，乘各校休假时，利用暑假举办“小学音乐教材暑期讲习会”，共办四星期，每日上午三小时，科目：音乐欣赏，音乐教学法，唱歌，表情游戏，儿童发声法五科。讲师由该会会员，师范大学音乐教授柯政和，讲师张秀山及李素馨女士等分别担任，凡平市各小学音乐教员，有志探讨小学方面新知识，由其服务学校函为介绍，即可参加听讲，该会完全义务性质，不收任何费用，讲习地址，该会已向师范大学商借，该会为听讲者更踊跃起见，日内将呈请平市社会局协助，令飨各公私立小学音乐教员届时参加云。
该会虽说立足北京，面授对象为各小学音乐教员及有志探讨小学方面新知识者，但其影响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北京市，前往参与的人员极为踊跃。《会报》中这样描述开课当天情形：
七月五日开课，参加者之多，出乎意料之外，共计一百九十二名，师范大学学生六名，京华美专学生四名，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四名，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二十三名，其他各校学生三十名等外，其余一百二十九名，均为北平、天津、保定、河北各县公私立小学音乐教员。
该会原计划在师大教理学院授课，后因参加学员众多，则临时改为师大文学院。由此不难得出，中促会在学校音乐教育质量低下、音乐教员程度参差不齐等情况下，积极奔走呼吁，担负起了20世纪30年代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责，聘请北京市著名的音乐教授、讲师授课，且完全义务性质，不收任何费用，实为创举。授课内容既注重唱歌、表情游戏、儿童发声法等实际操作性强的科目，同时又加入音乐欣赏、音乐教学法等理论课程，体现出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全面的音乐教育。另外，北京社会局及天津社会局在此次讲习会筹办中给予特别支持，为讲习会的成功举办也提供了力量之源。
四、编辑中小学音乐教材
音乐教材是中小学音乐教育过程中重要的工具与手段，教材编写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与进度。我国自20世纪初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建设以来，音乐教材的审定与编写工作逐渐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1932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等法规文件，成为30年代中小学音乐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进一步促进了音乐教学和音乐教材建设的发展。中促会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音乐组织，在进行各种音乐活动的同时，“为普及音乐，及改善简陋之教科书起见”也参与到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中来。由该会《会报》所刊录书目来看，其出版发行的音乐教材数量相当可观，编辑范围涵括了唱歌、器乐、乐谱、理论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教材的编辑都是在会长柯政和的主持下积极进行的，而且绝大部分教材出自他一人之手，如《会报》第2期末页中刊载柯政和编著音乐书目有《音乐通论》、《初中模范乐理教科书》、《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三册）、《高中模范唱歌教科书》（三册）、《乡村师范标准唱歌教科书》（三册）等，共75种之多。这些教材大部分“都是经过他对大量国内外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进行搜集、研究以后，根据新颁布的课程标准而编写的”。
30年代全国刊印发行的中小学音乐教材数量颇为丰富，可以说取得了累累硕果。在较为优秀的教材中，不乏有中促会刊行的音乐教材。柯氏编辑的教材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音乐教材编辑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工作，是同时期其他作曲家所不能及的。
五、创办音乐期刊
该会组织创办了《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会报》，1936年创刊至1937年停刊，共出4期，是为“不定期，范围较小，仅为各会员间彼此互通消息”的音乐期刊。内容辑录了该会会章、工作要务、音乐书目、音乐消息及该会会员发表的重要文论，如王绍先之《要建设我们的国乐体系》、《工尺谱与板眼》，提倡国乐，宣讲国乐知识，以提醒国人在欣赏西洋音乐“美”的同时，勿忘我国民族音乐之本。柯政和之《音乐的欣赏法》、《中小学的音乐欣赏》从理论高度阐述了欣赏音乐的方法。柯氏另外一篇重要文论《怎样实行部定的音乐标准》，连载在该会报的第二、三期上，着重探讨了《部定的音乐标准》与实际音乐教学中的矛盾问题、当前音乐教材编写中所存在的缺陷、音乐教学中该采用主调唱名法还是固定音名唱法等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之建议，期望能够尽快解决，使音乐教育步入正轨，向前迈进。
该《会报》虽然从历史年限、编辑内容、栏目设置等方面无法与爱美乐社之《新乐潮》、国乐改进社之《音乐杂志》相媲美，但在普及大众音乐知识，匡正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可以说它是30年代北京地区较具影响力的专业音乐期刊，是联结中促会各会员之间感情的重要纽带，是国人了解当时音乐发展的一扇窗户，更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语
中促会是我国近代北京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组织之一。该会以“联合热心及爱好音乐的人们，共同促进音乐的发展与普遍”作为发展及追求的目标，在30年代那样一个生活动荡、风雨飘摇的时代，引领音乐不断向前发展：力图通过在全国各地组织成立分会，使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的音乐文化：通过组织轮回音乐会赴各校义务演出、举行大规模之不收门票的音乐会，活跃学生的学习氛围，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筹办完全义务性质之音乐讲习会、编辑实用又适用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切实提高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改变“简陋之音乐教材”从而促进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通过主办名人音乐会以及组织歌咏队、口琴队、国乐队等演奏会，陶冶国民之性情，丰富社会之娱乐，进而达到“音乐普遍化”之目的。中促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为音乐教育、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一、中促会的组织结构与规模
中促会于1935年9月2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北平王府井大街帅府园7号，后又迁至王府井大街52号。会员是由各大中小各级学校音乐教员及有志研究音乐者组成，入会者一律免费，只要填写志愿书后，即可成为正式会员，即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推选干事十五人，再公推会长，总干事，副总干事各一人。首届干事会成员名单如后：柯政和（会长），江汉生（总干事），张铁笙（副总干事）：干事为：张秀山、张维之、张鸿钧、王绍先、包括多、李树缮、关毓兰、徐沛贞、吴中正、尹荃、宋哲敏、潘奇。干事会下设六股，分别为文牍、会计、事务、调查、交际、出版。干事会每月开会一次，会员大会每学期开会一次，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
该会《会章》第六条规定，“外埠各地凡有会员三人以上，愿遵守本会章则，而设分会者，经干事会审核认可后可设立。”笔者根据该会《会报》、《华北日报》与《北平晨报》的相关信息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9月成立日至1937年3月，陆续成立的分会已多达二十余个，计有天津、顺德、保定、太谷、太原、正定、郑州、开封、济南、西安、青岛、通县、石家庄、徐州、绥远、上海、南京、芜湖、南昌等地，均分布在全国重要省市地区。其发展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这在当时实为罕见。该会总干事江汉生说：“团结始能生存，历史上许多事实告诉我们：集合多数人的力量去做一件事，效果总比个人或少数人单独去作好。改善并促进目前中国之教育音乐这件事，当然也不能例外。”分会的成立，将全国各地中小学音乐教员及有志“改进音乐之现状”的能人志士团结起来，形成巨大的自上而下的网络，切实改变当时音乐界音乐教员“各自为政，毫无联络。同住一地方的音乐教员们，竟彼此不相认识，即便认识，多半受了‘同行是冤家’的心理支配着，互相攻击的比比皆是，哪里还谈得到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的状况，将全国各地音乐教员的智慧与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提倡音乐”，“共同向我们的目标迈进”。此举，“殊为音乐界之好现象”，是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开天辟地之大事，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二、开展音乐演出活动
中促会成立后，便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由于该会与师大师生合组之轮回音乐会的宗旨相同，实应共同合作，增加工作效能。经双方磋商，最后将师大轮回音乐会改组为“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轮回音乐会”，并于1935年9月28日在国立中山中学，作改组后的首次演奏@。其后又相继在中华中学、师大附中、五三中学等学校演出达十余次。演出节目大致相同，有独唱、合唱、钢琴独奏、提琴独奏等，作品难易程度均较简单，颇受各校学生欢迎。在轮回音乐会多场演出中，1935年11月2日晚八时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的第六次公开演奏会影响较为突出。据<世界日报>报道，此次演奏会，“除该会原有会员担任演奏外，并聘请交逯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唱团及第三十二军军乐队与音乐训练班加入客串。”节目共20项，详见下图：
此次音乐会盛况空前，计有到场观众三千余人。表演者如张鸿钧、王绍先、张维之、李树缮、张秀山等都是当时北京音乐界颇为活跃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出现为音乐会增添了不少色彩。从节目组合上来看。是继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之后中西合璧的又一次成功尝试，但也不难看出，西乐所占比例明显大于中乐。节目形式上，合唱较为瞩目，特别是最后由该会会员、师大音乐教授张秀山指挥的三百余人大合唱《空中音乐》，音律优美、声调和谐，赢得全场观众掌声最多，是当时音乐会中少有的混声四部大合唱形式。
除轮回音乐会之外，该会还组织有歌咏队、口琴队、国乐队。歌咏队二百余人（混声四部合唱编制），口琴队150人，队员均由各校爱好音乐青年组成，并经过严格的面试，合格者才可成为正式队员。国乐队成立于1935年9月底，并于12月1日在公理会作首次公演。而限于资料匮乏，关于该队的组织、活动概况，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值得关注的是，国乐队成员王绍先、娄树华等人曾参加北京大学德籍教授洪涛生组织之“中国音乐戏剧演奏团”，1936年1月5日赴欧洲表演国乐，途经莫斯科、维也纳、柏林、巴黎等地，历时四个多月，演出达二十余次。据称，“王等此行实为中国国乐名手出国先声，意义颇为重大”。
该会曾举办过多场中外音乐家的音乐会，如1935年10月2日晚八点在师大风雨操场举行的日本口琴专家松原千贺士、古城贵代士、井上尚志三人口琴演奏会，1936年5月12日晚七点半在公理会大礼堂举行的王庆勋口琴独奏会；1936年5月15日晚九点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马思聪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同年9月15日晚九点十五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法国大提琴家克莱曼（Hias Adele Clement）女士之大提琴音乐会等，曾先后在北京音乐界掀起滚滚浪潮，颇受群众欢迎。其中马思聪于当日音乐会后，又应北京市各界人士热烈邀请，连开多场音乐会以满足更多人“聆其艺术”的愿望。王庆勋则在中促会的援助下，组织成立“中华口琴会北平分会”，直接促成了近代北京史无前例的“口琴热潮”，这与王庆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中促会在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三、筹办音乐讲习会
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一直是中促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30年代的中国音乐教育较之前有了较大进步，但是发展速度仍然缓慢，并存在许多实际性问题，正如江汉生所云： 目前我国音乐情形，虽然较以前略见开展，但进步甚慢。培植专门人才及师资的机关，仍如凤毛麟角。号称中国文化城的北平，设备完善之音乐学校根本没有，仅燕京大学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设有音乐系。因为培植专门人才及音乐师资的学校缺乏。连带着中小学的音乐也跟着“不景气”。
言语中道出了当时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状况及存在的严重缺陷，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对“现状”的不满以及迫切希望“改进教育的音乐，提倡音乐使大众化，以提高中小学音乐程度，普及大众音乐文化。就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促会从本会组织之目的出发，筹办音乐讲习会多次，而且均为义务性质，不收任何费用。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36年暑期所举办的“小学音乐教材暑期讲习会”。
当时北京报界知名报刊如《北平晨报》、《京报》、《华北日报》等都对此次讲习会进行了详尽报道。据《京报》1936年6月8日第七版报道：
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近以目前一般小学学生，对音乐均甚爱好，惟各教员之程度则参差不齐，致在教学法教材各方面，大多数仍沿用旧学法与旧教材，该会为提高小学音乐程度，普遍教育音乐起见，定于本年暑期，乘各校休假时，利用暑假举办“小学音乐教材暑期讲习会”，共办四星期，每日上午三小时，科目：音乐欣赏，音乐教学法，唱歌，表情游戏，儿童发声法五科。讲师由该会会员，师范大学音乐教授柯政和，讲师张秀山及李素馨女士等分别担任，凡平市各小学音乐教员，有志探讨小学方面新知识，由其服务学校函为介绍，即可参加听讲，该会完全义务性质，不收任何费用，讲习地址，该会已向师范大学商借，该会为听讲者更踊跃起见，日内将呈请平市社会局协助，令飨各公私立小学音乐教员届时参加云。
该会虽说立足北京，面授对象为各小学音乐教员及有志探讨小学方面新知识者，但其影响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北京市，前往参与的人员极为踊跃。《会报》中这样描述开课当天情形：
七月五日开课，参加者之多，出乎意料之外，共计一百九十二名，师范大学学生六名，京华美专学生四名，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四名，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二十三名，其他各校学生三十名等外，其余一百二十九名，均为北平、天津、保定、河北各县公私立小学音乐教员。
该会原计划在师大教理学院授课，后因参加学员众多，则临时改为师大文学院。由此不难得出，中促会在学校音乐教育质量低下、音乐教员程度参差不齐等情况下，积极奔走呼吁，担负起了20世纪30年代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责，聘请北京市著名的音乐教授、讲师授课，且完全义务性质，不收任何费用，实为创举。授课内容既注重唱歌、表情游戏、儿童发声法等实际操作性强的科目，同时又加入音乐欣赏、音乐教学法等理论课程，体现出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全面的音乐教育。另外，北京社会局及天津社会局在此次讲习会筹办中给予特别支持，为讲习会的成功举办也提供了力量之源。
四、编辑中小学音乐教材
音乐教材是中小学音乐教育过程中重要的工具与手段，教材编写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与进度。我国自20世纪初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建设以来，音乐教材的审定与编写工作逐渐得到政府当局的重视。1932年教育部公布《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等法规文件，成为30年代中小学音乐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进一步促进了音乐教学和音乐教材建设的发展。中促会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音乐组织，在进行各种音乐活动的同时，“为普及音乐，及改善简陋之教科书起见”也参与到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中来。由该会《会报》所刊录书目来看，其出版发行的音乐教材数量相当可观，编辑范围涵括了唱歌、器乐、乐谱、理论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教材的编辑都是在会长柯政和的主持下积极进行的，而且绝大部分教材出自他一人之手，如《会报》第2期末页中刊载柯政和编著音乐书目有《音乐通论》、《初中模范乐理教科书》、《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三册）、《高中模范唱歌教科书》（三册）、《乡村师范标准唱歌教科书》（三册）等，共75种之多。这些教材大部分“都是经过他对大量国内外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进行搜集、研究以后，根据新颁布的课程标准而编写的”。
30年代全国刊印发行的中小学音乐教材数量颇为丰富，可以说取得了累累硕果。在较为优秀的教材中，不乏有中促会刊行的音乐教材。柯氏编辑的教材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音乐教材编辑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工作，是同时期其他作曲家所不能及的。
五、创办音乐期刊
该会组织创办了《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会报》，1936年创刊至1937年停刊，共出4期，是为“不定期，范围较小，仅为各会员间彼此互通消息”的音乐期刊。内容辑录了该会会章、工作要务、音乐书目、音乐消息及该会会员发表的重要文论，如王绍先之《要建设我们的国乐体系》、《工尺谱与板眼》，提倡国乐，宣讲国乐知识，以提醒国人在欣赏西洋音乐“美”的同时，勿忘我国民族音乐之本。柯政和之《音乐的欣赏法》、《中小学的音乐欣赏》从理论高度阐述了欣赏音乐的方法。柯氏另外一篇重要文论《怎样实行部定的音乐标准》，连载在该会报的第二、三期上，着重探讨了《部定的音乐标准》与实际音乐教学中的矛盾问题、当前音乐教材编写中所存在的缺陷、音乐教学中该采用主调唱名法还是固定音名唱法等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之建议，期望能够尽快解决，使音乐教育步入正轨，向前迈进。
该《会报》虽然从历史年限、编辑内容、栏目设置等方面无法与爱美乐社之《新乐潮》、国乐改进社之《音乐杂志》相媲美，但在普及大众音乐知识，匡正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可以说它是30年代北京地区较具影响力的专业音乐期刊，是联结中促会各会员之间感情的重要纽带，是国人了解当时音乐发展的一扇窗户，更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语
中促会是我国近代北京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组织之一。该会以“联合热心及爱好音乐的人们，共同促进音乐的发展与普遍”作为发展及追求的目标，在30年代那样一个生活动荡、风雨飘摇的时代，引领音乐不断向前发展：力图通过在全国各地组织成立分会，使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的音乐文化：通过组织轮回音乐会赴各校义务演出、举行大规模之不收门票的音乐会，活跃学生的学习氛围，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筹办完全义务性质之音乐讲习会、编辑实用又适用的中小学音乐教材，切实提高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改变“简陋之音乐教材”从而促进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通过主办名人音乐会以及组织歌咏队、口琴队、国乐队等演奏会，陶冶国民之性情，丰富社会之娱乐，进而达到“音乐普遍化”之目的。中促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为音乐教育、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