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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肌体内似乎并无感应世纪变迁的神经末梢，新世纪诗歌仍是上世纪诗歌的延续。当代诗人仍普遍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压力——不是不现实，而是现实得不够。所谓“现实得不够”未必是作者的自觉，更是外界的判断，这与诗歌的持续被冷落存在着因果关系。就此而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紧张的，但我并不倾向于让作者一味迎合读者，毕竟写作首要的是独立性。对作者来说，为自己写总比为他人写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新世纪诗歌对现实的书写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集中，流于表象了，而是以分散深入的形式融入字里行间。这种写作技术的进步不免让某些守旧的读者陷入失察的窘境，以至于以为这些诗不现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实持一种狭隘的理解并因此不能深入捕捉诗中的现实感。在我看来，现实感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如果说创作是诗人从现实中获得现实感并把它转换成词语的过程，那么阅读就是读者通过词语把握诗人的现实感，从而认识诗中现实的过程。严格地说，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在词语中看到现实，但他可以覺察其中的现实感，即诗人对特定现实的具体感受、复杂态度和观念迁移，以及由此形成的赞美、讽刺、批判等不同风格。
显而易见，现实感与现实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实是客观的，现实感则是诗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现实感固然有其主观性，但它是由客观事物引发的。不同的事物自然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就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诗人中间也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甚至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刻也会引发同一个诗人不同的现实感。就此而言，现实感并非单纯的主观之物，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如果说现实世界丰富多彩，那就可以说诗人的现实感变化无穷，因为有限的现实可以触发诗人无限的现实感。这正是诗多于物的一个原因。
完全客观的诗并不存在，完全主观的诗尽管存在，但其中只有感，而不是现实感。大体而言，诗歌中的现实感可以分成三类：对自身的现实感、对他人的现实感、对物的现实感。诗是有“我”的艺术。无论什么事物，只要不和“我”建立有效的关系，就不能进入诗，更不能成其为诗。因此大多数诗呈现的是“我”对自身的现实感，而那些局部细致入微、整体宏阔多变的诗可以提升为存在感，甚至囊括身世感等丰富的元素。
在我看来，写自身现实感的当代诗存在的问题是“我”的膨胀化和抽象化。既然无“我”不成诗，但太“我”也不成诗，至多是狭隘的诗。在这类诗中，“我”常常是孤立的，孤立于他人，孤立于尘世，任由“我”在诗的肌体里膨胀，不但不注重表达与他人心灵的叠合，而且有时刻意回避与他人的相通之处，追求一种仅为我有、他人皆无的独特性。而且这种独特性往往是抽象的，大多属于潜意识层面。写自身的现实感，却不能唤起读者的现实感，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相对来说，写他人的诗分明具有题材的优势，似乎这是更响应现实主义呼声的举动。不夸张地说，传统意义上的现实诗就是写他人的诗，似乎只有写他人才配得上称为现实诗。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从汶川地震以来，国内涌现了许多应时之作，但好诗很少。其中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写他人不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驱动，而是迎合式的表白，或试图成为集体大合唱中的一员，那就很可疑。值得注意的是，写他人的诗之所以得到某些作者的重视，往往因为所写对象是社会热点，可以构成所谓的重大题材。事实上，大诗人更注重写自身日常的现实生活，对身边的现实进行细腻呈现和深入挖掘，并因此成就他们的伟大。拉金、希尼、沃尔科特无不如此。
单从写作对象来说，写他人易，写好却难。因为他人毕竟是不同于“我”的另一个人，写好“他”比写好“我”更难。这导致不少写他人的诗写出的都是对他人之感，而不是他人的现实感，是一厢情愿地代他人立言。在我看来，写好他人的关键是转化，向“我”转化，和“我”建立联系。其基本要求是亲历、见证和沉浸。亲历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证现实感，使感直接源于现实，最大限度地消弭现实与感之间的空隙。从电视或电脑上看到的相关画面尽管也能使人感慨，甚至震动，但那种现实毕竟是间接的、破碎的、瞬间的。很显然，这类现实诗的作者大多是凭想象力完成的，但在现实感的生成方面，想象力只能催生感，却很难生成现实，更不能保证现实的细节、丰满与立体效果。
由前所述，写好他人贵在转化，把“他”转化为“我”。至于转化的方法，此前的大诗人已树立了范例。从纪事名篇“三吏”“三别”来看，杜甫成功的秘密在于和他人建立了有效的联系，或以观察者和对话者的身份介入其中，或设身处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化身为他人，使 “他”成为另一个“我”。正如张枣说的：“一个表达别人，如同是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或相对客观地描述对方，尽管这样，诗中仍会渗透“我”对他的现实感。一切诗歌都是诗人的精神自传，是诗人“为自己绘制的肖像”（布罗茨基语）。因此，诗人写出的他人往往是和自己重叠的一面，至少有着认同的一面。
写物的现实诗似乎是一个次要门类，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假相。且不说人也是物的一种，人离了他人无法生存，离了物同样无法生存。诗人都是敏感的，敏感于人，也敏感于物。咏物诗的传统固然已经削弱，但物仍是一种现实，而不是纯粹的象征体。对诗人来说，即使有象征性的物，首先也是一种现实。物给人的不只是精神的启示，更是客观的存在，这是物与人之间两种基本的现实关系。人生在世，就是和人与物建立持续的联系。所以物和人一样，也是一种现实，存在于时间中的现实，有地域特征的现实，千差万别的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和人发生关系的物主要是食物、衣物、房屋、器物、景物等。在特定情况下，气候风物也会成为人的一种现实，处于吹风、听雨、沐日、赏月等不同现实中的诗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现实感。
物有自明的一面，但也有神秘的一面。事实上，物的未知部分对诗人更有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的复杂奇妙在于人与物时常相处却对物不明就里。这会给诗人带来一种亲密的陌生感。这种亲密的陌生感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可以说他人身体的神秘简直不可穷尽。更奇妙的是，人对自身也有神秘感，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往往混沌莫辨，难以掌控。神秘感显然也是一种现实感，它是由未知物或物的未知部分引发的感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诗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所谓“境”其实就是物的汇合。所谓“无我之境”并非诗中无“我”，而是“我”隐匿于众物之中，充当物的旁观者。王维的《辋川》组诗可为代表。诗中众多的自然物对诗人来说都是不无神秘性的现实，它们被诗人呈现出来，但其生灭流变却不易解释。也就是说，王维诗中的自然物表面上清晰可见，实质上却神秘莫测，而这正是他对自然物的现实感。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人造物也越来越多，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已几乎看不到自然物的影子。我无意说人造物不好，它们的确给当代人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快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诗中，并改变了诗的传统，以自然物为主体的美麗意境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造物穿梭于当代诗中。既然人造物驱逐自然物已成为现实，它们也就更多地促成了当代诗人的现实感。在我看来，人造物进入当代诗增强了诗的真实性，却抑制了诗的审美效果。从根本上说，因为人造物是发明之物，可以拆解组合，有机关却无秘密，更主要的是，它可以无限复制。人造物的这些特点对当代诗带来了不利影响，它倾向于使当代诗变得没有秘密，可以随便发明，无限复制。
事实上，诗中的现实感并非可以区分得如此清楚。在许多诗中，“我”“他/ 她”物都是并存的，它们之间会形成诸多复杂的关系。最基本的是“我”与“他（们）”的关系，“我”与物的关系，“他”与物的关系（处于“我”的隐身式旁观中），以及“我”与“他”与“物”的关系。
相应地，“现实化”即“现实感”的实现方式。具体地说，“现实化”就是诗人将“现实”转化为词语的过程。这应该比单纯地说诗歌写作更准确。关于“现实化”，孙文波在2013 年底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提出，许多当代诗看上去都是草稿，未完成的半成品。我对这个提法深有同感。当代诗给人一种草稿感，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诗的形体来看，古诗体制严整、韵律流畅，并形成了一套可验证的基本规则，诸如整齐、对仗、平仄等。作品是否已经完成，从形式上就可以判断出来;而当代诗就不行，在形体上毫无体制可言：诗行忽长忽短，随意跨行分行，诗行可合并可拆分，而且多一行少一行似乎都无关紧要。从词语运用来看，古诗中的词语既服从特定的形体，又呼应全诗的韵律，而且惊人的凝练，一首诗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美丽整体;而当代诗中的词语大多是松散的，几乎没有组织，也无章可寻。这样的东西看上去怎么都觉得是半成品。要改变草稿写作的现状，必须加强诗的形体建设，一方面可以注重分节，二行一节、三行一节、四行一节，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要注意节奏，在保证内在韵律的基础上尽量让诗行彼此均衡。
在我看来，草稿写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和网络写作的关系需要警惕。网络写作出现以后，诗歌写作的草稿化程度分明加重。网络写作的德性是随意自由，即使写了错别字也不修改，是典型的一次性写作，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写作还生成了富于活力但混杂放荡的网络语言。随着网络写作的出现，临屏写诗取代了即席赋诗的传统，可谓当代的诗歌行为艺术，但由于当代诗未形成特定的体制，也没有相应的训练，临屏写诗又不屑修改，靠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只能算草稿。就此而言，当代诗人必须克服网络写作的负作用，以及由网络造成的浮躁心理。诗是推敲的艺术，或者说，不改不成诗，这也是一个原则。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生活得越靠后，写作变得越艰难。“古今不薄，中西双修”（张枣语），这是诗歌写作对当代诗人提出的内在要求。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可以说一切当代诗都是传统诗。因为审视历史难以消除当代视角，创新诗歌无法抛开传统资源。就此而言，当代诗是负担最重的，因为其中汇聚着越来越庞大的传统。要让新世纪诗歌成为创新的诗歌，当代诗人不得不对传统采取借重与回避的双重态度。借重的当然是写法，诸如修辞技术之类;回避的是题材，尤其是对同类题材的重复表达。换句话说，只有在对当代现实的书写中才有可能实现对诗歌传统的融合与超越。
事实上，新世纪诗歌对现实的书写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集中，流于表象了，而是以分散深入的形式融入字里行间。这种写作技术的进步不免让某些守旧的读者陷入失察的窘境，以至于以为这些诗不现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实持一种狭隘的理解并因此不能深入捕捉诗中的现实感。在我看来，现实感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如果说创作是诗人从现实中获得现实感并把它转换成词语的过程，那么阅读就是读者通过词语把握诗人的现实感，从而认识诗中现实的过程。严格地说，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在词语中看到现实，但他可以覺察其中的现实感，即诗人对特定现实的具体感受、复杂态度和观念迁移，以及由此形成的赞美、讽刺、批判等不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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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现实感与现实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实是客观的，现实感则是诗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现实感固然有其主观性，但它是由客观事物引发的。不同的事物自然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就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诗人中间也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甚至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刻也会引发同一个诗人不同的现实感。就此而言，现实感并非单纯的主观之物，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如果说现实世界丰富多彩，那就可以说诗人的现实感变化无穷，因为有限的现实可以触发诗人无限的现实感。这正是诗多于物的一个原因。
完全客观的诗并不存在，完全主观的诗尽管存在，但其中只有感，而不是现实感。大体而言，诗歌中的现实感可以分成三类：对自身的现实感、对他人的现实感、对物的现实感。诗是有“我”的艺术。无论什么事物，只要不和“我”建立有效的关系，就不能进入诗，更不能成其为诗。因此大多数诗呈现的是“我”对自身的现实感，而那些局部细致入微、整体宏阔多变的诗可以提升为存在感，甚至囊括身世感等丰富的元素。
在我看来，写自身现实感的当代诗存在的问题是“我”的膨胀化和抽象化。既然无“我”不成诗，但太“我”也不成诗，至多是狭隘的诗。在这类诗中，“我”常常是孤立的，孤立于他人，孤立于尘世，任由“我”在诗的肌体里膨胀，不但不注重表达与他人心灵的叠合，而且有时刻意回避与他人的相通之处，追求一种仅为我有、他人皆无的独特性。而且这种独特性往往是抽象的，大多属于潜意识层面。写自身的现实感，却不能唤起读者的现实感，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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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写他人的诗分明具有题材的优势，似乎这是更响应现实主义呼声的举动。不夸张地说，传统意义上的现实诗就是写他人的诗，似乎只有写他人才配得上称为现实诗。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从汶川地震以来，国内涌现了许多应时之作，但好诗很少。其中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写他人不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驱动，而是迎合式的表白，或试图成为集体大合唱中的一员，那就很可疑。值得注意的是，写他人的诗之所以得到某些作者的重视，往往因为所写对象是社会热点，可以构成所谓的重大题材。事实上，大诗人更注重写自身日常的现实生活，对身边的现实进行细腻呈现和深入挖掘，并因此成就他们的伟大。拉金、希尼、沃尔科特无不如此。
单从写作对象来说，写他人易，写好却难。因为他人毕竟是不同于“我”的另一个人，写好“他”比写好“我”更难。这导致不少写他人的诗写出的都是对他人之感，而不是他人的现实感，是一厢情愿地代他人立言。在我看来，写好他人的关键是转化，向“我”转化，和“我”建立联系。其基本要求是亲历、见证和沉浸。亲历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证现实感，使感直接源于现实，最大限度地消弭现实与感之间的空隙。从电视或电脑上看到的相关画面尽管也能使人感慨，甚至震动，但那种现实毕竟是间接的、破碎的、瞬间的。很显然，这类现实诗的作者大多是凭想象力完成的，但在现实感的生成方面，想象力只能催生感，却很难生成现实，更不能保证现实的细节、丰满与立体效果。
由前所述，写好他人贵在转化，把“他”转化为“我”。至于转化的方法，此前的大诗人已树立了范例。从纪事名篇“三吏”“三别”来看，杜甫成功的秘密在于和他人建立了有效的联系，或以观察者和对话者的身份介入其中，或设身处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化身为他人，使 “他”成为另一个“我”。正如张枣说的：“一个表达别人，如同是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或相对客观地描述对方，尽管这样，诗中仍会渗透“我”对他的现实感。一切诗歌都是诗人的精神自传，是诗人“为自己绘制的肖像”（布罗茨基语）。因此，诗人写出的他人往往是和自己重叠的一面，至少有着认同的一面。
写物的现实诗似乎是一个次要门类，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假相。且不说人也是物的一种，人离了他人无法生存，离了物同样无法生存。诗人都是敏感的，敏感于人，也敏感于物。咏物诗的传统固然已经削弱，但物仍是一种现实，而不是纯粹的象征体。对诗人来说，即使有象征性的物，首先也是一种现实。物给人的不只是精神的启示，更是客观的存在，这是物与人之间两种基本的现实关系。人生在世，就是和人与物建立持续的联系。所以物和人一样，也是一种现实，存在于时间中的现实，有地域特征的现实，千差万别的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和人发生关系的物主要是食物、衣物、房屋、器物、景物等。在特定情况下，气候风物也会成为人的一种现实，处于吹风、听雨、沐日、赏月等不同现实中的诗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现实感。
物有自明的一面，但也有神秘的一面。事实上，物的未知部分对诗人更有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的复杂奇妙在于人与物时常相处却对物不明就里。这会给诗人带来一种亲密的陌生感。这种亲密的陌生感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可以说他人身体的神秘简直不可穷尽。更奇妙的是，人对自身也有神秘感，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往往混沌莫辨，难以掌控。神秘感显然也是一种现实感，它是由未知物或物的未知部分引发的感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诗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所谓“境”其实就是物的汇合。所谓“无我之境”并非诗中无“我”，而是“我”隐匿于众物之中，充当物的旁观者。王维的《辋川》组诗可为代表。诗中众多的自然物对诗人来说都是不无神秘性的现实，它们被诗人呈现出来，但其生灭流变却不易解释。也就是说，王维诗中的自然物表面上清晰可见，实质上却神秘莫测，而这正是他对自然物的现实感。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人造物也越来越多，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已几乎看不到自然物的影子。我无意说人造物不好，它们的确给当代人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快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诗中，并改变了诗的传统，以自然物为主体的美麗意境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造物穿梭于当代诗中。既然人造物驱逐自然物已成为现实，它们也就更多地促成了当代诗人的现实感。在我看来，人造物进入当代诗增强了诗的真实性，却抑制了诗的审美效果。从根本上说，因为人造物是发明之物，可以拆解组合，有机关却无秘密，更主要的是，它可以无限复制。人造物的这些特点对当代诗带来了不利影响，它倾向于使当代诗变得没有秘密，可以随便发明，无限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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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诗中的现实感并非可以区分得如此清楚。在许多诗中，“我”“他/ 她”物都是并存的，它们之间会形成诸多复杂的关系。最基本的是“我”与“他（们）”的关系，“我”与物的关系，“他”与物的关系（处于“我”的隐身式旁观中），以及“我”与“他”与“物”的关系。
相应地，“现实化”即“现实感”的实现方式。具体地说，“现实化”就是诗人将“现实”转化为词语的过程。这应该比单纯地说诗歌写作更准确。关于“现实化”，孙文波在2013 年底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提出，许多当代诗看上去都是草稿，未完成的半成品。我对这个提法深有同感。当代诗给人一种草稿感，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诗的形体来看，古诗体制严整、韵律流畅，并形成了一套可验证的基本规则，诸如整齐、对仗、平仄等。作品是否已经完成，从形式上就可以判断出来;而当代诗就不行，在形体上毫无体制可言：诗行忽长忽短，随意跨行分行，诗行可合并可拆分，而且多一行少一行似乎都无关紧要。从词语运用来看，古诗中的词语既服从特定的形体，又呼应全诗的韵律，而且惊人的凝练，一首诗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美丽整体;而当代诗中的词语大多是松散的，几乎没有组织，也无章可寻。这样的东西看上去怎么都觉得是半成品。要改变草稿写作的现状，必须加强诗的形体建设，一方面可以注重分节，二行一节、三行一节、四行一节，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要注意节奏，在保证内在韵律的基础上尽量让诗行彼此均衡。
在我看来，草稿写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和网络写作的关系需要警惕。网络写作出现以后，诗歌写作的草稿化程度分明加重。网络写作的德性是随意自由，即使写了错别字也不修改，是典型的一次性写作，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写作还生成了富于活力但混杂放荡的网络语言。随着网络写作的出现，临屏写诗取代了即席赋诗的传统，可谓当代的诗歌行为艺术，但由于当代诗未形成特定的体制，也没有相应的训练，临屏写诗又不屑修改，靠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只能算草稿。就此而言，当代诗人必须克服网络写作的负作用，以及由网络造成的浮躁心理。诗是推敲的艺术，或者说，不改不成诗，这也是一个原则。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生活得越靠后，写作变得越艰难。“古今不薄，中西双修”（张枣语），这是诗歌写作对当代诗人提出的内在要求。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可以说一切当代诗都是传统诗。因为审视历史难以消除当代视角，创新诗歌无法抛开传统资源。就此而言，当代诗是负担最重的，因为其中汇聚着越来越庞大的传统。要让新世纪诗歌成为创新的诗歌，当代诗人不得不对传统采取借重与回避的双重态度。借重的当然是写法，诸如修辞技术之类;回避的是题材，尤其是对同类题材的重复表达。换句话说，只有在对当代现实的书写中才有可能实现对诗歌传统的融合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