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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语教育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广义的双语教育是指一间学校①的授课语言虽然只有一种，但如果它的语言背景不单纯：例如授课的语言与学生的母语②不同；老师与学生的母语不同；学生之间的母语不同；以致在学生的学习经验里存在着不同的语言成份，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是属于双语教育的一种。狭义的双语教育顾名思义是比较明显的，是指完成一个课程中所涉及的授课语言多于一种。这个情况与个别学校的语言背景没有一定的关系，有关学校的语言背景可以非常单纯。
纵观是指文章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去阐释双语教育的衍生及发展。横观是指文章在说明论点时，举例不限于一个民族或地域，而是选取世界各地较贴切、代表性较大的例子。
[关键词] 双语教育 纵观 横观
一、引 言
1. 广义的双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共生
人类的远祖在大地出现超过二十多万年了，随着他们群居而产生的文化行为相信也有同样长的历史。但是文明的出现却只有六千多年，文明中的一支主干是学校教育（formal education），而学校教育的产生是基于文字的发明。由于古代书写技术不发达，文字的载体是笨重的金器、石碑、泥匾、木刻、竹简等，刻字如此费力，课文的文体自然是“言简意赅”，而教学课本的数目相对于今天来讲肯定是少之又少了。故此课堂的活动不免集中于老师口授抄传，学生和应背诵，师生的对应不多，用的可能不是“口语体”，而是与课文接近的“文体”，以便于记诵、传抄。由此可见授课语言与家常话从学校教育的第一天开始便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广义的双语教育并不是新事物，学校教育的开端已经含有广义的双语教育成份。
2. 通语与广义的双语教育的共生
文明的另一支主干是通语。通语是指在广泛的地域中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③用来彼此沟通，办事，并且往往可以入文的语言。希腊称霸时Koiné④与通语是同义词，中世纪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邦国称雄时Lingua Franca⑤与通语是同义词，直至最近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才成为同样流行的通语同义词。由此可见，通语跟政治以及文化霸权的兴替有着密切关系。例如，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是人类首个文明大国，美索不达米亚人说阿卡得语（Akkad），是阿加得城（Agade）居民的母语。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50年，阿加得城的国力遍及现今的伊拉克国境，阿卡得语成为境内的通语以及传授知识的媒介。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的首个文明大国希腊。希腊人说阿提卡语（Attic），阿提卡语是雅典城居民的母语。由于雅典文明的领导地位，马其顿邦国选用阿提卡语为国语。随着马其顿邦国的崛起，阿提卡语成为希腊帝国的通语（Koiné）以及当时传授知识的媒介。
这种以大族的母语⑥作为理所当然的通语以及授课语言的情况，一直在延续：罗马帝国继希腊帝国兴起之后的一千四百多年，拉丁语逐渐取代希腊话成为欧洲境内的主要通语以及传授知识的主要媒介。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族国（Nation-State）的崛起，西班牙语、法语及英语相继角逐主要通语的地位，这个竞争至今仍然持续。
主、次官话的出现催生了狭义的双语教育，因为受异族管治的小族多了一种要应付的官话，而且它是重要讯息传递的媒介。例如，18世纪在埃及境内发现的罗塞达碑石（Rosetta Stone），它制成于公元前196年，是现存于世的、用多于一种语言写成的最古老的文献。刻在它上面的是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诏书。诏书分别用埃及圣书体（Hieroglyphic）、埃及通俗体（Demotic），以及古希腊文写成。为何埃及国王的诏书会有古希腊文呢？这便是“大吃小”的结果：当时的埃及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藩邦，此类的公文当然少不了宗主国的官话了④。估计当时埃及的贵族精英如果需要学习与宗主国有关的知识，少不了也要用亚历山大帝国的通语，亦即是希腊文了。而类似的情况自古有之，公元前五十年左右开始称霸的罗马帝国，在教育方面以希腊为师，罗马帝国的贵族精英教士僧侣接受的是狭义的双语（希、拉）教育。中国的学校制度在西周时初见雏形，到汉代的太学已具规模。从那时开始，当汉族称雄时，异族的年轻贵胄来华称臣、留学，跟现代的“全融入”双语课程（Total Immersion Programme）的学生所经历的语言经验，可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汉族受异族统治时，由于这些异族在教育方面往往以汉为师，王室贵胄大多接受汉化教育，学校教育的双语成份在这些时期估计会较大。而为他们服务的汉人，亦难免好像希腊称霸时的埃及人一样，学习时也要用到掌权的外族的官话了。
4. 要义、纲领及脉络
以上陈述的要义主要包括两方面：在文化方面，双语教育跟人类历史三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文明的出现有先后之分，文明的水准有高低之别以及通语、官话的出现。
在政治方面，双语教育与政权之间有强、弱以及霸权的出现与兴替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文化、政治方面的原因，双语教育便无可避免地变得复杂了。下文将以这两个要义为纲领，沿着三条主脉进行讨论。第一条主脉是双语教育广义与狭义的分别。第二条主脉是双语教育可以根据受众的身份以及他们对其选择的性质分成两大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大族的主动选择，第二个类型可以细分为两种：二甲型是小族的被动选择。二乙型是小族的主动选择（见表1）。第三条主脉是“双语分工”的概念。文章并以欧洲文艺复兴前、欧洲文艺复兴后、以及1953年后（即当代）分段，尝试将双语教育这个复杂的现象的发展交代出来。
二、文艺复兴前的双语教育
1. 狭义的双语分工与双语教育
引言里谈到的广义一型的双语教育，在很多古老文明中均可以找得到。因为在大多的古老文明中，均有狭义的双语分工的现象（Classical Diglossia）①。根据定义，狭义的双语分工通常只涉及一种语言以及它的不同种别（Varieties）。这些种别可粗分为高阶语（H Variety）和低阶语（L Variety）两类。高阶语大多只有一种，低阶语的数目则可以很多。高阶语通常经过规范，特别是由上而下的规范。它往往是官话，是入文的用语、绅谈、师说。低阶语通常没有经过“官方”的规范，通常不用来入文的，它是家常话，是市谈，是巷议之语。这种双语分工的现象一般都非常稳定，因为受到严格的规范，高阶语在不同年代以及地域的差异较小，便利重大讯息的解读与承传。低阶语在这方面刚好相反，由于约束较小，它们的活力较强，所以在不同年代以及地域之间的差异较大，但是它们这个特性一般来说在传意上并不存着大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用来传递、保存重大讯息的，而是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朋友玩伴等之间的家常话，由于两者之间的分工非常明确，高阶语跟低阶语长期并存分用于不同的场合（见表2）。高、低阶语另一个重大的分别是前者不是一般人的母语，不是从父母而是从学校里学回来的。这是学校教育的开端已经含有广义的双语教育成份的另一个理据。
在古代文明中，狭义的双语分工分用的例子很多。在中国有文言和白话，在近东和北非的回教世界有阿拉伯古文（Classical/Standard Arabic）和阿拉伯白话（Vernacular Arabic），在希腊有阿提卡语（Attic，亦称koine）和通俗语（Demotic），在印度有古泰米尔语（centamil）和泰米尔通俗语（koduntamil）等。
2. 广义和复式的双语分工
广义的双语分工（Broad Diglossia）②是指有关的高、低阶语不需要是同属一种语言，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复式的双语分工（Overlapping Diglossia）③是指高阶语多于一种，于是有关的高、低阶语自然包括不同的语言。
广义和复式的双语分工在罗马以及中世纪时期于欧洲普遍存在，给双语教育制造了发展的空间，特别是一型和狭义二甲型的双语教育，罗马帝国的语言以及教育政策的双语色彩是比较浓厚的（Adams，2003：755-7）。
在罗马时期，由于希腊文明的地位崇高，所以希腊阿提卡语长时期保持着“次官话”的地位，并且是帝国东部的主要通语，复式的双语分工于是长期存在于罗马帝国，虽然操流利的希腊阿提卡语的罗马贵胄人数不多，但是不少罗马贵胄的学校教育是由希腊文开始的（Adams，2003：9），亦即是狭义一型的双语教育。至于狭义二甲型的双语教育，是指帝国东部希腊和其他族群接受的希、拉教育（见表3）。
到了中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迅速瓦解和希腊阿提卡语的式微，欧洲的复式双语分工情况慢慢改变。另一方面，广义的双语分工却在中世纪最初的三百年渐渐的流行起来，这是由于当时在欧洲西部称霸一方的“化外之民”的共通条件只余下两个：教会和拉丁语（欧洲的文明主要是靠教士用拉丁文保传下来的）。拉丁语既然能够维持它的高阶语地位，于是在整个中世纪里，王亲贵胄、教士僧侣接受的教育，便是以拉丁语为主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教育，亦即是广义一型的双语教育。
不过，复式的双语分工与双语教育的密切关系并没有随着希腊阿提卡语渐渐的式微完全消失。进入八世纪后，我们今日熟悉的欧洲高阶语群开始萌芽生根了（详见Cantor，1993：344-56）。例如公元750年，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古英语头韵诗贝奥武夫（Beowulf）写成（Baugh
纵观是指文章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去阐释双语教育的衍生及发展。横观是指文章在说明论点时，举例不限于一个民族或地域，而是选取世界各地较贴切、代表性较大的例子。
[关键词] 双语教育 纵观 横观
一、引 言
1. 广义的双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共生
人类的远祖在大地出现超过二十多万年了，随着他们群居而产生的文化行为相信也有同样长的历史。但是文明的出现却只有六千多年，文明中的一支主干是学校教育（formal education），而学校教育的产生是基于文字的发明。由于古代书写技术不发达，文字的载体是笨重的金器、石碑、泥匾、木刻、竹简等，刻字如此费力，课文的文体自然是“言简意赅”，而教学课本的数目相对于今天来讲肯定是少之又少了。故此课堂的活动不免集中于老师口授抄传，学生和应背诵，师生的对应不多，用的可能不是“口语体”，而是与课文接近的“文体”，以便于记诵、传抄。由此可见授课语言与家常话从学校教育的第一天开始便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广义的双语教育并不是新事物，学校教育的开端已经含有广义的双语教育成份。
2. 通语与广义的双语教育的共生
文明的另一支主干是通语。通语是指在广泛的地域中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③用来彼此沟通，办事，并且往往可以入文的语言。希腊称霸时Koiné④与通语是同义词，中世纪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邦国称雄时Lingua Franca⑤与通语是同义词，直至最近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才成为同样流行的通语同义词。由此可见，通语跟政治以及文化霸权的兴替有着密切关系。例如，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是人类首个文明大国，美索不达米亚人说阿卡得语（Akkad），是阿加得城（Agade）居民的母语。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50年，阿加得城的国力遍及现今的伊拉克国境，阿卡得语成为境内的通语以及传授知识的媒介。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的首个文明大国希腊。希腊人说阿提卡语（Attic），阿提卡语是雅典城居民的母语。由于雅典文明的领导地位，马其顿邦国选用阿提卡语为国语。随着马其顿邦国的崛起，阿提卡语成为希腊帝国的通语（Koiné）以及当时传授知识的媒介。
这种以大族的母语⑥作为理所当然的通语以及授课语言的情况，一直在延续：罗马帝国继希腊帝国兴起之后的一千四百多年，拉丁语逐渐取代希腊话成为欧洲境内的主要通语以及传授知识的主要媒介。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族国（Nation-State）的崛起，西班牙语、法语及英语相继角逐主要通语的地位，这个竞争至今仍然持续。
主、次官话的出现催生了狭义的双语教育，因为受异族管治的小族多了一种要应付的官话，而且它是重要讯息传递的媒介。例如，18世纪在埃及境内发现的罗塞达碑石（Rosetta Stone），它制成于公元前196年，是现存于世的、用多于一种语言写成的最古老的文献。刻在它上面的是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诏书。诏书分别用埃及圣书体（Hieroglyphic）、埃及通俗体（Demotic），以及古希腊文写成。为何埃及国王的诏书会有古希腊文呢？这便是“大吃小”的结果：当时的埃及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藩邦，此类的公文当然少不了宗主国的官话了④。估计当时埃及的贵族精英如果需要学习与宗主国有关的知识，少不了也要用亚历山大帝国的通语，亦即是希腊文了。而类似的情况自古有之，公元前五十年左右开始称霸的罗马帝国，在教育方面以希腊为师，罗马帝国的贵族精英教士僧侣接受的是狭义的双语（希、拉）教育。中国的学校制度在西周时初见雏形，到汉代的太学已具规模。从那时开始，当汉族称雄时，异族的年轻贵胄来华称臣、留学，跟现代的“全融入”双语课程（Total Immersion Programme）的学生所经历的语言经验，可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汉族受异族统治时，由于这些异族在教育方面往往以汉为师，王室贵胄大多接受汉化教育，学校教育的双语成份在这些时期估计会较大。而为他们服务的汉人，亦难免好像希腊称霸时的埃及人一样，学习时也要用到掌权的外族的官话了。
4. 要义、纲领及脉络
以上陈述的要义主要包括两方面：在文化方面，双语教育跟人类历史三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文明的出现有先后之分，文明的水准有高低之别以及通语、官话的出现。
在政治方面，双语教育与政权之间有强、弱以及霸权的出现与兴替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文化、政治方面的原因，双语教育便无可避免地变得复杂了。下文将以这两个要义为纲领，沿着三条主脉进行讨论。第一条主脉是双语教育广义与狭义的分别。第二条主脉是双语教育可以根据受众的身份以及他们对其选择的性质分成两大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大族的主动选择，第二个类型可以细分为两种：二甲型是小族的被动选择。二乙型是小族的主动选择（见表1）。第三条主脉是“双语分工”的概念。文章并以欧洲文艺复兴前、欧洲文艺复兴后、以及1953年后（即当代）分段，尝试将双语教育这个复杂的现象的发展交代出来。
二、文艺复兴前的双语教育
1. 狭义的双语分工与双语教育
引言里谈到的广义一型的双语教育，在很多古老文明中均可以找得到。因为在大多的古老文明中，均有狭义的双语分工的现象（Classical Diglossia）①。根据定义，狭义的双语分工通常只涉及一种语言以及它的不同种别（Varieties）。这些种别可粗分为高阶语（H Variety）和低阶语（L Variety）两类。高阶语大多只有一种，低阶语的数目则可以很多。高阶语通常经过规范，特别是由上而下的规范。它往往是官话，是入文的用语、绅谈、师说。低阶语通常没有经过“官方”的规范，通常不用来入文的，它是家常话，是市谈，是巷议之语。这种双语分工的现象一般都非常稳定，因为受到严格的规范，高阶语在不同年代以及地域的差异较小，便利重大讯息的解读与承传。低阶语在这方面刚好相反，由于约束较小，它们的活力较强，所以在不同年代以及地域之间的差异较大，但是它们这个特性一般来说在传意上并不存着大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用来传递、保存重大讯息的，而是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朋友玩伴等之间的家常话，由于两者之间的分工非常明确，高阶语跟低阶语长期并存分用于不同的场合（见表2）。高、低阶语另一个重大的分别是前者不是一般人的母语，不是从父母而是从学校里学回来的。这是学校教育的开端已经含有广义的双语教育成份的另一个理据。
在古代文明中，狭义的双语分工分用的例子很多。在中国有文言和白话，在近东和北非的回教世界有阿拉伯古文（Classical/Standard Arabic）和阿拉伯白话（Vernacular Arabic），在希腊有阿提卡语（Attic，亦称koine）和通俗语（Demotic），在印度有古泰米尔语（centamil）和泰米尔通俗语（koduntamil）等。
2. 广义和复式的双语分工
广义的双语分工（Broad Diglossia）②是指有关的高、低阶语不需要是同属一种语言，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复式的双语分工（Overlapping Diglossia）③是指高阶语多于一种，于是有关的高、低阶语自然包括不同的语言。
广义和复式的双语分工在罗马以及中世纪时期于欧洲普遍存在，给双语教育制造了发展的空间，特别是一型和狭义二甲型的双语教育，罗马帝国的语言以及教育政策的双语色彩是比较浓厚的（Adams，2003：755-7）。
在罗马时期，由于希腊文明的地位崇高，所以希腊阿提卡语长时期保持着“次官话”的地位，并且是帝国东部的主要通语，复式的双语分工于是长期存在于罗马帝国，虽然操流利的希腊阿提卡语的罗马贵胄人数不多，但是不少罗马贵胄的学校教育是由希腊文开始的（Adams，2003：9），亦即是狭义一型的双语教育。至于狭义二甲型的双语教育，是指帝国东部希腊和其他族群接受的希、拉教育（见表3）。
到了中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迅速瓦解和希腊阿提卡语的式微，欧洲的复式双语分工情况慢慢改变。另一方面，广义的双语分工却在中世纪最初的三百年渐渐的流行起来，这是由于当时在欧洲西部称霸一方的“化外之民”的共通条件只余下两个：教会和拉丁语（欧洲的文明主要是靠教士用拉丁文保传下来的）。拉丁语既然能够维持它的高阶语地位，于是在整个中世纪里，王亲贵胄、教士僧侣接受的教育，便是以拉丁语为主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教育，亦即是广义一型的双语教育。
不过，复式的双语分工与双语教育的密切关系并没有随着希腊阿提卡语渐渐的式微完全消失。进入八世纪后，我们今日熟悉的欧洲高阶语群开始萌芽生根了（详见Cantor，1993：344-56）。例如公元750年，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古英语头韵诗贝奥武夫（Beowulf）写成（Ba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