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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数字化新思维
从世界范围的数字化出版进展来看,出版商对数字化的关注,已经不再是对接受还是惧怕的犹豫不决,而是如何切实扩大数字业务收入。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版国(从品种的角度),年出书20多万种。但根据2006年国家版权局的官方统计,全国图书引进版权为10950种;输出版权为2050种,其中包括港澳台的741种。
根据文化背景、文字翻译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经济、科技整体实力对国外的影响等实际情况,中国图书要在短期内扭转逆差,是不现实的诉求;而且,至少在近期内,国外市场对中国图书的需求还不会集中在大众读物上,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他们的图书市场不但对中文图书,而且对其他任何语种的图书也很少翻译和引进。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对世界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之前,或者具体说至少在今后的10年、20年内,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图书的需求数量只能集中在专业类图书上。但是,专业类图书的外文出版又面临着一个短版印刷的问题。斯布林格出版社翻译我国的高科技学术著作,签订的合同印数都在三百册以下。但是,在数字化平台下,我们却可以通过技术和模式的革新来推进专业图书“走出去”的进程。
中国出版科研所的《中国主题图书在发达国家的出版情况概述》研究课题表明,“总体看来,出于综合国力、国情背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近10年来,国际市场上的中国主题图书并非依靠大众读物的畅销类别来占领,它的主体仍是面向小众读者的分析研究之作。” 国家图书馆藏近10年来美国出版的中国题材图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经济和哲学图书占全部图书的66%。而在文学类图书中,文学评论和研究图书又多于文学作品的译本。总体来说,西方社会对中国图书的需求还是以研究了解为目的,而不是阅读欣赏,更不是追寻时尚。根据目前流行的长尾理论,中国主题图书在欧美国家就是一条长尾。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和介入越来越深入,世界图书市场对中国专业领域信息的了解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是,专业类图书的小众特征以及翻译难度和翻译人才缺乏,造成了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困境。一方面是有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有巨大的瓶颈。数字化、按需出版可能是解决这一瓶颈的最好办法。
不但小众的专业图书将会被网络所控制,大众文学图书也将是网络的天下。网络文学在10年前以“痞子”的形象出现,《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启了网络文学的先河。2008年7月,以新浪副总编侯小强跳槽盛大文学为先兆,盛大文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可能就是网络出版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盛大文学对文学资源,特别是80后、90后文学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将对中国传统书业生存带来致命的影响。目前,盛大文学旗下的三大文学网站起点网、晋江原创网和红袖添香的“出版”规模对传统出版来说已经是一个航空母舰。起点中文网每天产生3000万字,其中30%的用户来自海外,每天的页面浏览量达到2.3亿。注册用户2500万,作家数量18万。用于支付作者稿酬的费用数以万计,每年通过起点中文网写作获得十万元收入的多达数百人,还有很多超过百万元。来自这些网站的作品如《鬼吹灯》、《星辰变》等,影响巨大。有关媒体体认为,现在网络上发表的小说一年超过了十万部,而“文革”前,十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总共才200部。网络文学不但创造了一个文学革命,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现有出版管理体制,将对传统出版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现有出版体制和架构的瓦解不是曾经视作洪水猛兽的民营工作室和民营书商,而是网络出版。
二、儿童图书数字化的“走出去”优势
数字化出版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
第一,符合目前国际图书市场对中国图书小众化、多品种的需求。数字出版要支付的成本可能只有翻译校对费。其他涉及图书版权贸易或图书出口的费用,如印刷费、国际运输费、报关费、进出关税,存储费、资金利息等,均可以省略。而且连作者的版税开支都可以减少到最少程度,因为数字出版是卖一本支付一本版税的,基本上没有纸面出版物通常由起印数决定的首付定金。
第二,有利于掌握外文图书出版的主动权。由于数字出版的销售是全球性的,不存在地理概念上的卖场,所以,数字化书店(服务器)通常可以设在中国国内。经营模式上,不管和境外出版社合作、合资,还是我们单独在境外注册出版社,或者干脆在中国国内出版单位出版,都是一样。境内操作外文版的数字图书出版,可以利用国内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和文学作品相比,由于专业图书对翻译可读性、文学性的要求低于准确性,所以,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翻译力量,请外籍专家稍作编辑便可。这样,大批量地翻译中国图书就有了可能。现在,数字化出版的主要工作是将纸面文本数字化。而针对“走出去”工程,我们要做的另一项工作是把大量的中国图书西语化。
2007年,柳斌杰署长在看到中国知网提供的数字化网络出版平台和知识资源数据库后,指出知识资源总库建设中数据的采集是将来我们整个数字出版最核心的工作。中国有史以来创作的作品全部要进入这个总库,这是国家“十一五”建设的重大基础工程。要把中华民族的知识资源总库建设起来,为我们子孙后代、为全世界作出贡献。在这个工程中,我们不妨在数字化的后面再加上“西语化”这个工序,这样才能让中华文化为全世界做贡献。
因此,我们建议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中,加入数字出版的元素。一是在资助政策上,将纸面出版和数字出版一视同仁,为此制订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在政策上鼓励数字化外文出版。二是国内出版机构独立或与境外出版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外语数字化出版网站,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数字化外文图书。根据我国目前的国力和翻译力量,一年出版3000种数字版外文图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数字是目前我国向欧美国家输出版权的数倍。网站以多种运营模式,利用网络技术向世界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这样,若干年后,我国版权贸易的逆差就会迅速消失。
儿童图书数字化翻译工程和成人读物在大多数问题上有其共性,儿童虽然不是网络的主要购买力,但是,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少年儿童上网的年龄段在日益下降。理论上,所有的儿童图书都可以数字化、外语化。而且,儿童读物很多是彩色图文书,网络版在彩色图文书的印刷制作以及成品远程运输成本的节约上比文字书更加明显。儿童书数字化后,增加的音像动画效果以及互动功能将更适合儿童阅读,或者说,带有声像动感的图书更能吸引儿童的兴趣,由此超越纸介图书的版权输出。另外,儿童图书比成人读物更具有公益性,所以,更便于在政府和团体层面进行批量操作,在短时间内根据某种规划产生海量的品种。儿童图书需要翻译的文字量相对较少,翻译难度相对于专业图书较易,所以,翻译和数字化的过程较快,成本较省。
总之,无论是成人读物,还是儿童读物,数字化都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必须在儿童图书“走出去”工程中充分考虑到这一趋势,未雨绸缪,早作规划。我们可以通过国家采购等方法,构建一个中国儿童图书的免费阅读网站,吸引国外儿童读者。或者向国外公立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赠送数字化的外语儿童书库,等等。儿童是世界的未来,儿童对新生事物的接受速度远快于成人。有专家预言,20年后,首先是儿童图书实现数字化,动漫数字化,纸面杂志和图书会被阅读器和电脑替代。这种替代并不是一种时尚,而是一种必然,甚至是一种无奈,也是对速度、效率、视觉效果以及更重要的成本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世界范围的原材料成本,包括纸张价格的迅速上涨,给传统出版生存再次敲响了警钟。网络高举着现代化和绿色环保两面大旗,已经向传统出版发起总攻。2008年7月公布的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第五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在文字媒体中,报纸以73.8%的阅读率位于首位;杂志阅读率为58.4%,排第二位;互联网阅读率为44.9%,排第三位,比2005年的27.8%提高了17.1%;图书阅读率为44.8%,网络阅读首次超过图书阅读。虽然只有0.1%,但这千分之一是一个标志性的千分之一,表示网络阅读逐步替代图书阅读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次调查数据还表明,2007年有19.3%的人阅读过电子图书。2007年,我国已有数字化图书30万种,这个数字是目前最大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全年备货品种。而且,与纸介图书的备货品种不同,数字图书品种一旦存在,它在理论上就不会再消失,不会产生物理图书的脱销、绝版、报废等概念。另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8年2月,我国网民数达2.21亿人,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在2007年底,这一数字为2.1亿人。新浪视频的流量在2008年一季度也已经超过其他信息,居第一位,这说明互联网的信息载体已经开始超越字节而进入影像时代,这种趋势还在加剧。而我们却还在纸和屏幕之间纠缠不清。中国每年出版各类图书近30万种,户均消费图书仅1.75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但同时可能又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有人认为,近些年来,许多人在忙碌生活和工作压力下,远离了图书阅读。但实际上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网络上自由便捷和免费的阅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认为,尽管网络阅读率在提升,也不能补偿国民图书阅读率下降造成的损失,更不能使我们得到安慰。况且,到目前为止,网络阅读主要还是浅阅读、片断阅读。我们所谓的浅阅读,却正是儿童阅读的特征。在本次调查中问及的对图书价格的评价时,56%的人认为书价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让人们阅读愿望难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图书的“贵族化”倾向,他在公开场合不断说:“现在的书价确实高,动不动三四十元一本,我都劝我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不要买书了。”他认为,图书的减价、免费趋势将势不可挡。对儿童来说,本身不掌握经济支配权,所有的读书开支必须通过家长。家长或为书价,或为其他原因不支持儿童阅读,所以,儿童唯一可能自我选择的,就是通过网络的免费阅读。我们说,儿童图书的数字化会远远早于成人图书,这一点,国内是这样,国外更是这样。
三、儿童图书数字化“走出去”的产业准备
数字化儿童图书“走出去”,首先要依靠国内儿童图书的数字化产业发展。从内容、技术、市场、营销等各方面打造中文儿童图书数字化的成熟的产业链。然后才能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也就是说,儿童图书数字化“走出去”工程只要在原先的产业链上再加上语言翻译这一个环节,就能顺势而上。这条产业链上,我们要推动的工作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跨媒体、多介质出版尝试
少儿读物的儿童性,决定了童书的多媒体阅读对儿童阅读心理的趋附。在纸介图书图文化的基础上,新媒体附件是一个全新的天地。附件的常见形态包括“图书+CD”阅读方式。如浙少社于2006年起先后推出的“小天才系列”、“音乐的故事”系列、“完全妈妈经典诵读”系列都尝试结合新媒体,推广新型的被称为“听书”的阅读方式,这是流行于欧美的一种较为成熟的阅读方式。通过把纸质的文本读物经由主讲人朗诵,制作的数字化的有声读物。有学习需求的学生、消磨塞车时间的有车族、想继续充电的白领、忙于琐碎家务的家庭主妇、视力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还有少年儿童都成为“听书”的重点对象。
业内人士预测国内“听书”市场将有1.5亿元的容量。为了进一步开发孩子们的聆听能力,以“听书”培养孩子的专注力、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浙少社在获得市场检验之后,还陆续推出了以音乐主题、经典作品等相关主题的其他“听书”产品,进一步加快了跨媒体、多介质的数字化出版的进程。
2.推动双轨制出版进程
所谓双轨制出版,是指出版社在推出纸质新书的同时,也完成该书的数字版。双轨制数字出版至少有双重的出版意义。一是数据的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存。教育出版社的题库,辞书出版社的语料库,艺术出版社的图片库,对出版的积累和长远发展都意义重大。对于少儿出版社来说,插图的资源尤其重要。二是同步出版发行数字版图书,在目前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市场效应。
数字出版提供了图书数字资源的有益积累、图书宣传的有效平台,也是版权贸易的有利助推剂。这些资产既可以用来满足现今和未来对数字出版物的需求,当正式制作完成的数字书产生销售后,增加出版社的收益,又可以作为社里便于保存和管理的资源,防止资源的无形流失。
数字图书和纸介书的同步出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会引起冲突。从对出版社数字图书按纸书出版时间所作的销售收益统计来看,越新的数字化图书单品种,销售收益越高。数学新书的同步出版,不仅可以提前进入销售期,而且被采购的机率和数量比推迟一年进行销售的图书在机率和数量上要大得多。通过对全国数字资源总体销售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当年新书最受市场欢迎。
3.老书活化,推陈出新
图书的再版和修订一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的渠道都实行寄销包退,不像以前有订数的规定,到了订数就印。老树能不能发出新芽,往往凭发行部的一个感觉。不是十分把握,发行部门是不肯下订单重印的。其实少儿图书相对于成人图书,时效性相对不大,许多过去年代出版的老书经历10年、20年的岁月,仍然有很好的阅读价值。尤其是少儿读物中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字和插图,至今仍然难以超越。但由于上面所提及的原因,这些图书要以纸质形式再版重印显然有很多实际困难。通过老书数字化,对内容和形式稍作修改充实,就可以销售网络版,再版的直接成本和库存风险大大减少。
老书数字化的另一个重要障碍还有书号的问题。如果老书数字化仅仅是出数字版,那可以用电子版号,获得电子版号相对比较容易,代价也比较低。但是,我们主张老书数字化后仍然能够推出新书,推出的新书主要通过即时印刷的形式提供纸面载体。纸面载体便存在着一个书号重新申请的问题。因为老书新出,很多品种在封面、开本、装帧等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动,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必须重新申请书号。而且,大部分出版社目前都没有数字图书的专业范围,没有数字图书的版号。
在版图书(可供图书printing books)是衡量一个出版社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出版业对社会文化贡献的重要方面,所以,做好老书活化、推陈出新的时间表要尽快往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书活化还带有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质。对走出去而言,老书活化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提供更多的电子版本供对方出版社选择,而不用付出昂贵的邮费和书费。二是对于海外市场,可能我们的老书并不老,特别是传统的文化,往往是超时空的。
4.建立儿童图书的宣传、阅读和版贸平台
数字图书要通过网络来进行宣传、销售、阅读。随着网络对图书宣传和销售的作用日渐重要,网上书店不仅拓宽了图书的销售渠道,更逐渐成为图书宣传展示的重要窗口。推动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国内少儿出版社必须在网站和网络建设上下大功夫。如浙江少儿出版社不仅拥有自己的主网站,还在淘宝网上开设了国内第一家少儿出版社淘宝店。现在正与相关公司联系,除提供销售服务外,还将增加在线翻阅和图书内容检索服务,使读者不仅能够方便地搜索到自己想要的图书,还能够翻阅部分章节,增加图书的宣传促销功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特别是在对外推荐社内图书时,电子书的翻阅功能能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对方出版社最直观的感受,加快版权贸易的谈判速度、节约邮寄样书的成本,进而提高对外推荐图书的成功率。
作为儿童图书“走出去”的数字化进程,可以在中文网站上逐步开辟一些外文栏目,上传部分外文版图书,一方面可以提升网站的国际化水平,也可以借此吸引外文版购买者的注意。同时也不能忘记,在中国目前也有数字不少的外国儿童群体。
5.期望国家对儿童图书数字化的政策支持
数字化出版的投资是很昂贵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数字化出版是很便宜或者应该是免费的。作为一个国际化出版商要介入数字化出版,必须投资于建设网络工程、IT技术平台、网络搜索、数字化产品等,这些投入是巨大的和长期的,因为这些工作不是说今年做了,明年就不用做了,而是需要持续地做下去的。而这对于某个出版社个体而言将是个风险非常大的投入,因为数字化出版的带来的效益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立即收到的。如果在网络平台和IT技术平台方面,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并以免费的形式提供给出版社,这将大大降低出版社在这方面的风险,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这两大平台的资源利用率。
其次,出版业现在非常缺少能够担当数字化重任的精通IT和出版的两栖人才。我们期待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加强对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工作,加强数字出版科技和管理人员的业务交流和培训。由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高层次数字出版科研、管理人员出国进修;每年组织相关人员到数字出版先进国家、地区学习考察,拓展视野;聘请外国数字出版专家来国内交流讲学等。新的技术条件与环境改变了出版业态与我们对出版的原有认识。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内容与渠道互动的特殊时代,出版界没有理由拒绝高科技的介入,也不必为出版环境与传播途径的日新月异感到恐慌,应该紧紧抓住自身的原创、内容资源优势,结合新的技术手段迎接挑战,出版业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与繁荣,“走出去”的步伐也一定会更加坚实和快捷。
从世界范围的数字化出版进展来看,出版商对数字化的关注,已经不再是对接受还是惧怕的犹豫不决,而是如何切实扩大数字业务收入。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版国(从品种的角度),年出书20多万种。但根据2006年国家版权局的官方统计,全国图书引进版权为10950种;输出版权为2050种,其中包括港澳台的741种。
根据文化背景、文字翻译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经济、科技整体实力对国外的影响等实际情况,中国图书要在短期内扭转逆差,是不现实的诉求;而且,至少在近期内,国外市场对中国图书的需求还不会集中在大众读物上,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第一世界,他们的图书市场不但对中文图书,而且对其他任何语种的图书也很少翻译和引进。在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对世界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之前,或者具体说至少在今后的10年、20年内,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图书的需求数量只能集中在专业类图书上。但是,专业类图书的外文出版又面临着一个短版印刷的问题。斯布林格出版社翻译我国的高科技学术著作,签订的合同印数都在三百册以下。但是,在数字化平台下,我们却可以通过技术和模式的革新来推进专业图书“走出去”的进程。
中国出版科研所的《中国主题图书在发达国家的出版情况概述》研究课题表明,“总体看来,出于综合国力、国情背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近10年来,国际市场上的中国主题图书并非依靠大众读物的畅销类别来占领,它的主体仍是面向小众读者的分析研究之作。” 国家图书馆藏近10年来美国出版的中国题材图书,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经济和哲学图书占全部图书的66%。而在文学类图书中,文学评论和研究图书又多于文学作品的译本。总体来说,西方社会对中国图书的需求还是以研究了解为目的,而不是阅读欣赏,更不是追寻时尚。根据目前流行的长尾理论,中国主题图书在欧美国家就是一条长尾。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和介入越来越深入,世界图书市场对中国专业领域信息的了解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是,专业类图书的小众特征以及翻译难度和翻译人才缺乏,造成了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困境。一方面是有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有巨大的瓶颈。数字化、按需出版可能是解决这一瓶颈的最好办法。
不但小众的专业图书将会被网络所控制,大众文学图书也将是网络的天下。网络文学在10年前以“痞子”的形象出现,《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启了网络文学的先河。2008年7月,以新浪副总编侯小强跳槽盛大文学为先兆,盛大文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可能就是网络出版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盛大文学对文学资源,特别是80后、90后文学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将对中国传统书业生存带来致命的影响。目前,盛大文学旗下的三大文学网站起点网、晋江原创网和红袖添香的“出版”规模对传统出版来说已经是一个航空母舰。起点中文网每天产生3000万字,其中30%的用户来自海外,每天的页面浏览量达到2.3亿。注册用户2500万,作家数量18万。用于支付作者稿酬的费用数以万计,每年通过起点中文网写作获得十万元收入的多达数百人,还有很多超过百万元。来自这些网站的作品如《鬼吹灯》、《星辰变》等,影响巨大。有关媒体体认为,现在网络上发表的小说一年超过了十万部,而“文革”前,十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总共才200部。网络文学不但创造了一个文学革命,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现有出版管理体制,将对传统出版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现有出版体制和架构的瓦解不是曾经视作洪水猛兽的民营工作室和民营书商,而是网络出版。
二、儿童图书数字化的“走出去”优势
数字化出版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
第一,符合目前国际图书市场对中国图书小众化、多品种的需求。数字出版要支付的成本可能只有翻译校对费。其他涉及图书版权贸易或图书出口的费用,如印刷费、国际运输费、报关费、进出关税,存储费、资金利息等,均可以省略。而且连作者的版税开支都可以减少到最少程度,因为数字出版是卖一本支付一本版税的,基本上没有纸面出版物通常由起印数决定的首付定金。
第二,有利于掌握外文图书出版的主动权。由于数字出版的销售是全球性的,不存在地理概念上的卖场,所以,数字化书店(服务器)通常可以设在中国国内。经营模式上,不管和境外出版社合作、合资,还是我们单独在境外注册出版社,或者干脆在中国国内出版单位出版,都是一样。境内操作外文版的数字图书出版,可以利用国内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和文学作品相比,由于专业图书对翻译可读性、文学性的要求低于准确性,所以,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翻译力量,请外籍专家稍作编辑便可。这样,大批量地翻译中国图书就有了可能。现在,数字化出版的主要工作是将纸面文本数字化。而针对“走出去”工程,我们要做的另一项工作是把大量的中国图书西语化。
2007年,柳斌杰署长在看到中国知网提供的数字化网络出版平台和知识资源数据库后,指出知识资源总库建设中数据的采集是将来我们整个数字出版最核心的工作。中国有史以来创作的作品全部要进入这个总库,这是国家“十一五”建设的重大基础工程。要把中华民族的知识资源总库建设起来,为我们子孙后代、为全世界作出贡献。在这个工程中,我们不妨在数字化的后面再加上“西语化”这个工序,这样才能让中华文化为全世界做贡献。
因此,我们建议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中,加入数字出版的元素。一是在资助政策上,将纸面出版和数字出版一视同仁,为此制订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在政策上鼓励数字化外文出版。二是国内出版机构独立或与境外出版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外语数字化出版网站,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数字化外文图书。根据我国目前的国力和翻译力量,一年出版3000种数字版外文图书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数字是目前我国向欧美国家输出版权的数倍。网站以多种运营模式,利用网络技术向世界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这样,若干年后,我国版权贸易的逆差就会迅速消失。
儿童图书数字化翻译工程和成人读物在大多数问题上有其共性,儿童虽然不是网络的主要购买力,但是,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少年儿童上网的年龄段在日益下降。理论上,所有的儿童图书都可以数字化、外语化。而且,儿童读物很多是彩色图文书,网络版在彩色图文书的印刷制作以及成品远程运输成本的节约上比文字书更加明显。儿童书数字化后,增加的音像动画效果以及互动功能将更适合儿童阅读,或者说,带有声像动感的图书更能吸引儿童的兴趣,由此超越纸介图书的版权输出。另外,儿童图书比成人读物更具有公益性,所以,更便于在政府和团体层面进行批量操作,在短时间内根据某种规划产生海量的品种。儿童图书需要翻译的文字量相对较少,翻译难度相对于专业图书较易,所以,翻译和数字化的过程较快,成本较省。
总之,无论是成人读物,还是儿童读物,数字化都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必须在儿童图书“走出去”工程中充分考虑到这一趋势,未雨绸缪,早作规划。我们可以通过国家采购等方法,构建一个中国儿童图书的免费阅读网站,吸引国外儿童读者。或者向国外公立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赠送数字化的外语儿童书库,等等。儿童是世界的未来,儿童对新生事物的接受速度远快于成人。有专家预言,20年后,首先是儿童图书实现数字化,动漫数字化,纸面杂志和图书会被阅读器和电脑替代。这种替代并不是一种时尚,而是一种必然,甚至是一种无奈,也是对速度、效率、视觉效果以及更重要的成本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世界范围的原材料成本,包括纸张价格的迅速上涨,给传统出版生存再次敲响了警钟。网络高举着现代化和绿色环保两面大旗,已经向传统出版发起总攻。2008年7月公布的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第五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在文字媒体中,报纸以73.8%的阅读率位于首位;杂志阅读率为58.4%,排第二位;互联网阅读率为44.9%,排第三位,比2005年的27.8%提高了17.1%;图书阅读率为44.8%,网络阅读首次超过图书阅读。虽然只有0.1%,但这千分之一是一个标志性的千分之一,表示网络阅读逐步替代图书阅读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次调查数据还表明,2007年有19.3%的人阅读过电子图书。2007年,我国已有数字化图书30万种,这个数字是目前最大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全年备货品种。而且,与纸介图书的备货品种不同,数字图书品种一旦存在,它在理论上就不会再消失,不会产生物理图书的脱销、绝版、报废等概念。另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8年2月,我国网民数达2.21亿人,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在2007年底,这一数字为2.1亿人。新浪视频的流量在2008年一季度也已经超过其他信息,居第一位,这说明互联网的信息载体已经开始超越字节而进入影像时代,这种趋势还在加剧。而我们却还在纸和屏幕之间纠缠不清。中国每年出版各类图书近30万种,户均消费图书仅1.75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但同时可能又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有人认为,近些年来,许多人在忙碌生活和工作压力下,远离了图书阅读。但实际上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网络上自由便捷和免费的阅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认为,尽管网络阅读率在提升,也不能补偿国民图书阅读率下降造成的损失,更不能使我们得到安慰。况且,到目前为止,网络阅读主要还是浅阅读、片断阅读。我们所谓的浅阅读,却正是儿童阅读的特征。在本次调查中问及的对图书价格的评价时,56%的人认为书价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让人们阅读愿望难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图书的“贵族化”倾向,他在公开场合不断说:“现在的书价确实高,动不动三四十元一本,我都劝我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不要买书了。”他认为,图书的减价、免费趋势将势不可挡。对儿童来说,本身不掌握经济支配权,所有的读书开支必须通过家长。家长或为书价,或为其他原因不支持儿童阅读,所以,儿童唯一可能自我选择的,就是通过网络的免费阅读。我们说,儿童图书的数字化会远远早于成人图书,这一点,国内是这样,国外更是这样。
三、儿童图书数字化“走出去”的产业准备
数字化儿童图书“走出去”,首先要依靠国内儿童图书的数字化产业发展。从内容、技术、市场、营销等各方面打造中文儿童图书数字化的成熟的产业链。然后才能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也就是说,儿童图书数字化“走出去”工程只要在原先的产业链上再加上语言翻译这一个环节,就能顺势而上。这条产业链上,我们要推动的工作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跨媒体、多介质出版尝试
少儿读物的儿童性,决定了童书的多媒体阅读对儿童阅读心理的趋附。在纸介图书图文化的基础上,新媒体附件是一个全新的天地。附件的常见形态包括“图书+CD”阅读方式。如浙少社于2006年起先后推出的“小天才系列”、“音乐的故事”系列、“完全妈妈经典诵读”系列都尝试结合新媒体,推广新型的被称为“听书”的阅读方式,这是流行于欧美的一种较为成熟的阅读方式。通过把纸质的文本读物经由主讲人朗诵,制作的数字化的有声读物。有学习需求的学生、消磨塞车时间的有车族、想继续充电的白领、忙于琐碎家务的家庭主妇、视力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还有少年儿童都成为“听书”的重点对象。
业内人士预测国内“听书”市场将有1.5亿元的容量。为了进一步开发孩子们的聆听能力,以“听书”培养孩子的专注力、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浙少社在获得市场检验之后,还陆续推出了以音乐主题、经典作品等相关主题的其他“听书”产品,进一步加快了跨媒体、多介质的数字化出版的进程。
2.推动双轨制出版进程
所谓双轨制出版,是指出版社在推出纸质新书的同时,也完成该书的数字版。双轨制数字出版至少有双重的出版意义。一是数据的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存。教育出版社的题库,辞书出版社的语料库,艺术出版社的图片库,对出版的积累和长远发展都意义重大。对于少儿出版社来说,插图的资源尤其重要。二是同步出版发行数字版图书,在目前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市场效应。
数字出版提供了图书数字资源的有益积累、图书宣传的有效平台,也是版权贸易的有利助推剂。这些资产既可以用来满足现今和未来对数字出版物的需求,当正式制作完成的数字书产生销售后,增加出版社的收益,又可以作为社里便于保存和管理的资源,防止资源的无形流失。
数字图书和纸介书的同步出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会引起冲突。从对出版社数字图书按纸书出版时间所作的销售收益统计来看,越新的数字化图书单品种,销售收益越高。数学新书的同步出版,不仅可以提前进入销售期,而且被采购的机率和数量比推迟一年进行销售的图书在机率和数量上要大得多。通过对全国数字资源总体销售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当年新书最受市场欢迎。
3.老书活化,推陈出新
图书的再版和修订一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的渠道都实行寄销包退,不像以前有订数的规定,到了订数就印。老树能不能发出新芽,往往凭发行部的一个感觉。不是十分把握,发行部门是不肯下订单重印的。其实少儿图书相对于成人图书,时效性相对不大,许多过去年代出版的老书经历10年、20年的岁月,仍然有很好的阅读价值。尤其是少儿读物中那些堪称经典的文字和插图,至今仍然难以超越。但由于上面所提及的原因,这些图书要以纸质形式再版重印显然有很多实际困难。通过老书数字化,对内容和形式稍作修改充实,就可以销售网络版,再版的直接成本和库存风险大大减少。
老书数字化的另一个重要障碍还有书号的问题。如果老书数字化仅仅是出数字版,那可以用电子版号,获得电子版号相对比较容易,代价也比较低。但是,我们主张老书数字化后仍然能够推出新书,推出的新书主要通过即时印刷的形式提供纸面载体。纸面载体便存在着一个书号重新申请的问题。因为老书新出,很多品种在封面、开本、装帧等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动,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必须重新申请书号。而且,大部分出版社目前都没有数字图书的专业范围,没有数字图书的版号。
在版图书(可供图书printing books)是衡量一个出版社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出版业对社会文化贡献的重要方面,所以,做好老书活化、推陈出新的时间表要尽快往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书活化还带有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质。对走出去而言,老书活化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提供更多的电子版本供对方出版社选择,而不用付出昂贵的邮费和书费。二是对于海外市场,可能我们的老书并不老,特别是传统的文化,往往是超时空的。
4.建立儿童图书的宣传、阅读和版贸平台
数字图书要通过网络来进行宣传、销售、阅读。随着网络对图书宣传和销售的作用日渐重要,网上书店不仅拓宽了图书的销售渠道,更逐渐成为图书宣传展示的重要窗口。推动中国儿童图书“走出去”,国内少儿出版社必须在网站和网络建设上下大功夫。如浙江少儿出版社不仅拥有自己的主网站,还在淘宝网上开设了国内第一家少儿出版社淘宝店。现在正与相关公司联系,除提供销售服务外,还将增加在线翻阅和图书内容检索服务,使读者不仅能够方便地搜索到自己想要的图书,还能够翻阅部分章节,增加图书的宣传促销功能。在图书版权贸易中,特别是在对外推荐社内图书时,电子书的翻阅功能能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对方出版社最直观的感受,加快版权贸易的谈判速度、节约邮寄样书的成本,进而提高对外推荐图书的成功率。
作为儿童图书“走出去”的数字化进程,可以在中文网站上逐步开辟一些外文栏目,上传部分外文版图书,一方面可以提升网站的国际化水平,也可以借此吸引外文版购买者的注意。同时也不能忘记,在中国目前也有数字不少的外国儿童群体。
5.期望国家对儿童图书数字化的政策支持
数字化出版的投资是很昂贵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数字化出版是很便宜或者应该是免费的。作为一个国际化出版商要介入数字化出版,必须投资于建设网络工程、IT技术平台、网络搜索、数字化产品等,这些投入是巨大的和长期的,因为这些工作不是说今年做了,明年就不用做了,而是需要持续地做下去的。而这对于某个出版社个体而言将是个风险非常大的投入,因为数字化出版的带来的效益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立即收到的。如果在网络平台和IT技术平台方面,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并以免费的形式提供给出版社,这将大大降低出版社在这方面的风险,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这两大平台的资源利用率。
其次,出版业现在非常缺少能够担当数字化重任的精通IT和出版的两栖人才。我们期待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加强对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工作,加强数字出版科技和管理人员的业务交流和培训。由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高层次数字出版科研、管理人员出国进修;每年组织相关人员到数字出版先进国家、地区学习考察,拓展视野;聘请外国数字出版专家来国内交流讲学等。新的技术条件与环境改变了出版业态与我们对出版的原有认识。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内容与渠道互动的特殊时代,出版界没有理由拒绝高科技的介入,也不必为出版环境与传播途径的日新月异感到恐慌,应该紧紧抓住自身的原创、内容资源优势,结合新的技术手段迎接挑战,出版业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与繁荣,“走出去”的步伐也一定会更加坚实和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