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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叙事艺术表现在诗歌以焦仲卿的“三闻”勾连全篇，展开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进而深刻地表现了诗歌主旨。
关键词：叙事艺术;人物形象;诗歌主旨
《孔雀东南飞》在文化传承的历史长廊中，走过一季又一季的岁月更迭，走进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间，究其原因，应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诗中成功刻画了光彩夺目、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二是诗中浪漫多彩、跌宕起伏的结构情节;其三是诗歌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再创造地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凄美爱情故事。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之所以有这样瞩目的艺术成就，其根源是诗中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
众所周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被清代学者沈德潜赞誉为：“古今第一长诗。”笔者在研读时发现，《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焦仲卿，在诗中着墨不多，但这丝毫不影响对焦仲卿人物形象的刻画。《孔雀东南飞》这样巧妙的叙述安排恰恰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呈现出 “俏丽三春桃，素简九秋菊”式的叙述艺术。作者用尽量少的笔墨去书写心中的广袤天地，让读者感受文章中张弛有度的叙事艺术的张力，从而达到言简意赅之效果。笔者试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三闻”来探析《孔雀东南飞》的叙事艺术之妙。
焦仲卿的“三闻”表现在以下三处：“一闻”在刘兰芝不堪婆婆驱遣，主动请求“遣归”时，焦仲卿的态度是“府吏得闻之”;“二闻”是刘兰芝在兄长的迫压之下，无奈答应改嫁之时，焦仲卿的表现是“府吏闻此变”;“三闻”则在刘兰芝大婚之际 “举身赴清池”后，焦仲卿的反应是“府吏闻此事”。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中这三个事件都关系着焦刘的婚姻爱情的命运和未来。作为这场有白头愿景的男主人公，缘何诗歌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他的态度，这样的叙事安排表达出如下艺术效果：
首先，更鲜明地塑造人物形象。先来了解一下汉代府衙的上班时间制。唐代张守义在《正义》中记载：“汉官五日一假洗浴也。”这里的“洗浴”，即为“休假”，在汉代，在府衙里效力的大小官员，一般上班5天，然后有1天或2天的休假时间，这样的时间安排，对任何一个朝代和个人而言，都是正常的，而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这样自述夫妻的生活状态：“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焦刘二人结婚的时间不算太短，“共事二三年”，在三年左右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妻相处的时间却似乎很短，这是什么原因呢？细思极悲，刘兰芝自嫁到焦家之后，过的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的生活，但是，她的辛劳并未得到婆婆的认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在这种心酸悲苦的家庭生活中，本该作为妻子守护神的焦仲卿却一直处在失语或缺席的状态。婆媳有矛盾本也正常，关键看丈夫的态度。但是焦仲卿没有任何作为，反而一直逃避、无视，任其恶化。所以夫妻之间的“相见常日稀”，焦仲卿公务繁忙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是其性格中的懦弱、无能，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府吏得闻之”，这一轻描淡写之“闻”，写出了焦仲卿长期对娇妻的悲苦生活状况的视若罔闻，也写出了焦仲卿对矛盾丛生的家庭日常置之不理。
再来看“二闻”。班昭曾援引《礼记》说：“夫者，天也，天故不可逃，夫固不可离。”在汉代，虽然女子的贞烈观还不像宋代等那么极端，但是“七出”的制定以及“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通行仍然说明男子在社会家庭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刘兰芝被遣回时是面临巨大的世俗和精神压力的，这从刘兰芝回家时她母亲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在刘兰芝的成长过程中，刘家应该是付出很多精力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刘兰芝的原生家庭培养刘兰芝各种才艺最直接的目的应该是希望她出嫁之后能在夫家地位稳固，生活幸福，只是没有想到，精心培养出来的勤劳能干、知书达理的女儿居然会被遣。这对刘兰芝和全家都是一件屈辱的事情，所以刘兰芝回家后的生活是 “进退无颜仪”。反观焦仲卿在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诗中仅有“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的交代。即焦仲卿在面临婚姻危机时，依然若无其事，既没有回家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也没有宽慰爱妻，更没有到岳父家里说明情况，只是在兰芝被迫答应改嫁之时，才写到“府吏闻此变”，这寥寥几笔的“闻此变”，恰恰把一个没有担当、无能的男人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
最后来看“三闻”。故事到高潮阶段，在刘兰芝二次成婚前夕，夫妇二人共约赴死。焦仲卿回家之后，与母亲诀别，焦母再次提出另娶他人的建议，可是焦仲卿再次失语，只是 “长叹空房中”。兰芝的婚期在一片庄重奢侈的氛围中如期而至，对爱情婚姻无望的刘兰芝对生命已然没有了眷恋，因而“举身赴清池”。府吏听闻后“自挂东南枝”，焦仲卿连共约赴死都在妻死之后。所以笔者认为，相对于刘兰芝，焦仲卿的爱确实不够深切。
看似不经意的“三闻”，更鲜明地塑造了焦仲卿懦弱、缺乏担当、无能的性格特征，这正是“素简九秋菊”叙事艺术的精妙所在。
其次，体现了叙事诗详略得当、疏密相得的叙事艺术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里说：“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 《孔雀东南飞》中对焦仲卿“三闻”的叙事处理，彰显了作者在叙事方面的深厚功力，表现出“俏丽三春桃，素淡九秋菊”的审美特征。
从对焦仲卿这一人物的内部处理来看，他虽是《孔雀东南飞》的男主人公，但其戏份却不能与刘兰芝分庭抗礼，我们从诗序中就能窥探一二。序言在叙述焦仲卿时，用了一个“亦”字，“亦”乃副词，是“也”的意思。可见，焦仲卿的作用只能是陪衬。诗歌中在兼顾他的主角地位时，主要在他的语言上作安排，比如，他和焦母以及兰芝的对话，无不一字一句叙述详细。如果在行动或者其他方面再给予详尽的叙述，显然违反了文学创作中泼墨如云与惜字如金的叙述要求，所以在焦仲卿的行动上，作者用了“三闻”来处理，显得素简，与其语言上的敷陈华美相得益彰，契合了文学创作的审美要求。
从与刘兰芝这一主要人物的关系的处理来看，诗歌对刘兰芝各方面的叙述都不惜笔墨。比如在兰芝告别焦母之前，从她的裙子，头部、腰间、耳朵等的装饰，五官以及走路的姿势，都做了繁复细致的描述。笔者认为，兰芝在打扮时“事事四五通”，正展现了“俏丽三春桃”的叙事审美。那么，在语言描写上已经非常详细的焦仲卿，在行动及其他方面，必须有所取舍，沈德潜认为：“作诗贵剪裁”，所以，对焦仲卿在行动等方面的叙述上，用“三闻”的素简式处理，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
最后，“三闻”设计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歌的悲剧色彩。阅读《孔雀东南飞》时笔者只看到弱女子刘兰芝的用尽全力，而本该作为主力的伟男子焦仲卿却一直不在状态。长期以来，我们把造成焦刘二人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指向封建家长制，从而觉得焦母蛮横无理、十恶不赦。但是细细想来，在焦刘二人的婚姻里，封建家长制，善妒无理的焦母固然是捅向二人爱情婚姻的咽喉的匕首，那么，焦仲卿在婆媳矛盾的家庭生活中常态式的“失语”“缺席”难道不是直接拿起这把匕首的手吗？爱，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更是对彼此的责任和担当。同样是生活在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个人不仅用真心真情书写了不能爱而偏要爱的传奇，更是用担当和责任守护了婚姻白头偕老的美好结局，为什么二者的结局迥然不同呢？诗贵在含蓄蕴藉，当然不可能直接道明焦仲卿的过失，为了保持文学的审美，怎么去表现其中的矛盾冲突呢？著名作家诺曼·文森特·皮尔说：“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一切”，《孔雀东南飞》用“三闻”的素简的叙事方式，为读者全景式地展示了焦仲卿的性格，以及他在婚姻爱情面临困难时的态度，自然也就昭示了他的命运走向，昭示了他和刘兰芝之间婚姻爱情悲剧命运的走向。焦仲卿在刘兰芝面前，说着甜蜜的情话，发着真诚的誓言，但是在行动上，却一直无为逃避，诗歌在叙述“兰芝被遣”“兰芝改嫁”“兰芝赴死”这三个关系他们婚姻爱情命运的关键的事情，焦仲卿淡漠的“三闻”，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个男人在婚姻生活中是语言上的巨人，却是行动上的侏儒的强烈反差，从而加深了这场婚姻悲劇的底色，让人们为刘兰芝对爱情婚姻的坚贞感动时，更为一个女子在荆棘丛生的封建社会里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和尊严而单打独斗感到无比的无奈和悲哀。
《孔雀东南飞》对焦仲卿“三闻”的叙事艺术的处理，为读者呈现出“俏丽三月桃，素简九秋菊”的详略得当、疏密有致的叙事效果，从而增添了诗歌在形象塑造、结构情节安排以及诗歌主旨上的艺术效果，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读三叹，喜爱不已。
作者简介：陈丽娟（1980—），女，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实验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中学语文教学。
关键词：叙事艺术;人物形象;诗歌主旨
《孔雀东南飞》在文化传承的历史长廊中，走过一季又一季的岁月更迭，走进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间，究其原因，应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诗中成功刻画了光彩夺目、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二是诗中浪漫多彩、跌宕起伏的结构情节;其三是诗歌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再创造地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凄美爱情故事。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之所以有这样瞩目的艺术成就，其根源是诗中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
众所周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被清代学者沈德潜赞誉为：“古今第一长诗。”笔者在研读时发现，《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焦仲卿，在诗中着墨不多，但这丝毫不影响对焦仲卿人物形象的刻画。《孔雀东南飞》这样巧妙的叙述安排恰恰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呈现出 “俏丽三春桃，素简九秋菊”式的叙述艺术。作者用尽量少的笔墨去书写心中的广袤天地，让读者感受文章中张弛有度的叙事艺术的张力，从而达到言简意赅之效果。笔者试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三闻”来探析《孔雀东南飞》的叙事艺术之妙。
焦仲卿的“三闻”表现在以下三处：“一闻”在刘兰芝不堪婆婆驱遣，主动请求“遣归”时，焦仲卿的态度是“府吏得闻之”;“二闻”是刘兰芝在兄长的迫压之下，无奈答应改嫁之时，焦仲卿的表现是“府吏闻此变”;“三闻”则在刘兰芝大婚之际 “举身赴清池”后，焦仲卿的反应是“府吏闻此事”。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中这三个事件都关系着焦刘的婚姻爱情的命运和未来。作为这场有白头愿景的男主人公，缘何诗歌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他的态度，这样的叙事安排表达出如下艺术效果：
首先，更鲜明地塑造人物形象。先来了解一下汉代府衙的上班时间制。唐代张守义在《正义》中记载：“汉官五日一假洗浴也。”这里的“洗浴”，即为“休假”，在汉代，在府衙里效力的大小官员，一般上班5天，然后有1天或2天的休假时间，这样的时间安排，对任何一个朝代和个人而言，都是正常的，而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这样自述夫妻的生活状态：“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焦刘二人结婚的时间不算太短，“共事二三年”，在三年左右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妻相处的时间却似乎很短，这是什么原因呢？细思极悲，刘兰芝自嫁到焦家之后，过的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的生活，但是，她的辛劳并未得到婆婆的认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在这种心酸悲苦的家庭生活中，本该作为妻子守护神的焦仲卿却一直处在失语或缺席的状态。婆媳有矛盾本也正常，关键看丈夫的态度。但是焦仲卿没有任何作为，反而一直逃避、无视，任其恶化。所以夫妻之间的“相见常日稀”，焦仲卿公务繁忙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是其性格中的懦弱、无能，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府吏得闻之”，这一轻描淡写之“闻”，写出了焦仲卿长期对娇妻的悲苦生活状况的视若罔闻，也写出了焦仲卿对矛盾丛生的家庭日常置之不理。
再来看“二闻”。班昭曾援引《礼记》说：“夫者，天也，天故不可逃，夫固不可离。”在汉代，虽然女子的贞烈观还不像宋代等那么极端，但是“七出”的制定以及“一夫一妻多妾制”的通行仍然说明男子在社会家庭生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刘兰芝被遣回时是面临巨大的世俗和精神压力的，这从刘兰芝回家时她母亲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在刘兰芝的成长过程中，刘家应该是付出很多精力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刘兰芝的原生家庭培养刘兰芝各种才艺最直接的目的应该是希望她出嫁之后能在夫家地位稳固，生活幸福，只是没有想到，精心培养出来的勤劳能干、知书达理的女儿居然会被遣。这对刘兰芝和全家都是一件屈辱的事情，所以刘兰芝回家后的生活是 “进退无颜仪”。反观焦仲卿在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诗中仅有“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的交代。即焦仲卿在面临婚姻危机时，依然若无其事，既没有回家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也没有宽慰爱妻，更没有到岳父家里说明情况，只是在兰芝被迫答应改嫁之时，才写到“府吏闻此变”，这寥寥几笔的“闻此变”，恰恰把一个没有担当、无能的男人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
最后来看“三闻”。故事到高潮阶段，在刘兰芝二次成婚前夕，夫妇二人共约赴死。焦仲卿回家之后，与母亲诀别，焦母再次提出另娶他人的建议，可是焦仲卿再次失语，只是 “长叹空房中”。兰芝的婚期在一片庄重奢侈的氛围中如期而至，对爱情婚姻无望的刘兰芝对生命已然没有了眷恋，因而“举身赴清池”。府吏听闻后“自挂东南枝”，焦仲卿连共约赴死都在妻死之后。所以笔者认为，相对于刘兰芝，焦仲卿的爱确实不够深切。
看似不经意的“三闻”，更鲜明地塑造了焦仲卿懦弱、缺乏担当、无能的性格特征，这正是“素简九秋菊”叙事艺术的精妙所在。
其次，体现了叙事诗详略得当、疏密相得的叙事艺术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里说：“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 《孔雀东南飞》中对焦仲卿“三闻”的叙事处理，彰显了作者在叙事方面的深厚功力，表现出“俏丽三春桃，素淡九秋菊”的审美特征。
从对焦仲卿这一人物的内部处理来看，他虽是《孔雀东南飞》的男主人公，但其戏份却不能与刘兰芝分庭抗礼，我们从诗序中就能窥探一二。序言在叙述焦仲卿时，用了一个“亦”字，“亦”乃副词，是“也”的意思。可见，焦仲卿的作用只能是陪衬。诗歌中在兼顾他的主角地位时，主要在他的语言上作安排，比如，他和焦母以及兰芝的对话，无不一字一句叙述详细。如果在行动或者其他方面再给予详尽的叙述，显然违反了文学创作中泼墨如云与惜字如金的叙述要求，所以在焦仲卿的行动上，作者用了“三闻”来处理，显得素简，与其语言上的敷陈华美相得益彰，契合了文学创作的审美要求。
从与刘兰芝这一主要人物的关系的处理来看，诗歌对刘兰芝各方面的叙述都不惜笔墨。比如在兰芝告别焦母之前，从她的裙子，头部、腰间、耳朵等的装饰，五官以及走路的姿势，都做了繁复细致的描述。笔者认为，兰芝在打扮时“事事四五通”，正展现了“俏丽三春桃”的叙事审美。那么，在语言描写上已经非常详细的焦仲卿，在行动及其他方面，必须有所取舍，沈德潜认为：“作诗贵剪裁”，所以，对焦仲卿在行动等方面的叙述上，用“三闻”的素简式处理，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
最后，“三闻”设计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歌的悲剧色彩。阅读《孔雀东南飞》时笔者只看到弱女子刘兰芝的用尽全力，而本该作为主力的伟男子焦仲卿却一直不在状态。长期以来，我们把造成焦刘二人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指向封建家长制，从而觉得焦母蛮横无理、十恶不赦。但是细细想来，在焦刘二人的婚姻里，封建家长制，善妒无理的焦母固然是捅向二人爱情婚姻的咽喉的匕首，那么，焦仲卿在婆媳矛盾的家庭生活中常态式的“失语”“缺席”难道不是直接拿起这把匕首的手吗？爱，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更是对彼此的责任和担当。同样是生活在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个人不仅用真心真情书写了不能爱而偏要爱的传奇，更是用担当和责任守护了婚姻白头偕老的美好结局，为什么二者的结局迥然不同呢？诗贵在含蓄蕴藉，当然不可能直接道明焦仲卿的过失，为了保持文学的审美，怎么去表现其中的矛盾冲突呢？著名作家诺曼·文森特·皮尔说：“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一切”，《孔雀东南飞》用“三闻”的素简的叙事方式，为读者全景式地展示了焦仲卿的性格，以及他在婚姻爱情面临困难时的态度，自然也就昭示了他的命运走向，昭示了他和刘兰芝之间婚姻爱情悲剧命运的走向。焦仲卿在刘兰芝面前，说着甜蜜的情话，发着真诚的誓言，但是在行动上，却一直无为逃避，诗歌在叙述“兰芝被遣”“兰芝改嫁”“兰芝赴死”这三个关系他们婚姻爱情命运的关键的事情，焦仲卿淡漠的“三闻”，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个男人在婚姻生活中是语言上的巨人，却是行动上的侏儒的强烈反差，从而加深了这场婚姻悲劇的底色，让人们为刘兰芝对爱情婚姻的坚贞感动时，更为一个女子在荆棘丛生的封建社会里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和尊严而单打独斗感到无比的无奈和悲哀。
《孔雀东南飞》对焦仲卿“三闻”的叙事艺术的处理，为读者呈现出“俏丽三月桃，素简九秋菊”的详略得当、疏密有致的叙事效果，从而增添了诗歌在形象塑造、结构情节安排以及诗歌主旨上的艺术效果，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读三叹，喜爱不已。
作者简介：陈丽娟（1980—），女，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实验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