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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意外的是祝勇进入历史的方法。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历史朝拜者，一步一个脚印，叩等身长头。大段的时间被他凌空越过。他停在历史的拐点，寻找血迹、证物，然后对发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那场车祸，重新立案。
那是一个血腥现场，整个民族支离破碎。而且掩埋潦草，无人有力量认真收拾。而如今，血腥散尽，文字行迹可疑。创伤没有被清洗，就被裹在绷带下，在一层层的梅花下。
祝勇要做的是回到历史现场，是与时间相向而行。他发现历史过程的某些点，都是豆腐渣工程。那些建筑的倒塌，瓦砾尘土可以直达今天。因此，祝勇做的不是历史研究，他是个思想者。
我们的历史书写，从来都是自我视角。而祝勇用了一个他者视角。用了一个客观的视角。这是看清历史真相的前提。面对一个半世纪前东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冲突，孰是孰非，谁也别争。虽然尸骨成灰，但器物犹在。祝勇在明灯早已熄灭的历史瓦砾中，一个一个艰苦地寻找。那些器物，在黑暗中闪着微光，不曾死去。它们在历史中曾担纲主演，每个都有大段唱词。那些句子一经说出就被复制，凝结在器物的花纹和性质里。这是历史不小心留下的备份。祝勇找到了它们，一一擦拭干净。拎进今天，摆放在证据的桌面上。
烟枪与火枪。这两把枪完全可以概括那段历史。面对烟枪与火枪的时候，中国人就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走到了必须选择的考场。面对选择题，中国没有基本的理性。不是选错了，而是不选择。祝勇从中国对待烟枪和火枪的态度，直抵中国文化的黑暗、腐烂部分。
关于烟枪与火枪，祝勇有精彩描述：“紫檀木的卧榻、红缎靠枕，三五丫环，甚至留声机，嘶哑的唱音刚好与室内缭绕的烟气相匹配。这些零零散散的器物，以烟枪为核心，在烟枪的带领下，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向人们虚弱的意志发起总攻；火枪有着动人的身材，细巧、修长，线条光滑流畅，像女人，煽动欲望。它的腰身，与握掌的弧度妥贴相合。准星果断地改变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一切事物——包括人，都成为他的标靶。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全都消失了，等待它们的，只有生存或者毁灭的最终判决。所有的殊荣都将在枪口下消遁。谁拥有枪，谁就拥有了判决权。”
烟枪与火枪是对立的。握枪的姿势是不同的。它一定导致两个方向。选择火枪，中国将与世界为友，国家尊严已经必须是一把能高速射击的火枪，但是中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安睡的床榻已经变成了鲨鱼的脊背。“中国皇帝拥有全国武器最精华的部分，他的宫殿，就是中国尖端武器的陈列所，坤宁宫东暖阁，就是宫廷武器的秘密集散地之一。兵器从战场上退场，以陈列品的身份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兵器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并非它的嗜杀本性，而是它的装饰。那些装饰如同珠光宝气的衣袍，将各种兵器与生俱来的凶猛个性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它们的赏玩价值超过一切，战斗功能已退居第二位。在华丽的刀鞘里，锋利的刀刃已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日复一日地与繁复的纹饰发生关系，而与战场日益疏远。所有的图案，与其说它们代表了中国武器装备的最高水准，不如说代表了中国装饰工艺的最高境界。在中国的深宫，武器的意义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刀剑的功能，已经与如意没有太大区别。”
中国对世界没有基本的认识。认识是与整个世界错位的。祝勇用大量文字把这个错位呈现出来。中国人选择了烟枪，选择睡梦继续。选择花纹和细节，选择沉入艺术。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不错的，错在不合时宜。错在缺乏基本的理性。错在天已大亮仍纠缠在绮丽的睡梦里。
还要说祝勇看向那段历史的角度。他不是中国角度，也不是英国角度，他努力站到了第三者的位置上。这是个有利地形，是把事说清楚的关键。放下烟枪与火枪后，祝勇又拿起了两个动词：握手和下跪。 “他经过时，我们单膝下跪，把头低到地上。”这是小斯当东在他后来的手稿中写过的原话。“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下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这是另一位现场证人温德的话，斩钉截铁。
英国使者在中国的遭遇，使他们认识到，无法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关系。与中国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向中国人下跪，要么让中国人下跪。”而掌握了先进武器又看破了中国的仪态端庄真相的英国人是不会向中国下跪的。当他们从内部洞悉了中国的腐朽后，开始着手打碎这个东方神话。
“1840年，这个年份的重要性，无论怎样渲染都不过分。这一年出现的转折是标志性的。当中国人试图取消烟枪的特权，英国人的火枪开始发言了。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战争，在自定海到厦门的漫长海岸线上全面爆发。英国军舰只用9分钟，就基本摧毁了排列在港口的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
中国的皇权竟然如此弱不禁风，这等于否认了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性。后来的历史证明，强调威仪的中国皇帝很快威风扫地，战争爆发不久，道光就万分焦急地催促与英国人的和谈。6个小时的漫谈，双方对战争相关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分别的时候，义律没有鞠躬，而是与琦善握手。琦善愣了一下，他的手还是握住了义律的手。
“握手这种动作，作为身份平等的人之间相互问候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人的动作谱系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手属于隐私部位，握手是类似于授人以柄的行为，必须是肝胆相照的知己方可担当，否则，《诗经》里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不会如此隆重了。这使琦善与义律的握手显得十分古怪。尽管琦善事先并无准备，但作为朝廷官员，他的动作选择显然是经过权衡的，而不是即兴式的。或许，他的这种动作，表明了他的王朝在礼仪上的轻度让步。”
在形式上，英国人并没有逼战败的中国官员下跪。但失败者在胜利者面前，不管你是什么姿势，你都是跪姿。“礼仪的变化颇具有隐喻性，它暗示着一种新规则正悄悄取代原有的规则，而握手所表达这种身份平等，仅仅是表象而已。谁掌握了规则，谁就掌握结果。在当时的中西方之间，不存在平等的真正可能。中国是拥挤的、苦难的、愚昧的、地狱般的异教世界，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世界，等待被西方人毒害(贩运鸦片)或被西方人拯救。他们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完全是西方人实现其罪恶或责任的对象。在琦善面前，义律是代表着强盛、文明、进步、高贵，在向弱小、野蛮、停滞、低贱训话。中国人不会想到，在这种貌似平等的礼仪背后，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已然形成。”
祝勇首先找到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好位置，然后他又盯住细节不放。从下跪到握手，或者说从向中国人下跪到让中国人下跪，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学的解读。一种智慧的解读。是祝勇的解读。
那是一个血腥现场，整个民族支离破碎。而且掩埋潦草，无人有力量认真收拾。而如今，血腥散尽，文字行迹可疑。创伤没有被清洗，就被裹在绷带下，在一层层的梅花下。
祝勇要做的是回到历史现场，是与时间相向而行。他发现历史过程的某些点，都是豆腐渣工程。那些建筑的倒塌，瓦砾尘土可以直达今天。因此，祝勇做的不是历史研究，他是个思想者。
我们的历史书写，从来都是自我视角。而祝勇用了一个他者视角。用了一个客观的视角。这是看清历史真相的前提。面对一个半世纪前东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冲突，孰是孰非，谁也别争。虽然尸骨成灰，但器物犹在。祝勇在明灯早已熄灭的历史瓦砾中，一个一个艰苦地寻找。那些器物，在黑暗中闪着微光，不曾死去。它们在历史中曾担纲主演，每个都有大段唱词。那些句子一经说出就被复制，凝结在器物的花纹和性质里。这是历史不小心留下的备份。祝勇找到了它们，一一擦拭干净。拎进今天，摆放在证据的桌面上。
烟枪与火枪。这两把枪完全可以概括那段历史。面对烟枪与火枪的时候，中国人就走到了历史的岔路口。走到了必须选择的考场。面对选择题，中国没有基本的理性。不是选错了，而是不选择。祝勇从中国对待烟枪和火枪的态度，直抵中国文化的黑暗、腐烂部分。
关于烟枪与火枪，祝勇有精彩描述：“紫檀木的卧榻、红缎靠枕，三五丫环，甚至留声机，嘶哑的唱音刚好与室内缭绕的烟气相匹配。这些零零散散的器物，以烟枪为核心，在烟枪的带领下，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向人们虚弱的意志发起总攻；火枪有着动人的身材，细巧、修长，线条光滑流畅，像女人，煽动欲望。它的腰身，与握掌的弧度妥贴相合。准星果断地改变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一切事物——包括人，都成为他的标靶。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全都消失了，等待它们的，只有生存或者毁灭的最终判决。所有的殊荣都将在枪口下消遁。谁拥有枪，谁就拥有了判决权。”
烟枪与火枪是对立的。握枪的姿势是不同的。它一定导致两个方向。选择火枪，中国将与世界为友，国家尊严已经必须是一把能高速射击的火枪，但是中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安睡的床榻已经变成了鲨鱼的脊背。“中国皇帝拥有全国武器最精华的部分，他的宫殿，就是中国尖端武器的陈列所，坤宁宫东暖阁，就是宫廷武器的秘密集散地之一。兵器从战场上退场，以陈列品的身份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兵器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并非它的嗜杀本性，而是它的装饰。那些装饰如同珠光宝气的衣袍，将各种兵器与生俱来的凶猛个性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它们的赏玩价值超过一切，战斗功能已退居第二位。在华丽的刀鞘里，锋利的刀刃已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日复一日地与繁复的纹饰发生关系，而与战场日益疏远。所有的图案，与其说它们代表了中国武器装备的最高水准，不如说代表了中国装饰工艺的最高境界。在中国的深宫，武器的意义发生了神奇的转化，刀剑的功能，已经与如意没有太大区别。”
中国对世界没有基本的认识。认识是与整个世界错位的。祝勇用大量文字把这个错位呈现出来。中国人选择了烟枪，选择睡梦继续。选择花纹和细节，选择沉入艺术。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不错的，错在不合时宜。错在缺乏基本的理性。错在天已大亮仍纠缠在绮丽的睡梦里。
还要说祝勇看向那段历史的角度。他不是中国角度，也不是英国角度，他努力站到了第三者的位置上。这是个有利地形，是把事说清楚的关键。放下烟枪与火枪后，祝勇又拿起了两个动词：握手和下跪。 “他经过时，我们单膝下跪，把头低到地上。”这是小斯当东在他后来的手稿中写过的原话。“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下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这是另一位现场证人温德的话，斩钉截铁。
英国使者在中国的遭遇，使他们认识到，无法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关系。与中国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向中国人下跪，要么让中国人下跪。”而掌握了先进武器又看破了中国的仪态端庄真相的英国人是不会向中国下跪的。当他们从内部洞悉了中国的腐朽后，开始着手打碎这个东方神话。
“1840年，这个年份的重要性，无论怎样渲染都不过分。这一年出现的转折是标志性的。当中国人试图取消烟枪的特权，英国人的火枪开始发言了。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战争，在自定海到厦门的漫长海岸线上全面爆发。英国军舰只用9分钟，就基本摧毁了排列在港口的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
中国的皇权竟然如此弱不禁风，这等于否认了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性。后来的历史证明，强调威仪的中国皇帝很快威风扫地，战争爆发不久，道光就万分焦急地催促与英国人的和谈。6个小时的漫谈，双方对战争相关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分别的时候，义律没有鞠躬，而是与琦善握手。琦善愣了一下，他的手还是握住了义律的手。
“握手这种动作，作为身份平等的人之间相互问候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人的动作谱系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手属于隐私部位，握手是类似于授人以柄的行为，必须是肝胆相照的知己方可担当，否则，《诗经》里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不会如此隆重了。这使琦善与义律的握手显得十分古怪。尽管琦善事先并无准备，但作为朝廷官员，他的动作选择显然是经过权衡的，而不是即兴式的。或许，他的这种动作，表明了他的王朝在礼仪上的轻度让步。”
在形式上，英国人并没有逼战败的中国官员下跪。但失败者在胜利者面前，不管你是什么姿势，你都是跪姿。“礼仪的变化颇具有隐喻性，它暗示着一种新规则正悄悄取代原有的规则，而握手所表达这种身份平等，仅仅是表象而已。谁掌握了规则，谁就掌握结果。在当时的中西方之间，不存在平等的真正可能。中国是拥挤的、苦难的、愚昧的、地狱般的异教世界，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世界，等待被西方人毒害(贩运鸦片)或被西方人拯救。他们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完全是西方人实现其罪恶或责任的对象。在琦善面前，义律是代表着强盛、文明、进步、高贵，在向弱小、野蛮、停滞、低贱训话。中国人不会想到，在这种貌似平等的礼仪背后，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已然形成。”
祝勇首先找到了一个观察历史的好位置，然后他又盯住细节不放。从下跪到握手，或者说从向中国人下跪到让中国人下跪，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学的解读。一种智慧的解读。是祝勇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