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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1914—2005）“文化大革命”后曾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广东早期最艰难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的先行一步,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了重大影响。笔者于1998年至2004年夏天曾多次在任仲夷家中对他进行采访。任仲夷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多次谈到广东之所以有今天，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正确领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次访问记录，试将任仲夷有关回忆邓小平的部分摘录整理如下：
“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
任仲夷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大连、哈尔滨、黑龙江等省、市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和邓小平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两人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任仲夷告诉我，是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
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8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例如1956年我出席中共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我听过他的讲话。这几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 “两个凡是”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当时我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年9月，恰巧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他乘坐专列到辽宁视察工作，在火车上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当中，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我是最早的一批。当时政治局势还不是十分明朗，有人担心我会被扣上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但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
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着重强调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9月17日上午，他在下榻的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我和曾绍山、陈璞如、胡亦民等辽宁省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小平同志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9月17日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
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10月，中央调任仲夷到广东，主持广东的全面改革工作。不少人认为，这和任仲夷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认可有关。任仲夷同意这种看法，着重回顾了上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谈话。
不少人估计，因为我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我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我想可能是这样。在辽宁，我认为我干的几件事是有较大影响的：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没有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二是上面所说的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对辽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三是我倡议为国营企业“松绑”，提出在农村要敢于“抓富”，我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广泛开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恢复了过去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农贸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广东提出搞经济特区没多久时，我曾向华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表示赞同，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后因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搞特区而搁置。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1980年10月的一天，胡耀邦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我向耀邦同志提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两位领导能否留一位在广东继续做“一把手”。耀邦同志说，他们两位都不能留，另有任用。没过多久，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打电话到沈阳，催我快点到广东上任。我向他提出，你留在广东，我当你的副手。习仲勋同志说，还是你当第一把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两位同志回北京工作，并决定由我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接替他们。
1980年10月31日至11日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对广东的工作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我和梁灵光驱车抵达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和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高瞻远瞩地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和梁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我明白这一番话的含义。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在海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的裸体女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改天，胡耀邦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说：“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我和梁灵光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
“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任仲夷说，中央赋予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任，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做了一些探索。但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改革开放，特别是创办经济特区，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很多都还是陈规旧矩，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 “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小平同志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变通”绝非“变相”。 “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刚到广东履新不久。1980年11月23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梁灵光驱车前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地对领导班子情况进行考察，我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尚有差距。我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我回到广州之后，和省长刘田夫以及梁灵光等人商量，决定对深圳市领导班子马上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吴南生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制订了发展蓝图，打下了基础，但他是省委书记，应调回省委，让他加强对广东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我们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实践证明，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是持怀疑态度，它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我和福建的负责人项南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我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我到广东一年多的时候，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同志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當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经济特区“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1982年初，广东改革开放面临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召到北京开会，研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任仲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解和支持，胡耀邦等人的帮助，这次他还差点过不了关。
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市经济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的欲望日渐膨胀，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1981年，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刊载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面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要求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
1982年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由胡耀邦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份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等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
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央不要轻易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我十分诚恳地说：“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几年，广东的面貌就会有显著的变化。”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央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这给我们广东和福建的领导同志吃了一颗“定心丸”。
12、13两日，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其中几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时，说了一些很尖锐的话。有的说广东工作“活”过了头，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等等。
会后，我去找胡耀邦，请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我说：这两天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那么多领导同志讲了话，但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回去后是否要全部传达。尤其有的领导同志言语很尖锐，我认为不妥当。比如有位领导同志仍然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样，说这场斗争又是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位领导同志说：宁可业务上受到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不又成了“四人帮”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吗？我认为类似这样的话，都不好公开传达。广东离香港、澳门很近，如果传出去，不仅可能引起广东干部思想混乱，而且在港澳海外也可能会产生“政策变了”的错觉。胡耀邦很干脆地说：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8日，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中央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对广东的同志思想通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很不放心……本来想亲自到广东和你直接谈一谈，由于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还是请你到北京来一趟。
原来，政治局常委听了汇报之后，有些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对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缺乏认识，检查也“不深刻”，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因此，特召我再度进京。
2月19日，我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我们，谈话一直延至深夜。谈话快结束时，胡耀邦十分诚恳地提出：“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 我爽快地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还是有缺点的。当天晚上，在秘书张岳琦的协助下，我写了共4页纸的检查，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胡耀邦看了两遍，说可以了。我问，要不要给赵紫阳同志看一看。胡耀邦说，不用了。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我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就是在广东颇为流传的所谓“二进宫”。
根据中央的精神，回到广东以后，我提出三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过程中，我们注意掌握政策，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冒，大胆探索。尽管来自外省的议论不少，压力很大，但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抓生产两不误，没有摇摆，因此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
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胡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
两省座谈会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同志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同志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
1983年6月25日，谷牧又传来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广东之所以有今天，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定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办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广东，小平同志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
（责任编辑汪文庆）
“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
任仲夷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大连、哈尔滨、黑龙江等省、市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和邓小平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两人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任仲夷告诉我，是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
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8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例如1956年我出席中共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我听过他的讲话。这几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 “两个凡是”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当时我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年9月，恰巧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他乘坐专列到辽宁视察工作，在火车上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当中，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我是最早的一批。当时政治局势还不是十分明朗，有人担心我会被扣上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但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
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着重强调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9月17日上午，他在下榻的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我和曾绍山、陈璞如、胡亦民等辽宁省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小平同志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9月17日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
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10月，中央调任仲夷到广东，主持广东的全面改革工作。不少人认为，这和任仲夷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认可有关。任仲夷同意这种看法，着重回顾了上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谈话。
不少人估计，因为我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我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我想可能是这样。在辽宁，我认为我干的几件事是有较大影响的：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没有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二是上面所说的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对辽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三是我倡议为国营企业“松绑”，提出在农村要敢于“抓富”，我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广泛开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恢复了过去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农贸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广东提出搞经济特区没多久时，我曾向华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表示赞同，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后因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搞特区而搁置。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1980年10月的一天，胡耀邦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我向耀邦同志提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两位领导能否留一位在广东继续做“一把手”。耀邦同志说，他们两位都不能留，另有任用。没过多久，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打电话到沈阳，催我快点到广东上任。我向他提出，你留在广东，我当你的副手。习仲勋同志说，还是你当第一把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两位同志回北京工作，并决定由我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接替他们。
1980年10月31日至11日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对广东的工作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我和梁灵光驱车抵达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和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高瞻远瞩地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和梁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我明白这一番话的含义。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在海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的裸体女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改天，胡耀邦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说：“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我和梁灵光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
“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任仲夷说，中央赋予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任，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做了一些探索。但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改革开放，特别是创办经济特区，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很多都还是陈规旧矩，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 “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小平同志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变通”绝非“变相”。 “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刚到广东履新不久。1980年11月23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梁灵光驱车前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地对领导班子情况进行考察，我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尚有差距。我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我回到广州之后，和省长刘田夫以及梁灵光等人商量，决定对深圳市领导班子马上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吴南生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制订了发展蓝图，打下了基础，但他是省委书记，应调回省委，让他加强对广东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我们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实践证明，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是持怀疑态度，它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我和福建的负责人项南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我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我到广东一年多的时候，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同志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當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经济特区“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1982年初，广东改革开放面临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召到北京开会，研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任仲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解和支持，胡耀邦等人的帮助，这次他还差点过不了关。
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市经济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的欲望日渐膨胀，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1981年，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刊载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面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要求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
1982年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由胡耀邦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份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等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
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央不要轻易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我十分诚恳地说：“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几年，广东的面貌就会有显著的变化。”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央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这给我们广东和福建的领导同志吃了一颗“定心丸”。
12、13两日，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其中几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时，说了一些很尖锐的话。有的说广东工作“活”过了头，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等等。
会后，我去找胡耀邦，请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我说：这两天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那么多领导同志讲了话，但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回去后是否要全部传达。尤其有的领导同志言语很尖锐，我认为不妥当。比如有位领导同志仍然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样，说这场斗争又是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位领导同志说：宁可业务上受到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不又成了“四人帮”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吗？我认为类似这样的话，都不好公开传达。广东离香港、澳门很近，如果传出去，不仅可能引起广东干部思想混乱，而且在港澳海外也可能会产生“政策变了”的错觉。胡耀邦很干脆地说：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8日，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中央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对广东的同志思想通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很不放心……本来想亲自到广东和你直接谈一谈，由于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还是请你到北京来一趟。
原来，政治局常委听了汇报之后，有些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对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缺乏认识，检查也“不深刻”，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因此，特召我再度进京。
2月19日，我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我们，谈话一直延至深夜。谈话快结束时，胡耀邦十分诚恳地提出：“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 我爽快地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还是有缺点的。当天晚上，在秘书张岳琦的协助下，我写了共4页纸的检查，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胡耀邦看了两遍，说可以了。我问，要不要给赵紫阳同志看一看。胡耀邦说，不用了。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我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就是在广东颇为流传的所谓“二进宫”。
根据中央的精神，回到广东以后，我提出三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过程中，我们注意掌握政策，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冒，大胆探索。尽管来自外省的议论不少，压力很大，但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抓生产两不误，没有摇摆，因此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
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胡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
两省座谈会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同志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同志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
1983年6月25日，谷牧又传来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广东之所以有今天，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定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办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广东，小平同志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