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龙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大约10年前，张艺谋执导、顾长卫掌机拍过一个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里面讲的全是因为上了大学使一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鲤鱼跳龙门的生动事例。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他们发现“好工作”多得遍地都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回忆说，毕业时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了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有若干同学因为嫌北京的饭不好吃执意回家乡，浪费了若干“留京指标”。
在2004年出版的，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于教育在中国各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过考察：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比如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主要的影响指标是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而到了1978年至1991年，则主要是看受教育程度了：因受教育程度高而进入全民单位的人，已是没受过高程度教育者的18倍以上。
“伴随着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人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文凭与考试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写道。这本书中的有关数据，截止到2001年。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及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后，教育还是不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
根据北京大学课题组的一份《2005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在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进了“体制”内，吃上“国家饭”的(即国企、学校、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仍占到了62.9%。
另一份调查，是关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据《新京报》公布的一份数据，在7419名被调查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的人占到37.6%，排名第一。
对于有如此多的大学生想进政府机关，北京市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说，200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有18万，37.6%的比例就意味着6.8万人想去政府机关。但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取公务员的计划只有1万人，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也不过录取几千人，显然会令很多人失望。
1982年的时候，77和78两届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不过是41万多人。而当时的中国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已是多年没有补充大学生了。但2006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总数413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却已经基本饱和。这条向上流动的渠道，变成了极拥挤的钢丝索。这就是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达到狂热的42比1的现实背景。
北京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钱民辉教授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今天城市里的教育迷狂：“在今天的城市里，家长们其实可选择的余地更小，农村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可以从自然、周围环境中找到出路，城市里，孩子没有上大学，他的就业基础就非常脆弱，他会去做保姆或保安这种工作吗？”
寄希望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学生已被赋予一种光环，公众也有一种普遍期待，似乎他是在政治、在经济、在文化，在各个方面什么都能干的精英，所以也成了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钱民辉说，“现在的大学，仍然是培养‘无所不能’精英的模式。其实，高等教育更多地应该培养人们的专业素养，但他们受的教育恰恰没有做这些专业工作的素质。”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将消灭教育崇拜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教育的狂热，或许是源自于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同一条路，同一个热门专业，同一个高薪职位。”改变一个城市的教育狂热，要冀望于教育分流。“农村的孩子资源有限，想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地位，无可厚非。但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下一代可以试着让位，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不是热门的专业就读。”刘京海说。
刘京海的女儿上大学，第一次入读的是复旦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到第三年的时候休学一年。在这一年的游荡生活里，她培养出了对戏剧的热爱，毕业后转读上海戏剧学院社会表演系的研究生。他女儿的选择，或许算是一个教育专家家庭的身体力行。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龙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大约10年前，张艺谋执导、顾长卫掌机拍过一个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里面讲的全是因为上了大学使一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鲤鱼跳龙门的生动事例。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他们发现“好工作”多得遍地都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回忆说，毕业时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了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有若干同学因为嫌北京的饭不好吃执意回家乡，浪费了若干“留京指标”。
在2004年出版的，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于教育在中国各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过考察：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比如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主要的影响指标是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而到了1978年至1991年，则主要是看受教育程度了：因受教育程度高而进入全民单位的人，已是没受过高程度教育者的18倍以上。
“伴随着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人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文凭与考试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写道。这本书中的有关数据，截止到2001年。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及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后，教育还是不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
根据北京大学课题组的一份《2005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在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进了“体制”内，吃上“国家饭”的(即国企、学校、国家机关和科研单位)，仍占到了62.9%。
另一份调查，是关于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据《新京报》公布的一份数据，在7419名被调查者中，选择政府机关的人占到37.6%，排名第一。
对于有如此多的大学生想进政府机关，北京市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说，200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有18万，37.6%的比例就意味着6.8万人想去政府机关。但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录取公务员的计划只有1万人，北京市的政府机关也不过录取几千人，显然会令很多人失望。
1982年的时候，77和78两届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不过是41万多人。而当时的中国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已是多年没有补充大学生了。但2006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总数413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却已经基本饱和。这条向上流动的渠道，变成了极拥挤的钢丝索。这就是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达到狂热的42比1的现实背景。
北京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钱民辉教授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今天城市里的教育迷狂：“在今天的城市里，家长们其实可选择的余地更小，农村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可以从自然、周围环境中找到出路，城市里，孩子没有上大学，他的就业基础就非常脆弱，他会去做保姆或保安这种工作吗？”
寄希望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学生已被赋予一种光环，公众也有一种普遍期待，似乎他是在政治、在经济、在文化，在各个方面什么都能干的精英，所以也成了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钱民辉说，“现在的大学，仍然是培养‘无所不能’精英的模式。其实，高等教育更多地应该培养人们的专业素养，但他们受的教育恰恰没有做这些专业工作的素质。”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将消灭教育崇拜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觉醒。“教育的狂热，或许是源自于所有的人都在盯着同一条路，同一个热门专业，同一个高薪职位。”改变一个城市的教育狂热，要冀望于教育分流。“农村的孩子资源有限，想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地位，无可厚非。但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的下一代可以试着让位，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不是热门的专业就读。”刘京海说。
刘京海的女儿上大学，第一次入读的是复旦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到第三年的时候休学一年。在这一年的游荡生活里，她培养出了对戏剧的热爱，毕业后转读上海戏剧学院社会表演系的研究生。他女儿的选择，或许算是一个教育专家家庭的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