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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不唐捐”，出自《法华经》，意思是“所有功德和努力不会白白付出”。
胡适在1932年致毕业生讲话中引用了，并说：
“一个人的努力，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我在大学学的是国际新闻，现在是做法治报道的记者，可以说所学和实际操作关系不大。
但学过的那些课程时不时会在一些场合蹦出来，“功”确实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和方向里，显现了。
大学的通识课程教育就是这样的“功”，或许听着枯燥，或许看上去无用，
但是努力学过后，效果在课堂之外的工作和生活中一直发生着作用。
空降大课
“明天，我们集体罢课吧。”
那是一个春夏之交，大三下学期。微信刚出现，学生们仍然是QQ的忠实用户。QQ群里，大家正义愤填膺地说，要用“罢课”来表明态度。
当时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学院四天前临时通知，全学院所有学生在接下来一个月里的周四周五晚上，临时加一门新课——《口语传播学》，由一名外籍客座教授英文授课。
教学秘书做了不少安抚工作，向我们细致地解释：这个教授很厉害，很难请，之前一直没确定下来；她是美国人，这次最多在国内待一个月，不得不采取集中授课的模式，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连续上四周就结课；她的课很有用，所有学生都要上，大课。
教学秘书的解释没有安慰到激愤的群众。在得知一整个月额外空降了二十四个小时的课程，群里炸开了。不知道谁最先说了句“罢课”，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学院那时候有三个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国际新闻和广告学，三个专业早就分开上课，很久没有全学院一起的大课了。我注意到，在群里主要说“罢课”的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广告专业的同学。可以理解，我们国际新闻专业的，教授是美国人，全英文授课我们专业是习惯了，可苦了另两个专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正在教剪辑课，这门专业课很繁重；广告专业很少用英文上课。
周四晚上六点半，我好奇又忐忑地提前到了教室。学院有140个学生，课程安排在大的阶梯教室。离上课还有半小时，我几乎第一个到了。五分钟后，老师来了。
这是一个华裔面孔，小巧玲珑的身材，一进教室就和我say hello。我自然地和她聊起来。她自我介绍说是台湾人，在美国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教书。我当时是国际新闻专业的班长，觉得有必要和老师解释一下，以免一会儿真的出现了“罢课”，没人来，岂不尴尬？
“老师，这门课程是突然加进来的，有些同学可能之前已有计划，会有一些冲突。”我说。
“噢，别担心！这门课程很有趣，你们会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他们不来，是他们的损失！”老师笑着说。
我没那么担心了。
上课前十分钟，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基本坐满了。我看了看，在群里叫嚣“罢课”最凶的那些人也都来了。学院有领导过来，介绍授课教授名叫张惠晶，在美国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新闻传播学，任系副教授，平时也在台湾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看来，能请来给我们做客座教授是挺不容易的。
张惠晶老师的中文不够好，所以她一上台就用英文授课，她简短地向我们介绍了她即将要上的《口语传播学》的大致内容，随后在投影仪上打出了一张“syllabus”。
“Syllabus”是美式课堂中常见的，勉强可以翻译成为“课程计划”，通常是介绍课程内容，大概需要多少周完成，并具体到每一周的阅读计划、作业与目标。我觉得这很有用，它展示了一个教师对课程的宏观把控，也能让学生们有的放矢。对于我来说，“syllabus”不陌生，可有一些同学明显不淡定了。
“什么？每一堂课都有阅读材料？”“她刚才说手上的那本教材要去复印啊？OMG，就是那本和砖头一样厚的书吗？”“下下周就要期中考试了，最后还要期末考试啊！闭卷！！！”
介绍完“syllabus”，张老师开始讲课。我抽出了笔记本，看见周围不少同学还处在震惊状态中。
不可能不传播
密集的课程眼瞅着已经过半，期中考试已经在路上。
张惠晶的课我适应得挺好，觉得内容不错，还寓教于乐。但她的课程口碑在同学之间呈现出两极化：觉得有趣的和觉得听不懂的。她上课基本不点名，从第二次开始，课堂人数就缩减了五分之二，阶梯教室往往是后几排坐满，前几排没人。
张惠晶老师上课是美式的小班教学模式。她喜欢和学生互动，喜欢在抛出一个问题后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每每这种时候就是尴尬的冷场时间了。她喜欢举例子，但有时候举的例子本身就有一定的理解门槛，比较难懂。最大的问题是，她是预设了我们都按照“syllabus”上的要求，在每一堂课之前做好了准备，阅读过了相关内容的。
然而并没有。
大三的我经过了差不多两年多的磨练，已经知道如何和外国老师打交道，那就是，一定要读课程材料！Stick to the syllabus（严格遵守课程计划）。如果课程计划要求你读40页的文献，那么哪怕草草过一遍、哪怕看每一行的首字母，也一定要走一遍，不然就等着在上课的时候听天书吧。但不得不说，不少同学比较被动，是各种理由不看。
其实道理是，出力者长力。只有预习了内容，对于课堂上老师的讲解才会理解。教材的内容是原始的东西，老师的讲解是经过她的咀嚼的，是再加工的，如果你连原材料都不知道，那怎么能明白再加工呢？更不要提，用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这一种再加工了。
这个道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
刚上大一，我们学院经常140多名学生上集体大课，学专业入门课，比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也一起上了一些必修课，比如高数、计算机。大一结束了，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分成了广告、广播电视和国际新闻这三个方向。 大二结束，国际新闻专业的同学包括我，都有些惶恐，觉得啥也没学到。那时广告专业的同学已经实践了各种PS本领，可以随心所欲地修“小清新大长腿”了，广播电视专业的同学像模像样地扛起摄像机，剪辑片子了。再看看自己，上了一些英语课，但说起来还是磕磕巴巴，上了不少文史哲，但听上去有些虚无缥缈。没有一些实打实的“产出”，一年多的学习有些乏善可陈。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那一年的积淀是多么有用。所有的“投入”都不会无用，只不过没到你意识到。所谓“功不唐捐”。
我坐在张惠晶的课堂上，对这一点的体会更深了。
在我看来，张老师的课很有趣，她主要介绍“口语传播”的基本理论，包括理论发展的历史沿革。难得的是不枯燥，我至今记得很多有趣的点，比如对话中的话语权利——如果两个同样强势的人对话，就像两个向上的箭头“↑↑”，双方都想要说服对方，最后什么也听不进去，所有的信息都空空流走了；如果是两个弱势的人对话，效果也不一定好，“↓↓”，他们可能容易妥协，得过且过；最好的对话模式应该是“↑↓”，在对话中，双方都要有让步，强势的注意倾听，弱势的大胆阐述。现在的我常面对各色采访对象，三教九流，才在实践中明白，要想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就应该“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因为大多数人在和人交流的时候，首先在意的并不是“对方说了些什么”，而是“自己说的对方接受了多少”。
又比如，张老师说，传播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行为，“人不可能不传播（man cannot not communicate）”，和人交流是一种人际传播、小组开会是一种组织传播、集体联欢是一种群体传播——“就连你们现在腹诽‘真的吗我现在就没有说话啊’，这也是一种‘体内传播’”，张教授说着眨了眨眼：“传播学就是这样包涵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确，采访别人、与他人交流甚至和自己对话，都是一系列复杂的传播行为，而改变传播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传播效果。
采访别人，如果不好突破，我现在会选择去他熟悉的环境，让他喊上相熟的朋友，这样十有八九能成功；如果自己写稿子写不出来，我会带上电脑离开办公室，去一个咖啡馆，或者把书桌挪个方向，立马就不拖延了。传播，就是这么神奇。
我的传播效果很好
口语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其实信息要想从一个人出发到达另一个人，很不容易；想要信息完完整整被接收到，则几乎是不可能。信息（message）从信源（sender）达到信宿（receiver），中间有一个渠道（channel），渠道中间就会产生噪声（noise），就算忽略了过程中的噪声，信息从信源那里出发，就已经经过了一层自我的体内传播，而信宿在接受了信息之后，又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对信息再加工。
其实，那堂课程的效果也正是如此。张惠晶的课是信息，她是想要给出这个信息的信源，课堂本身是渠道，课堂上其他同学的窃窃私语、课堂的环境等就是噪音。所以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你专心听课了，她的信息到达你那里，也要经过一层吸收，吸收的程度就得取决先前预习的程度。对于一些意志力薄弱的同学，周围同学刷个手机、说个话的时候，大量的有用信息就这么滑过去了；如果自身带着“这个课好无聊”“浪费美好的夜晚来上课”之类的心态抵抗课程，那么接收到的信息会更少。
这些效果直接体现在期中考试上。
期中考试是美式的quiz（小测验），总分100分，100道题，一题一分。考题很细致，细致到了一个概念提出者的名称、提出的时代背景等。当天晚上，群里又直接地爆发了一次 “罢课”热潮。大三的我们很少再闭卷考试，也很少考这么理论的知识点，张惠晶老师的考试是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普遍成绩都不高。
我应该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做到了张老师要求的学生，课前阅读材料，课堂中积极参与，课堂后及时复习，所以我在期中考试考了第一。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正向的激励，让我有了更多的积极性，这对于有效的传播也是有益的。期中考试后，有一些得了低分的同学和教学秘书谈了一次，最后达成一致：因为课程是临时加入的，教秘会保证所有人不挂科。拿到了这个“保证”，一直说要罢课的学生有了底。失去了正向的“拿个高分”的激励，也没了负面的“可能挂科”的恐惧，传播的效果对他们来说自然更差了。
一个月的短期课程很快，在最后一节课堂上，张惠晶老师给我们道谢，说大部分人很配合她的课程，并安慰大家——考虑到普遍惨不忍睹的期中考试成绩和她所能预料到的、不会很好的期末考试成绩，她会酌情给大家加分。我听到边上的一个男生小声应和了一句：“这是我一个月以来唯一听懂的一句英文。”
大四下学期，快毕业的时候，我帮学院教学秘书整理一些资料。在整理一个柜子的时候，我翻到了一沓试卷，打开一看，是当初张惠晶老师课堂的期中考试卷子和期末考试卷子。我迅速地翻到了自己的，看到在分数旁边，张惠晶老师居然还写了一段话。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当时她的考试全是客观题，选ABCD，没有任何主观题。我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一口气读完她并不短的一段话：“这个学生很勤奋，给我印象很深，几乎每堂课都坐在第一排，而且听课的时候能感觉到她是有备而来，上课的时候也能给我一些及时的反馈，她的高分就是对她努力的回报！Excellent！”
我的心里暖暖的。我从来不知道她在140多名学生里记住了我，这也印证了她授课时说过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传播，语言可能只占到两三成，还有眼神、动作、肢体语言等。”我扫了一眼卷子，很多知识点又无比鲜活地回到了脑子里。当时我和一个同学一起，我充满回忆地说了几个张惠晶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的案例，结果她一脸迷茫地看着我问：“有吗？这么有意思的内容我咋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啦？”
其实，大学里的大部分课程就是你投入了几分，它就回报几分。
大部分课程或许都不会让人第一眼爱上，但如果能给那些课程多一些机会，受益的是我们。
责任编辑：张蕾磊
胡适在1932年致毕业生讲话中引用了，并说：
“一个人的努力，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我在大学学的是国际新闻，现在是做法治报道的记者，可以说所学和实际操作关系不大。
但学过的那些课程时不时会在一些场合蹦出来，“功”确实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和方向里，显现了。
大学的通识课程教育就是这样的“功”，或许听着枯燥，或许看上去无用，
但是努力学过后，效果在课堂之外的工作和生活中一直发生着作用。
空降大课
“明天，我们集体罢课吧。”
那是一个春夏之交，大三下学期。微信刚出现，学生们仍然是QQ的忠实用户。QQ群里，大家正义愤填膺地说，要用“罢课”来表明态度。
当时我是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学院四天前临时通知，全学院所有学生在接下来一个月里的周四周五晚上，临时加一门新课——《口语传播学》，由一名外籍客座教授英文授课。
教学秘书做了不少安抚工作，向我们细致地解释：这个教授很厉害，很难请，之前一直没确定下来；她是美国人，这次最多在国内待一个月，不得不采取集中授课的模式，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连续上四周就结课；她的课很有用，所有学生都要上，大课。
教学秘书的解释没有安慰到激愤的群众。在得知一整个月额外空降了二十四个小时的课程，群里炸开了。不知道谁最先说了句“罢课”，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学院那时候有三个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国际新闻和广告学，三个专业早就分开上课，很久没有全学院一起的大课了。我注意到，在群里主要说“罢课”的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广告专业的同学。可以理解，我们国际新闻专业的，教授是美国人，全英文授课我们专业是习惯了，可苦了另两个专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正在教剪辑课，这门专业课很繁重；广告专业很少用英文上课。
周四晚上六点半，我好奇又忐忑地提前到了教室。学院有140个学生，课程安排在大的阶梯教室。离上课还有半小时，我几乎第一个到了。五分钟后，老师来了。
这是一个华裔面孔，小巧玲珑的身材，一进教室就和我say hello。我自然地和她聊起来。她自我介绍说是台湾人，在美国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教书。我当时是国际新闻专业的班长，觉得有必要和老师解释一下，以免一会儿真的出现了“罢课”，没人来，岂不尴尬？
“老师，这门课程是突然加进来的，有些同学可能之前已有计划，会有一些冲突。”我说。
“噢，别担心！这门课程很有趣，你们会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他们不来，是他们的损失！”老师笑着说。
我没那么担心了。
上课前十分钟，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基本坐满了。我看了看，在群里叫嚣“罢课”最凶的那些人也都来了。学院有领导过来，介绍授课教授名叫张惠晶，在美国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新闻传播学，任系副教授，平时也在台湾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看来，能请来给我们做客座教授是挺不容易的。
张惠晶老师的中文不够好，所以她一上台就用英文授课，她简短地向我们介绍了她即将要上的《口语传播学》的大致内容，随后在投影仪上打出了一张“syllabus”。
“Syllabus”是美式课堂中常见的，勉强可以翻译成为“课程计划”，通常是介绍课程内容，大概需要多少周完成，并具体到每一周的阅读计划、作业与目标。我觉得这很有用，它展示了一个教师对课程的宏观把控，也能让学生们有的放矢。对于我来说，“syllabus”不陌生，可有一些同学明显不淡定了。
“什么？每一堂课都有阅读材料？”“她刚才说手上的那本教材要去复印啊？OMG，就是那本和砖头一样厚的书吗？”“下下周就要期中考试了，最后还要期末考试啊！闭卷！！！”
介绍完“syllabus”，张老师开始讲课。我抽出了笔记本，看见周围不少同学还处在震惊状态中。
不可能不传播
密集的课程眼瞅着已经过半，期中考试已经在路上。
张惠晶的课我适应得挺好，觉得内容不错，还寓教于乐。但她的课程口碑在同学之间呈现出两极化：觉得有趣的和觉得听不懂的。她上课基本不点名，从第二次开始，课堂人数就缩减了五分之二，阶梯教室往往是后几排坐满，前几排没人。
张惠晶老师上课是美式的小班教学模式。她喜欢和学生互动，喜欢在抛出一个问题后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每每这种时候就是尴尬的冷场时间了。她喜欢举例子，但有时候举的例子本身就有一定的理解门槛，比较难懂。最大的问题是，她是预设了我们都按照“syllabus”上的要求，在每一堂课之前做好了准备，阅读过了相关内容的。
然而并没有。
大三的我经过了差不多两年多的磨练，已经知道如何和外国老师打交道，那就是，一定要读课程材料！Stick to the syllabus（严格遵守课程计划）。如果课程计划要求你读40页的文献，那么哪怕草草过一遍、哪怕看每一行的首字母，也一定要走一遍，不然就等着在上课的时候听天书吧。但不得不说，不少同学比较被动，是各种理由不看。
其实道理是，出力者长力。只有预习了内容，对于课堂上老师的讲解才会理解。教材的内容是原始的东西，老师的讲解是经过她的咀嚼的，是再加工的，如果你连原材料都不知道，那怎么能明白再加工呢？更不要提，用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这一种再加工了。
这个道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
刚上大一，我们学院经常140多名学生上集体大课，学专业入门课，比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也一起上了一些必修课，比如高数、计算机。大一结束了，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分成了广告、广播电视和国际新闻这三个方向。 大二结束，国际新闻专业的同学包括我，都有些惶恐，觉得啥也没学到。那时广告专业的同学已经实践了各种PS本领，可以随心所欲地修“小清新大长腿”了，广播电视专业的同学像模像样地扛起摄像机，剪辑片子了。再看看自己，上了一些英语课，但说起来还是磕磕巴巴，上了不少文史哲，但听上去有些虚无缥缈。没有一些实打实的“产出”，一年多的学习有些乏善可陈。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那一年的积淀是多么有用。所有的“投入”都不会无用，只不过没到你意识到。所谓“功不唐捐”。
我坐在张惠晶的课堂上，对这一点的体会更深了。
在我看来，张老师的课很有趣，她主要介绍“口语传播”的基本理论，包括理论发展的历史沿革。难得的是不枯燥，我至今记得很多有趣的点，比如对话中的话语权利——如果两个同样强势的人对话，就像两个向上的箭头“↑↑”，双方都想要说服对方，最后什么也听不进去，所有的信息都空空流走了；如果是两个弱势的人对话，效果也不一定好，“↓↓”，他们可能容易妥协，得过且过；最好的对话模式应该是“↑↓”，在对话中，双方都要有让步，强势的注意倾听，弱势的大胆阐述。现在的我常面对各色采访对象，三教九流，才在实践中明白，要想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就应该“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因为大多数人在和人交流的时候，首先在意的并不是“对方说了些什么”，而是“自己说的对方接受了多少”。
又比如，张老师说，传播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行为，“人不可能不传播（man cannot not communicate）”，和人交流是一种人际传播、小组开会是一种组织传播、集体联欢是一种群体传播——“就连你们现在腹诽‘真的吗我现在就没有说话啊’，这也是一种‘体内传播’”，张教授说着眨了眨眼：“传播学就是这样包涵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确，采访别人、与他人交流甚至和自己对话，都是一系列复杂的传播行为，而改变传播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影响传播效果。
采访别人，如果不好突破，我现在会选择去他熟悉的环境，让他喊上相熟的朋友，这样十有八九能成功；如果自己写稿子写不出来，我会带上电脑离开办公室，去一个咖啡馆，或者把书桌挪个方向，立马就不拖延了。传播，就是这么神奇。
我的传播效果很好
口语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其实信息要想从一个人出发到达另一个人，很不容易；想要信息完完整整被接收到，则几乎是不可能。信息（message）从信源（sender）达到信宿（receiver），中间有一个渠道（channel），渠道中间就会产生噪声（noise），就算忽略了过程中的噪声，信息从信源那里出发，就已经经过了一层自我的体内传播，而信宿在接受了信息之后，又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对信息再加工。
其实，那堂课程的效果也正是如此。张惠晶的课是信息，她是想要给出这个信息的信源，课堂本身是渠道，课堂上其他同学的窃窃私语、课堂的环境等就是噪音。所以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你专心听课了，她的信息到达你那里，也要经过一层吸收，吸收的程度就得取决先前预习的程度。对于一些意志力薄弱的同学，周围同学刷个手机、说个话的时候，大量的有用信息就这么滑过去了；如果自身带着“这个课好无聊”“浪费美好的夜晚来上课”之类的心态抵抗课程，那么接收到的信息会更少。
这些效果直接体现在期中考试上。
期中考试是美式的quiz（小测验），总分100分，100道题，一题一分。考题很细致，细致到了一个概念提出者的名称、提出的时代背景等。当天晚上，群里又直接地爆发了一次 “罢课”热潮。大三的我们很少再闭卷考试，也很少考这么理论的知识点，张惠晶老师的考试是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普遍成绩都不高。
我应该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做到了张老师要求的学生，课前阅读材料，课堂中积极参与，课堂后及时复习，所以我在期中考试考了第一。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正向的激励，让我有了更多的积极性，这对于有效的传播也是有益的。期中考试后，有一些得了低分的同学和教学秘书谈了一次，最后达成一致：因为课程是临时加入的，教秘会保证所有人不挂科。拿到了这个“保证”，一直说要罢课的学生有了底。失去了正向的“拿个高分”的激励，也没了负面的“可能挂科”的恐惧，传播的效果对他们来说自然更差了。
一个月的短期课程很快，在最后一节课堂上，张惠晶老师给我们道谢，说大部分人很配合她的课程，并安慰大家——考虑到普遍惨不忍睹的期中考试成绩和她所能预料到的、不会很好的期末考试成绩，她会酌情给大家加分。我听到边上的一个男生小声应和了一句：“这是我一个月以来唯一听懂的一句英文。”
大四下学期，快毕业的时候，我帮学院教学秘书整理一些资料。在整理一个柜子的时候，我翻到了一沓试卷，打开一看，是当初张惠晶老师课堂的期中考试卷子和期末考试卷子。我迅速地翻到了自己的，看到在分数旁边，张惠晶老师居然还写了一段话。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当时她的考试全是客观题，选ABCD，没有任何主观题。我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一口气读完她并不短的一段话：“这个学生很勤奋，给我印象很深，几乎每堂课都坐在第一排，而且听课的时候能感觉到她是有备而来，上课的时候也能给我一些及时的反馈，她的高分就是对她努力的回报！Excellent！”
我的心里暖暖的。我从来不知道她在140多名学生里记住了我，这也印证了她授课时说过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传播，语言可能只占到两三成，还有眼神、动作、肢体语言等。”我扫了一眼卷子，很多知识点又无比鲜活地回到了脑子里。当时我和一个同学一起，我充满回忆地说了几个张惠晶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的案例，结果她一脸迷茫地看着我问：“有吗？这么有意思的内容我咋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啦？”
其实，大学里的大部分课程就是你投入了几分，它就回报几分。
大部分课程或许都不会让人第一眼爱上，但如果能给那些课程多一些机会，受益的是我们。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