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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探险》：赫尔佐格先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成长之路吗?
赫尔佐格：1942年9月5日，我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山间村庄，12岁时我与母亲移居慕尼黑，直到17岁那年才第一次打了电话。从我接触电影之后就迷恋上了这家伙，15岁时我写出了第一个剧本，那时我在一家钢铁厂兼职做焊接工，用一部偷来的35毫米摄影机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短片。进入大学后，我的文学，戏剧和历史课程都是最好的，我喜爱旅行，去过英国，希腊、苏丹、墨西哥，1963年，我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公司，并拍摄了三部短片。后面的情况你都知道。
《户外探险》：作为导演，你和其他导演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人们常说你的影片大多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地区拍摄，在人与环境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巧妙地讲述出人力与天意的对抗，主人公往往是狂热、孤独的狂想者，很多作品有寓言性质。
赫尔佐格：我的电影大多是由自己担任编剧和制片，我会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去拍摄，而且一般都会超出预算。我喜欢用强烈的美学风格处理人物的偏执和游离状态，这样一来电影就自然而然带有寓言的气息。早期我在拍摄历史题材的剧情片时，历史背景被从影片中剥离出来，而人类的本性才是我最为关注的主题范围。影片并不仅限于对历史的如实描绘，而留下更多的篇幅是对人类历史政治的终极思考。
《户外探险》：在45分钟的16毫米纪录片《闪亮的山》中，再现了1984年梅斯纳尔和汉斯·卡默兰德的伟大攀登。影片中有个镜头我非常喜欢：你和梅斯纳尔在一起，你说你很希望可以就那么一直走下去直到世界尽头。
赫尔佐格：梅斯纳尔谈起了他的一个愿望：顺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个山谷那么一路走下去，连头也不回。他说：“或者是我的生命结束时，或者是当这个世界结束时，在它们结束的那一刻可能我还在继续走着”。这也是我一直想到的事情，我十分喜欢这种想法，你突然消失了，离开了，一路走下去直到再也无路可走。我想要带着爱斯基摩犬，背着马鞍袋，就那么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拍摄《闪亮的山》的起源是因为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像梅这么一个曾在登山过程中失去自己亲兄弟的人会觉得有必要去第二次攀登南迦峰?究竟是什么在推动他?我曾经问过他，“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么不停地登山有点疯狂?”所有具有创造性的人都是疯狂的，他回答说。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具有蛇的智慧，盘成一团端坐在那里，等待出击的机会。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无法描绘那种使他去登山的感觉，就像他无法解释是什么迫使他活下去一样。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也是一个前期准备，为我想要拍摄的更大规模的作品所做的准备。我想要在最漂亮的K2拍摄一部剧情片，为了做准备，于是我选择在8000米高峰上和梅斯纳尔及他的搭档汉斯一起拍摄一部相对规模较小的电影，以检查高山拍摄的条件。同时，了解后勤补给的困难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技术难题。我需要知道在高山上为每个人提供给养是否可行。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Rainer Klausmann发现低温会使摄影机里的胶片像生的意大利通心粉那么断裂开来。之后在拍摄一场巨大的雪崩时，虽然我们站在雪崩发生地点一千五百多米之外，但是强大的冲击波仍然像颗原子弹一样裹着雪团扑向我们。我们的营地被整个吹走，于是我很快便放弃了我的计划。
《户外探险》：当你向梅斯纳尔问起关于他弟弟的事情时，你觉不觉得有点太过头了?
赫尔佐格：梅斯纳尔上过德国各大电视台的所有脱口秀节目，他很会同媒体打交道，他是个出色的对话者，也懂得应付各种媒体状况。他知道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我会就他不为人知的那些方面进行挖掘，也知道我可能会就他弟弟遇难的那次登山活动提出问题。
在影片开拍前我就告诉他，“有些东西我会深入地探究，但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开始我很难决定是否该把他哭的那段镜头保留在影片中。最终我打电话告诉他说，“你这一辈子都一直在做那些毫无生气的脱口秀节目，现在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些你十分个人化的东西，出现在这里的你并非只是又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或完美的登山者，所以我已经决定保留这段镜头。”当梅斯纳尔看过影片后，他也为我们所达到的深度感到高兴。
起初要想让他作为他自己出现在镜头前十分困难。我们最初拍摄的一段戏就在南迦帕尔巴特峰前面。前一天晚上我们驱车前行，早晨我醒来时看到南迦帕尔巴特峰就在我的眼前。那景象十分壮观，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南迦帕尔巴特峰就像是梅斯纳尔的宿敌，他的弟弟死在了这里，他自己的大部分脚趾也都是在这里失去的。于是我叫醒梅斯纳尔让他站在了摄影机前，忽然之间他又拿出了那种跟媒体打交道的习惯姿势。我立刻停下了摄影机，告诉他说，“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方式，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不会浪费哪怕一尺胶片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拍摄。我需要看到你的内心世界。“梅斯纳尔有点吃惊地看着我，那天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一言不发。到了晚上，他过来跟我说，”我想我已经明白了。对他不能讲什么怜悯，因为电影本身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怜悯。
《户外探险》：你曾经说除了家园电影之外，德国电影只创造出过一种电影类型：战前的登山电影。你的《石头的嚎叫》是否想要与这类影片建立某种联系?
赫尔佐格：在上世纪整个20年代，像路易斯特兰克和阿诺德范茨克那样的德国导演拍摄了大量的登山电影，不幸的是这种电影类型后来服从于纳粹的意识形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已经无人问津了。我喜欢的是那个创造一种新的当代登山电影的主意，就像彼得弗莱希曼在《巴伐利亚的打猎即景》中利用家园电影的元素和规则，给这一电影类型带来新的深度一样的做法。不过我并不鼓励把《石头的嚎叫》和莱妮·里芬斯塔尔在20年代拍的那些通俗剧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也没有看过那些影片。我觉得纳粹时期作为电影人存在的里芬斯塔尔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没法把它完全弄明白，也不敢妄做判断。
我要说的是《石头的嚎叫》诞生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问题，与我合作过《闪亮的山》的梅斯纳尔根据真人真事想出了一个能写成剧本的创意，关于第一次成功登顶Cerro Torre——南美巴塔地区一座海拔两千多米形似尖针的山峰的经历。马斯特里，我先前提到的那位依靠风钻来爬山的意大利人曾宣称他到达过山顶，但却立刻遭到了怀疑，而且鉴于他的登山伙伴再也没回来，尸体也没有被找到，人们更加剧了这份疑虑。曾在很多影片中替我当过制片经理的瓦尔特，扎克瑟尔接过了梅的故事，与一位同事一起写了剧本。他才是从一开始就在这部电影背后的推动力量。我很快喜欢上了他们想出的这个创意，不过我也发现剧本中还有很多弱点，尤其是在对话上。所以一开始我有点犹豫不决，是否该接下这个项目，因为我不知道我能用一种自己可以轻松接受的方式将这故事修改到什么程度。最终我们达成了默契，我接手这个项目，第一项工作就是亲自 对剧本进行修改。不幸的是，当我要做出一些真正的改动时，我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面石壁：尽管我还是获得了挑选演员的权利，这是不幸中的大幸。由布莱德杜里夫扮演的无指——就是那位将梅韦斯特的照片留在山顶上的登山者——是惟一我被允许可以在剧本中进行修改的角色。这剧本迫切需要进行更多修改，但我却被阻止这么做。所以我甚至不能说《石头的嚎叫》是我自己的电影。
《户外探险》：你和梅斯纳尔合作《闪亮的山》的经历是否有助于你拍摄本片?
赫尔佐格：是的，从某种程度来说Cerro Torre是地球上最险峻和最令人心醉神迷的山峰，再也没有像它这样的地方了。它不仅仅是一座山峰，更是死亡般的恐惧的一个象征。它就像是一根玄武岩做成的3300米高的尖针，笔直刺入云宵，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无法攀登的。第一次得到证实的攀登Cerro Torre的企图出现在70年代中期。我想成功爬上珠峰的人比爬上过Cerro Torre的人大约要多二百倍。当你站在它下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如此地让登山者感到害怕了。世界上还有比它更高的山峰，但陡峭的绝壁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令攀登Cerro Torre峰变得格外困难。大部分时间里那儿都暴风雪不断，你根本就看不清顶峰的样子。你称它为暴风雪，但事实上在我们的语言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词语可以形容那里发生的现象。山顶上的风速随随便便就能达到200公里/小时，拳头大小的冰块像子弹一样射下来，即使你用岩锥和螺栓把自己固定在上面，也照样会被吹走。在靠近Cerro Torre的另一座山峰上，我看到了一幕终生无法忘记的景象：暴风雪敲打着一条瀑布周围的岩石，力量之大令瀑布倒流起来，水流射向空中，化做薄雾。
《户外探险》：你有没有自己去攀登Cerro Torte峰?
赫尔佐格：我两次到达顶峰，当然都是靠直升机上去的。坐直升机上去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勾画好影片所需要的镜头。有几次我也在带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到达过靠近演员们的地方，以便更靠近正在拍摄的场景。我记得第二次乘直升机上峰顶时，我和演员维托里奥·梅佐吉奥诺一起走出飞机，一转身我发现他整个人直直地趴在了地上，用手指抠着冰面前进。他抬头看看我，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十分柔弱地说：“我也想站起来，但我的身子就是不听话，请再给我点时间。”他十分害怕，但不知为何，这件事却让我们俩的友谊更加巩固了。
他之所以害怕可能是因为听到了我和汉斯·卡默兰德在《闪亮的山》中出现的登山，也在《石头的嚎叫》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的对话。我们谈到在山上挖了雪洞，里面储备了八天的给养，以防我们需要紧急避难时使用。捆这些东西的绳子不知怎么松掉了，于是汉斯和我设法把它钉回去。当他看见我准备要去抓那根飘在空中的绳子时，他一把抓住我，他说：“不要贴近斜坡，要直着身子走路，否则你会滑下去的。一旦开始向下滑，那就再没什么能够拉住你的了。你会不断加速向下，从2000米高空掉下去。”这时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请向我保证一件事情，好好享受风景。”
《户外探险》：你曾说过之所以拍摄《闪亮的山》就是为了看一下拍《石头的嚎叫》这样的剧情片是否可能。似乎你已经对此下了否定的结论，拍摄本片时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赫尔佐格：有一次，直升机把我们的演员、攀岩世界杯冠军斯特凡·格罗瓦茨和一位自己也是登山者的摄影师以及我三人送到一处距离Cerro Torre峰不远的山脊上为某场戏做准备。通常总会有一支登山队先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例如建造一个紧急避难的雪洞，把给养和工具拿上山来，然后演员和剧组成员才能跟进。不过在此之前有一场暴风雪已经肆虐了十天，到了那天的前夜雪突然停了，天空变得平静清澈，早上天气也很好，一点风都没有。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没有派出先遣人员的情况下就直接飞到了那里。飞机把我们放下去后，三个人就朝拍摄地点走去。突然间，我用眼角瞥见了一番此生未见的非凡景象。在我视野所及之处，我看到在我们下面的云层像一颗巨大的原子弹那样炸了开来。我立刻呼叫还没有飞出视线的直升机，我看到它转了个圈飞了回来，可就在它飞到距离我们50米的时候，突然间暴风雪像子弹一样打了过来。我们被包围在云层之中，暴风雪的时速达到了200公里，温度也在瞬间降低了30度。不过20秒钟的工夫，我的胡子就结成了冰块。直升机颠簸着飞走了，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没有睡袋、帐篷，食物和技术装备。除了两把冰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得立刻把雪挖开钻进去，否则如果待在外面的话只需个把小时就会被活活冻死。
我们在雪洞里过了两天两夜，不吃东西人可以熬50个小时，但是没有水却不行。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每天至少要喝3.78升的水，否则脚趾和手指就会冻掉。失去手指和脚趾的情况，95％都是因为脱水而引起的。20个小时后，那位原本身体很好的摄影师已经不行了，他持续发烧开始痉挛，他用步话机发出消息说明晚自己一定是熬不过去了。我们有一台步话机，为了节约电池，每两小时我们才拿出来开个几秒钟。他发出的消息提醒了山谷中的队伍，他们派出两组四名登山队员来寻找我们。在寻找过程中，他们中最强壮的那个人自己也变得神智不清起来，他把手套扔在雪地上，狠狠地咬自己的手指。他坚持要叫侍者来给咖啡买单，他们只好先把他带回冰川去。不过路上又遇到一场雪崩，于是四人别无选择只好自己挖了一个雪洞躲起来，其中有个人丢了墨镜，出现了雪盲迹象。在整整5O个小时后，云层终于打开了口子，但却仅仅只有10分钟。就在这场暴风雪停止的短暂窗口，直升机把我们救了回来，驾驶员十分紧张，还没等到走在最后的我进入机舱就已经起飞了，于是我只好抓着一根铝杆，蜷缩在飞机下的金属框中。飞机降落，我的手已经牢牢地冻在了金属杆上根本拿不下来，最终一名阿根廷登山队员撒了泡尿在我手上，才让我的手解冻了。
《户外探险》：Timothy Treadwell原本拍摄的影片片段是如何变成电影《灰熊人》的?
赫尔佐格：Timothy真的非常喜爱大自然，但已经到了一种上瘾的程度。与熊近距离接触的危险是他所追求的一种快感。大家都知道他所拍摄的就是自己的冒险过程，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也就只有冒险，而这也是他准备将作品公诸于世的方式。当他在拍片过程中被熊攻击并且不幸身亡后，成了这部影片最大的卖点。
《户外探险》：你们在拍摄和制作《灰熊人》时有哪些挑战?在DVD版本中并没有收录David Lettermn访问Timothy的片段，在原本的电影中Letterman开玩笑说，Timothy最后会被熊吃掉，您认为这一段应该被拿掉?
赫尔佐格：主要挑战在于如何保障提姆的故事及他拍摄影片片段的权益。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项挑战就是要如何顾及故事的真实性，但又不能显得不近人情。 Letterman很慷慨地让我们在电影中使用这个片段，但不希望收入DVD版本中，他有权这么做，我们也完全能理解。还有另一段致命攻击的录音，我觉得不应该收录在影片中，毕竟这不是一部谋杀片。
说真的我一点也不喜欢Timothy这个人，因为他自认对灰熊的爱只是他一厢情愿，他根本打心里想被灰熊吃掉，最后吃掉他的灰熊也被枪决，解剖拿出胃里的人类尸块，可以说他对灰熊的偏执根本就害了他的最爱，虽然他本身也不想这样。所以我在影片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在灰熊黑色眼珠的凝视下，我们究竟是朋友7还是食物?
《户外探险》：您觉得教育大众是自己应该扛起的责任吗?Timothy倍受瞩目的悲剧以及鳄鱼猎人的死亡事件，会让环境保护者放弃激进的行动吗?
赫尔佐格：不，教育最好是留给教育机构来负责，我们只是提供娱乐。重要的议题会吸引伟大的人前来共襄盛举。我们的重点其实不是灰熊、也不是生态知识、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保育问题，单纯是对Timothy很感兴趣，什么样的动机跟背景会造成一个在人类社会里扮演角色挫败的演员，去寻求另一个身份，变成一只灰熊呢?
《户外探险》：您的影片的音乐都很特别，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赫尔佐格：Popol Vuh是我的御用乐团，这是一个1969年成立于慕尼黑的前卫迷幻乐团，Popol Vuh一词来自玛雅文化中说明人的起源的神圣之书，意指“相约之处”，Popol Vuh乐队广泛涉足摇滚、电子，民谣、世界音乐、NewAge……作品风格大多飘缈出世，充满神秘主义，带有强烈的南美，印度等不同民族元素。
《户外探险》：您或许是世界上同时涉足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电影导演中做得最好的一位。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影片，不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赫尔佐格：有时候，拍电影把我变成小丑，任何人也一样，看看奥森·威尔斯或者特吕弗，他们也全都变成小丑了。有时候，我不应该拍电影，我应该进精神病院。——人们通常称呼我是电影大师，然而我也说：“电影不是学者的艺术，电影是文盲的艺术。”
《户外探险》：您最新的一部影片是什么?
赫尔佐格：6月11日，《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World》(在世界尽头相遇)正式公映，这是一部描写南极洲生物的纪录片。我们从南极第一城——麦克默多站开始拍摄，通过辽阔的南极风景来呈现给观众。我担任了编剧、导演和旁白，我的影片从来不会去人性化那些可爱的动物。更关注的永远是人，还是人。2005年，我和科学探索频道合作了纪录片《灰熊人》(-Grizzly Man)，这一次我们再度合作。除了在电影院观看外，《在世界尽头相遇》的DVD和数字网络版也会同步发行。
《户外探险》：在这样的旅行家中，许多人企图驯服自然，这一情况是不是也和上述问题有关?
赫尔佐格：没错，他们谈起自己的旅行用的都是这样的军事术语：我们征服了山峰、我们从珠峰凯旋归来。这让我无法忍受。而且住在山区的当地人他们并不爬山，对于大山他们比那些所谓的冒险家要尊重得多。在这种冒险行为的背后有着一种令人厌恶的哲学。我想用一条臭河沟来作为比喻，对我来说，现在所说的冒险这一概念就像这河一样腐败发臭。在1910年的时候，当你从非洲回来后向女王们讲述自己射杀了多少头大象时，你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可现在如果你在派对上说出同样的话语，别人一定会拿香槟酒泼在你脸上，有多少泼多少。不用过多久，探险家们也将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探险家们绝对令我感到厌恶，当登山成为一件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后，这种伪探险主义更是让我格外讨厌。关于这点我和梅斯纳尔也曾有过争论，他一度按照伟大的探险家的概念来打造自己的媒体形象，还表示过他就是那种代替老百姓去探险的人。而我正等待着第一个普通观光客登上珠峰这荒诞一幕的出现。天哪，你现在甚至可以参加旅行团的假日探险游，去看一看新几内亚的猎头族土著，只要记住千万跟紧导游不要迷路就可以了。在今天这已经退化到极点的探险主义概念之中到处可见这样的荒谬，它完全只有丑陋可言。
赫尔佐格：1942年9月5日，我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山间村庄，12岁时我与母亲移居慕尼黑，直到17岁那年才第一次打了电话。从我接触电影之后就迷恋上了这家伙，15岁时我写出了第一个剧本，那时我在一家钢铁厂兼职做焊接工，用一部偷来的35毫米摄影机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短片。进入大学后，我的文学，戏剧和历史课程都是最好的，我喜爱旅行，去过英国，希腊、苏丹、墨西哥，1963年，我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公司，并拍摄了三部短片。后面的情况你都知道。
《户外探险》：作为导演，你和其他导演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人们常说你的影片大多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地区拍摄，在人与环境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巧妙地讲述出人力与天意的对抗，主人公往往是狂热、孤独的狂想者，很多作品有寓言性质。
赫尔佐格：我的电影大多是由自己担任编剧和制片，我会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去拍摄，而且一般都会超出预算。我喜欢用强烈的美学风格处理人物的偏执和游离状态，这样一来电影就自然而然带有寓言的气息。早期我在拍摄历史题材的剧情片时，历史背景被从影片中剥离出来，而人类的本性才是我最为关注的主题范围。影片并不仅限于对历史的如实描绘，而留下更多的篇幅是对人类历史政治的终极思考。
《户外探险》：在45分钟的16毫米纪录片《闪亮的山》中，再现了1984年梅斯纳尔和汉斯·卡默兰德的伟大攀登。影片中有个镜头我非常喜欢：你和梅斯纳尔在一起，你说你很希望可以就那么一直走下去直到世界尽头。
赫尔佐格：梅斯纳尔谈起了他的一个愿望：顺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个山谷那么一路走下去，连头也不回。他说：“或者是我的生命结束时，或者是当这个世界结束时，在它们结束的那一刻可能我还在继续走着”。这也是我一直想到的事情，我十分喜欢这种想法，你突然消失了，离开了，一路走下去直到再也无路可走。我想要带着爱斯基摩犬，背着马鞍袋，就那么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拍摄《闪亮的山》的起源是因为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像梅这么一个曾在登山过程中失去自己亲兄弟的人会觉得有必要去第二次攀登南迦峰?究竟是什么在推动他?我曾经问过他，“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么不停地登山有点疯狂?”所有具有创造性的人都是疯狂的，他回答说。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具有蛇的智慧，盘成一团端坐在那里，等待出击的机会。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无法描绘那种使他去登山的感觉，就像他无法解释是什么迫使他活下去一样。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也是一个前期准备，为我想要拍摄的更大规模的作品所做的准备。我想要在最漂亮的K2拍摄一部剧情片，为了做准备，于是我选择在8000米高峰上和梅斯纳尔及他的搭档汉斯一起拍摄一部相对规模较小的电影，以检查高山拍摄的条件。同时，了解后勤补给的困难以及可能会遇到的技术难题。我需要知道在高山上为每个人提供给养是否可行。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Rainer Klausmann发现低温会使摄影机里的胶片像生的意大利通心粉那么断裂开来。之后在拍摄一场巨大的雪崩时，虽然我们站在雪崩发生地点一千五百多米之外，但是强大的冲击波仍然像颗原子弹一样裹着雪团扑向我们。我们的营地被整个吹走，于是我很快便放弃了我的计划。
《户外探险》：当你向梅斯纳尔问起关于他弟弟的事情时，你觉不觉得有点太过头了?
赫尔佐格：梅斯纳尔上过德国各大电视台的所有脱口秀节目，他很会同媒体打交道，他是个出色的对话者，也懂得应付各种媒体状况。他知道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我会就他不为人知的那些方面进行挖掘，也知道我可能会就他弟弟遇难的那次登山活动提出问题。
在影片开拍前我就告诉他，“有些东西我会深入地探究，但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开始我很难决定是否该把他哭的那段镜头保留在影片中。最终我打电话告诉他说，“你这一辈子都一直在做那些毫无生气的脱口秀节目，现在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些你十分个人化的东西，出现在这里的你并非只是又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或完美的登山者，所以我已经决定保留这段镜头。”当梅斯纳尔看过影片后，他也为我们所达到的深度感到高兴。
起初要想让他作为他自己出现在镜头前十分困难。我们最初拍摄的一段戏就在南迦帕尔巴特峰前面。前一天晚上我们驱车前行，早晨我醒来时看到南迦帕尔巴特峰就在我的眼前。那景象十分壮观，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南迦帕尔巴特峰就像是梅斯纳尔的宿敌，他的弟弟死在了这里，他自己的大部分脚趾也都是在这里失去的。于是我叫醒梅斯纳尔让他站在了摄影机前，忽然之间他又拿出了那种跟媒体打交道的习惯姿势。我立刻停下了摄影机，告诉他说，“这可不是我想要的方式，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不会浪费哪怕一尺胶片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拍摄。我需要看到你的内心世界。“梅斯纳尔有点吃惊地看着我，那天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一言不发。到了晚上，他过来跟我说，”我想我已经明白了。对他不能讲什么怜悯，因为电影本身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怜悯。
《户外探险》：你曾经说除了家园电影之外，德国电影只创造出过一种电影类型：战前的登山电影。你的《石头的嚎叫》是否想要与这类影片建立某种联系?
赫尔佐格：在上世纪整个20年代，像路易斯特兰克和阿诺德范茨克那样的德国导演拍摄了大量的登山电影，不幸的是这种电影类型后来服从于纳粹的意识形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已经无人问津了。我喜欢的是那个创造一种新的当代登山电影的主意，就像彼得弗莱希曼在《巴伐利亚的打猎即景》中利用家园电影的元素和规则，给这一电影类型带来新的深度一样的做法。不过我并不鼓励把《石头的嚎叫》和莱妮·里芬斯塔尔在20年代拍的那些通俗剧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也没有看过那些影片。我觉得纳粹时期作为电影人存在的里芬斯塔尔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没法把它完全弄明白，也不敢妄做判断。
我要说的是《石头的嚎叫》诞生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问题，与我合作过《闪亮的山》的梅斯纳尔根据真人真事想出了一个能写成剧本的创意，关于第一次成功登顶Cerro Torre——南美巴塔地区一座海拔两千多米形似尖针的山峰的经历。马斯特里，我先前提到的那位依靠风钻来爬山的意大利人曾宣称他到达过山顶，但却立刻遭到了怀疑，而且鉴于他的登山伙伴再也没回来，尸体也没有被找到，人们更加剧了这份疑虑。曾在很多影片中替我当过制片经理的瓦尔特，扎克瑟尔接过了梅的故事，与一位同事一起写了剧本。他才是从一开始就在这部电影背后的推动力量。我很快喜欢上了他们想出的这个创意，不过我也发现剧本中还有很多弱点，尤其是在对话上。所以一开始我有点犹豫不决，是否该接下这个项目，因为我不知道我能用一种自己可以轻松接受的方式将这故事修改到什么程度。最终我们达成了默契，我接手这个项目，第一项工作就是亲自 对剧本进行修改。不幸的是，当我要做出一些真正的改动时，我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面石壁：尽管我还是获得了挑选演员的权利，这是不幸中的大幸。由布莱德杜里夫扮演的无指——就是那位将梅韦斯特的照片留在山顶上的登山者——是惟一我被允许可以在剧本中进行修改的角色。这剧本迫切需要进行更多修改，但我却被阻止这么做。所以我甚至不能说《石头的嚎叫》是我自己的电影。
《户外探险》：你和梅斯纳尔合作《闪亮的山》的经历是否有助于你拍摄本片?
赫尔佐格：是的，从某种程度来说Cerro Torre是地球上最险峻和最令人心醉神迷的山峰，再也没有像它这样的地方了。它不仅仅是一座山峰，更是死亡般的恐惧的一个象征。它就像是一根玄武岩做成的3300米高的尖针，笔直刺入云宵，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无法攀登的。第一次得到证实的攀登Cerro Torre的企图出现在70年代中期。我想成功爬上珠峰的人比爬上过Cerro Torre的人大约要多二百倍。当你站在它下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如此地让登山者感到害怕了。世界上还有比它更高的山峰，但陡峭的绝壁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令攀登Cerro Torre峰变得格外困难。大部分时间里那儿都暴风雪不断，你根本就看不清顶峰的样子。你称它为暴风雪，但事实上在我们的语言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词语可以形容那里发生的现象。山顶上的风速随随便便就能达到200公里/小时，拳头大小的冰块像子弹一样射下来，即使你用岩锥和螺栓把自己固定在上面，也照样会被吹走。在靠近Cerro Torre的另一座山峰上，我看到了一幕终生无法忘记的景象：暴风雪敲打着一条瀑布周围的岩石，力量之大令瀑布倒流起来，水流射向空中，化做薄雾。
《户外探险》：你有没有自己去攀登Cerro Torte峰?
赫尔佐格：我两次到达顶峰，当然都是靠直升机上去的。坐直升机上去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勾画好影片所需要的镜头。有几次我也在带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到达过靠近演员们的地方，以便更靠近正在拍摄的场景。我记得第二次乘直升机上峰顶时，我和演员维托里奥·梅佐吉奥诺一起走出飞机，一转身我发现他整个人直直地趴在了地上，用手指抠着冰面前进。他抬头看看我，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十分柔弱地说：“我也想站起来，但我的身子就是不听话，请再给我点时间。”他十分害怕，但不知为何，这件事却让我们俩的友谊更加巩固了。
他之所以害怕可能是因为听到了我和汉斯·卡默兰德在《闪亮的山》中出现的登山，也在《石头的嚎叫》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的对话。我们谈到在山上挖了雪洞，里面储备了八天的给养，以防我们需要紧急避难时使用。捆这些东西的绳子不知怎么松掉了，于是汉斯和我设法把它钉回去。当他看见我准备要去抓那根飘在空中的绳子时，他一把抓住我，他说：“不要贴近斜坡，要直着身子走路，否则你会滑下去的。一旦开始向下滑，那就再没什么能够拉住你的了。你会不断加速向下，从2000米高空掉下去。”这时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请向我保证一件事情，好好享受风景。”
《户外探险》：你曾说过之所以拍摄《闪亮的山》就是为了看一下拍《石头的嚎叫》这样的剧情片是否可能。似乎你已经对此下了否定的结论，拍摄本片时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赫尔佐格：有一次，直升机把我们的演员、攀岩世界杯冠军斯特凡·格罗瓦茨和一位自己也是登山者的摄影师以及我三人送到一处距离Cerro Torre峰不远的山脊上为某场戏做准备。通常总会有一支登山队先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例如建造一个紧急避难的雪洞，把给养和工具拿上山来，然后演员和剧组成员才能跟进。不过在此之前有一场暴风雪已经肆虐了十天，到了那天的前夜雪突然停了，天空变得平静清澈，早上天气也很好，一点风都没有。于是我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没有派出先遣人员的情况下就直接飞到了那里。飞机把我们放下去后，三个人就朝拍摄地点走去。突然间，我用眼角瞥见了一番此生未见的非凡景象。在我视野所及之处，我看到在我们下面的云层像一颗巨大的原子弹那样炸了开来。我立刻呼叫还没有飞出视线的直升机，我看到它转了个圈飞了回来，可就在它飞到距离我们50米的时候，突然间暴风雪像子弹一样打了过来。我们被包围在云层之中，暴风雪的时速达到了200公里，温度也在瞬间降低了30度。不过20秒钟的工夫，我的胡子就结成了冰块。直升机颠簸着飞走了，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没有睡袋、帐篷，食物和技术装备。除了两把冰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只得立刻把雪挖开钻进去，否则如果待在外面的话只需个把小时就会被活活冻死。
我们在雪洞里过了两天两夜，不吃东西人可以熬50个小时，但是没有水却不行。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每天至少要喝3.78升的水，否则脚趾和手指就会冻掉。失去手指和脚趾的情况，95％都是因为脱水而引起的。20个小时后，那位原本身体很好的摄影师已经不行了，他持续发烧开始痉挛，他用步话机发出消息说明晚自己一定是熬不过去了。我们有一台步话机，为了节约电池，每两小时我们才拿出来开个几秒钟。他发出的消息提醒了山谷中的队伍，他们派出两组四名登山队员来寻找我们。在寻找过程中，他们中最强壮的那个人自己也变得神智不清起来，他把手套扔在雪地上，狠狠地咬自己的手指。他坚持要叫侍者来给咖啡买单，他们只好先把他带回冰川去。不过路上又遇到一场雪崩，于是四人别无选择只好自己挖了一个雪洞躲起来，其中有个人丢了墨镜，出现了雪盲迹象。在整整5O个小时后，云层终于打开了口子，但却仅仅只有10分钟。就在这场暴风雪停止的短暂窗口，直升机把我们救了回来，驾驶员十分紧张，还没等到走在最后的我进入机舱就已经起飞了，于是我只好抓着一根铝杆，蜷缩在飞机下的金属框中。飞机降落，我的手已经牢牢地冻在了金属杆上根本拿不下来，最终一名阿根廷登山队员撒了泡尿在我手上，才让我的手解冻了。
《户外探险》：Timothy Treadwell原本拍摄的影片片段是如何变成电影《灰熊人》的?
赫尔佐格：Timothy真的非常喜爱大自然，但已经到了一种上瘾的程度。与熊近距离接触的危险是他所追求的一种快感。大家都知道他所拍摄的就是自己的冒险过程，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也就只有冒险，而这也是他准备将作品公诸于世的方式。当他在拍片过程中被熊攻击并且不幸身亡后，成了这部影片最大的卖点。
《户外探险》：你们在拍摄和制作《灰熊人》时有哪些挑战?在DVD版本中并没有收录David Lettermn访问Timothy的片段，在原本的电影中Letterman开玩笑说，Timothy最后会被熊吃掉，您认为这一段应该被拿掉?
赫尔佐格：主要挑战在于如何保障提姆的故事及他拍摄影片片段的权益。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项挑战就是要如何顾及故事的真实性，但又不能显得不近人情。 Letterman很慷慨地让我们在电影中使用这个片段，但不希望收入DVD版本中，他有权这么做，我们也完全能理解。还有另一段致命攻击的录音，我觉得不应该收录在影片中，毕竟这不是一部谋杀片。
说真的我一点也不喜欢Timothy这个人，因为他自认对灰熊的爱只是他一厢情愿，他根本打心里想被灰熊吃掉，最后吃掉他的灰熊也被枪决，解剖拿出胃里的人类尸块，可以说他对灰熊的偏执根本就害了他的最爱，虽然他本身也不想这样。所以我在影片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在灰熊黑色眼珠的凝视下，我们究竟是朋友7还是食物?
《户外探险》：您觉得教育大众是自己应该扛起的责任吗?Timothy倍受瞩目的悲剧以及鳄鱼猎人的死亡事件，会让环境保护者放弃激进的行动吗?
赫尔佐格：不，教育最好是留给教育机构来负责，我们只是提供娱乐。重要的议题会吸引伟大的人前来共襄盛举。我们的重点其实不是灰熊、也不是生态知识、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保育问题，单纯是对Timothy很感兴趣，什么样的动机跟背景会造成一个在人类社会里扮演角色挫败的演员，去寻求另一个身份，变成一只灰熊呢?
《户外探险》：您的影片的音乐都很特别，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赫尔佐格：Popol Vuh是我的御用乐团，这是一个1969年成立于慕尼黑的前卫迷幻乐团，Popol Vuh一词来自玛雅文化中说明人的起源的神圣之书，意指“相约之处”，Popol Vuh乐队广泛涉足摇滚、电子，民谣、世界音乐、NewAge……作品风格大多飘缈出世，充满神秘主义，带有强烈的南美，印度等不同民族元素。
《户外探险》：您或许是世界上同时涉足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电影导演中做得最好的一位。您怎么评价自己的影片，不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赫尔佐格：有时候，拍电影把我变成小丑，任何人也一样，看看奥森·威尔斯或者特吕弗，他们也全都变成小丑了。有时候，我不应该拍电影，我应该进精神病院。——人们通常称呼我是电影大师，然而我也说：“电影不是学者的艺术，电影是文盲的艺术。”
《户外探险》：您最新的一部影片是什么?
赫尔佐格：6月11日，《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World》(在世界尽头相遇)正式公映，这是一部描写南极洲生物的纪录片。我们从南极第一城——麦克默多站开始拍摄，通过辽阔的南极风景来呈现给观众。我担任了编剧、导演和旁白，我的影片从来不会去人性化那些可爱的动物。更关注的永远是人，还是人。2005年，我和科学探索频道合作了纪录片《灰熊人》(-Grizzly Man)，这一次我们再度合作。除了在电影院观看外，《在世界尽头相遇》的DVD和数字网络版也会同步发行。
《户外探险》：在这样的旅行家中，许多人企图驯服自然，这一情况是不是也和上述问题有关?
赫尔佐格：没错，他们谈起自己的旅行用的都是这样的军事术语：我们征服了山峰、我们从珠峰凯旋归来。这让我无法忍受。而且住在山区的当地人他们并不爬山，对于大山他们比那些所谓的冒险家要尊重得多。在这种冒险行为的背后有着一种令人厌恶的哲学。我想用一条臭河沟来作为比喻，对我来说，现在所说的冒险这一概念就像这河一样腐败发臭。在1910年的时候，当你从非洲回来后向女王们讲述自己射杀了多少头大象时，你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可现在如果你在派对上说出同样的话语，别人一定会拿香槟酒泼在你脸上，有多少泼多少。不用过多久，探险家们也将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探险家们绝对令我感到厌恶，当登山成为一件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后，这种伪探险主义更是让我格外讨厌。关于这点我和梅斯纳尔也曾有过争论，他一度按照伟大的探险家的概念来打造自己的媒体形象，还表示过他就是那种代替老百姓去探险的人。而我正等待着第一个普通观光客登上珠峰这荒诞一幕的出现。天哪，你现在甚至可以参加旅行团的假日探险游，去看一看新几内亚的猎头族土著，只要记住千万跟紧导游不要迷路就可以了。在今天这已经退化到极点的探险主义概念之中到处可见这样的荒谬，它完全只有丑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