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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年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文言退出了历史舞台，１９２０年白话文进入语文教材，几乎是从那时起，要不要教学文言文，文言文教学的分量是多了还是少了，就一直成为争议的话题。随着新课标的实施，新版语文教材（特别是高中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的提高，又引发一些对学习文言文怀疑甚至是否定的声音，削减文言文教学分量或者取消文言文教学的主张不绝于耳；有的认为现阶段的基础教育要学生学习的科目已经很多，负担相当沉重，而文言文和现代文相比显然难度要大，会加重学生负担；有的认为文言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因而基础教育阶段让学生读文言文、学文言、“翻故纸堆”实在没什么必要；更有甚者认为新教材增加文言的分量，这种“文白并重”的做法是“开历史倒车”。
深入分析诸多反对文言文教育的观点，其最核心的基本理由是：基础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工作和生活需要的现代公民，因而语文教育应着力培养学生的现代语文素养，而文言文教育既费时费力，又不能有效提高学生应用现代语文的能力。
语文教育的基本目标，一言以蔽之，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我们以为，且不说这一定位中的“祖国语言文字”本身就应包含有祖国古代的语言文字，文言文教育自然应该是语文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仅从现代语文的学习来看，文言文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语言要素的掌握离不开文言文教育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一脉相承，这种密切的联系，决定了学习文言文、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常识，便于学生从源头上把握现代汉语，提升语言理解和运用水平。
就拿语汇来说吧。众所周知，在语言三要素中，相对于语音和语法，语汇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最为敏感，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古代汉语中许多词在现代汉语中已销声匿迹，现代汉语中又随着生活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词；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有的词语，其意义也大多发生了变化。古今汉语语汇的差别的确很大，似乎学习古汉语的语汇对掌握现代汉语的语汇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然而事实上，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中继承了大量的基本语汇和一般语汇，现代汉语合成词的结构方式和古代汉语类似，现代汉语语素由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演变而来……它们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如现代汉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词义大多可由语素义，也就是字义推演而出——字义和词义密切相关，这是汉字表达汉语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它弥补了汉字笔画多、数量大的缺陷——而学习文言文、掌握文言词语的常用义就等于基本掌握了现代汉语的语素义，毫无疑问对掌握现代汉语词语大有裨益。再如现代汉语语汇系统中有大量的成语，这些成语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使用恰当能有效地增强语言表达效果，因而深受人们喜爱。只是成语大都出自古代典籍，其构成语素均保留古义，不了解一些古汉语词汇知识对准确理解成语的意义显然不利。以“岂有此理”为例，“岂有此理”在唐代典籍中就已出现，在今天依然有着极高的使用频率，概因其强烈的反诘语气和简洁的表达形式而优于又长又散的“哪有这样的道理”。但今天使用“岂有此理”的人，如果不能理解“岂”、“此”的意义，也就不能够真正明晰“岂有此理”的结构和意义。其他如“洞若观火”、“因地制宜”、“和衷共济”、“固若金汤”、“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都是如此。
所以王宁教授说：“现代汉语的词汇没有文言文的基础是很难理解的。”要想全面、透彻地掌握现代汉语语汇，就不能对古代汉语一无所知，不能不读一些文言文。
二、“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言语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文言文教育
古人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章体裁，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历经考验而依然璀璨的精品，它们遣词造句的准确精妙、命题立意的丰富深邃，令人赞叹不已。王澍先生说：“杜陵文字之雄浑，昌黎文字之奥衍，山谷文字之傲兀，东坡文字之奇险，都是中国文化之瑰宝。”“随便选出一位２０～２１世纪的汉字写作大师，以其代表作与韩愈的《师说》比较，你一定会发现：二者一为凤凰，一为鸱枭；一为兰芷，一为蒿萧；一为骐骥，一为罢驴，绝不可以同日而语。”这话也许有些过头，但从中可以看出文言作品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左传》叙事条理井然、简练生动，刻画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孟子》论辩善设机巧、引人入彀，说理取譬设喻，循循善诱；《过秦论》铺张渲染，气势豪迈；《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生动细致，清新优美……这些佳文千百年来广为传颂，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鲁迅称贾谊和晁错的文章为“西汉鸿文”，说他们“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其实优秀的古典作品都是如此。
另外，和现代文相比，文言佳作往往篇幅比较短小，便于记诵。而记诵的结果是这些文言佳作的章法、修辞、思想等深入学习者的骨髓。这样，当他们提笔写作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向这些佳作借词、借意、借境、借法，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大大提高自己作品的表达效果。因而，多读（背）一些文言佳作，对提升言语能力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事实上，很多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都非常重视文言文对言语实践的指引作用。比如浙江湖州中学的老师们，几年来一直积极开发文言文写作资源。他们首先要求学生阅读一批文言精品，加强积累；其次每次作文指导或讲评都选用一两篇文言名篇作范文，跟现代名篇配合使用；再次，他们还注意从不同角度开发文言文，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功能，或汲取古人的人生智慧，或化用文中材料，或开发想象，或练习语言等等。他们的做法成效显著，“学生作文内容的文化味、语言的书卷味日益增强”，“几乎成了‘湖中作文’的招牌”。文化味、书卷气不是衡量文章优劣的惟一标准，但文化味、书卷气能有效地增加文章的底蕴和文采，使得作文内容丰富而深厚，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文言文对言语实践的指引作用远不止这些。
三、“经典的价值不在于实用，在于文化”——语文素养的提高离不开文言文教育
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语文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要素的积累、言语技能的训练，而应广泛关注生活积累、情感体验、思维培养等方面。因而新课标提出了“语文素养”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根据巢宗祺先生的解释，“语文素养”应“包括字词句篇的积累，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内容”。尽管现在还有人对“语文素养”的内涵提出质疑，认为它太过宽泛，但“语文素养”的提出引发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文化素养，投向蕴含着思想锻造、情感培育、审美熏陶、视野开拓等丰富内容的民族文化的传承。
有人认为，继承文化遗产不一定非读“之乎者也”不可。书店里触目可及的《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白话阅微草堂笔记》、《白话容斋随笔》等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概言之，不学或少学点文言，同样可以提高文化素养、语文素养。殊不知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也是人类最大的文化创造。乌申斯基说：“一个民族把自己全部精神生活的痕迹都珍藏在民族的语言里。”洪堡特也有类似的说法：“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文言本身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思想认识、民族情感，阅读文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体验民族思想感情、把握民族心理密码的过程。读白话译文我们的确也可以了解许多东西，却无法进入文言带给我们的那个富有特色的古典世界，无法领略文言特有的韵味和民族色彩。
“经典的价值不在于实用，在于文化”（朱自清《经典常谈》），如果缺乏文言文的浸润，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必将失去厚重的基石。阅读经典文言佳作，感受它们所负载的丰厚的文化内涵，为人的一生打下“精神的底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其实，许多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文言文教育对现代语文教育的特殊意义。他们举出这样一个事实：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文采四射、学贯中西的大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张爱玲等等，而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黯然失色”，堪称“白话大师”的寥寥无几。何以如此？他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从小学的是文言文，有着扎实的文言根基。相反，２０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文教育，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因而在思想的凝重、深邃，语言的简洁、典雅等方面难以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比肩。
也许有人觉得大家们离我们太远，不具有普遍意义，那不妨来看看高考成功学生的经验之谈：“……所以语文决非碰运气的学科，欲得高分，必须叩响其门扉，登堂入室，以得其精髓。其实，秘诀就在于掌握汉语言文字的根。众所周知，所有的白话文文字皆始于文言文，故汉语言文字的根在于文言文。文言文以雅俗论比现代文要雅，以简繁论比现代文要简，以深浅论比现代文要深，所以若是掌握了文言文，就等于精通了现代文……”。
深入分析诸多反对文言文教育的观点，其最核心的基本理由是：基础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工作和生活需要的现代公民，因而语文教育应着力培养学生的现代语文素养，而文言文教育既费时费力，又不能有效提高学生应用现代语文的能力。
语文教育的基本目标，一言以蔽之，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我们以为，且不说这一定位中的“祖国语言文字”本身就应包含有祖国古代的语言文字，文言文教育自然应该是语文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仅从现代语文的学习来看，文言文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语言要素的掌握离不开文言文教育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一脉相承，这种密切的联系，决定了学习文言文、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常识，便于学生从源头上把握现代汉语，提升语言理解和运用水平。
就拿语汇来说吧。众所周知，在语言三要素中，相对于语音和语法，语汇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最为敏感，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古代汉语中许多词在现代汉语中已销声匿迹，现代汉语中又随着生活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词；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有的词语，其意义也大多发生了变化。古今汉语语汇的差别的确很大，似乎学习古汉语的语汇对掌握现代汉语的语汇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然而事实上，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中继承了大量的基本语汇和一般语汇，现代汉语合成词的结构方式和古代汉语类似，现代汉语语素由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演变而来……它们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如现代汉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词义大多可由语素义，也就是字义推演而出——字义和词义密切相关，这是汉字表达汉语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它弥补了汉字笔画多、数量大的缺陷——而学习文言文、掌握文言词语的常用义就等于基本掌握了现代汉语的语素义，毫无疑问对掌握现代汉语词语大有裨益。再如现代汉语语汇系统中有大量的成语，这些成语言简意赅，内涵丰富，使用恰当能有效地增强语言表达效果，因而深受人们喜爱。只是成语大都出自古代典籍，其构成语素均保留古义，不了解一些古汉语词汇知识对准确理解成语的意义显然不利。以“岂有此理”为例，“岂有此理”在唐代典籍中就已出现，在今天依然有着极高的使用频率，概因其强烈的反诘语气和简洁的表达形式而优于又长又散的“哪有这样的道理”。但今天使用“岂有此理”的人，如果不能理解“岂”、“此”的意义，也就不能够真正明晰“岂有此理”的结构和意义。其他如“洞若观火”、“因地制宜”、“和衷共济”、“固若金汤”、“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都是如此。
所以王宁教授说：“现代汉语的词汇没有文言文的基础是很难理解的。”要想全面、透彻地掌握现代汉语语汇，就不能对古代汉语一无所知，不能不读一些文言文。
二、“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言语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文言文教育
古人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章体裁，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历经考验而依然璀璨的精品，它们遣词造句的准确精妙、命题立意的丰富深邃，令人赞叹不已。王澍先生说：“杜陵文字之雄浑，昌黎文字之奥衍，山谷文字之傲兀，东坡文字之奇险，都是中国文化之瑰宝。”“随便选出一位２０～２１世纪的汉字写作大师，以其代表作与韩愈的《师说》比较，你一定会发现：二者一为凤凰，一为鸱枭；一为兰芷，一为蒿萧；一为骐骥，一为罢驴，绝不可以同日而语。”这话也许有些过头，但从中可以看出文言作品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左传》叙事条理井然、简练生动，刻画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孟子》论辩善设机巧、引人入彀，说理取譬设喻，循循善诱；《过秦论》铺张渲染，气势豪迈；《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生动细致，清新优美……这些佳文千百年来广为传颂，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鲁迅称贾谊和晁错的文章为“西汉鸿文”，说他们“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其实优秀的古典作品都是如此。
另外，和现代文相比，文言佳作往往篇幅比较短小，便于记诵。而记诵的结果是这些文言佳作的章法、修辞、思想等深入学习者的骨髓。这样，当他们提笔写作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向这些佳作借词、借意、借境、借法，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大大提高自己作品的表达效果。因而，多读（背）一些文言佳作，对提升言语能力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事实上，很多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都非常重视文言文对言语实践的指引作用。比如浙江湖州中学的老师们，几年来一直积极开发文言文写作资源。他们首先要求学生阅读一批文言精品，加强积累；其次每次作文指导或讲评都选用一两篇文言名篇作范文，跟现代名篇配合使用；再次，他们还注意从不同角度开发文言文，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功能，或汲取古人的人生智慧，或化用文中材料，或开发想象，或练习语言等等。他们的做法成效显著，“学生作文内容的文化味、语言的书卷味日益增强”，“几乎成了‘湖中作文’的招牌”。文化味、书卷气不是衡量文章优劣的惟一标准，但文化味、书卷气能有效地增加文章的底蕴和文采，使得作文内容丰富而深厚，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文言文对言语实践的指引作用远不止这些。
三、“经典的价值不在于实用，在于文化”——语文素养的提高离不开文言文教育
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语文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要素的积累、言语技能的训练，而应广泛关注生活积累、情感体验、思维培养等方面。因而新课标提出了“语文素养”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根据巢宗祺先生的解释，“语文素养”应“包括字词句篇的积累，语感、思维品质，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能力，文化品位，审美情趣，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念等内容”。尽管现在还有人对“语文素养”的内涵提出质疑，认为它太过宽泛，但“语文素养”的提出引发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文化素养，投向蕴含着思想锻造、情感培育、审美熏陶、视野开拓等丰富内容的民族文化的传承。
有人认为，继承文化遗产不一定非读“之乎者也”不可。书店里触目可及的《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白话阅微草堂笔记》、《白话容斋随笔》等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概言之，不学或少学点文言，同样可以提高文化素养、语文素养。殊不知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也是人类最大的文化创造。乌申斯基说：“一个民族把自己全部精神生活的痕迹都珍藏在民族的语言里。”洪堡特也有类似的说法：“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文言本身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思想认识、民族情感，阅读文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体验民族思想感情、把握民族心理密码的过程。读白话译文我们的确也可以了解许多东西，却无法进入文言带给我们的那个富有特色的古典世界，无法领略文言特有的韵味和民族色彩。
“经典的价值不在于实用，在于文化”（朱自清《经典常谈》），如果缺乏文言文的浸润，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必将失去厚重的基石。阅读经典文言佳作，感受它们所负载的丰厚的文化内涵，为人的一生打下“精神的底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
其实，许多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文言文教育对现代语文教育的特殊意义。他们举出这样一个事实：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文采四射、学贯中西的大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张爱玲等等，而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黯然失色”，堪称“白话大师”的寥寥无几。何以如此？他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从小学的是文言文，有着扎实的文言根基。相反，２０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文教育，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因而在思想的凝重、深邃，语言的简洁、典雅等方面难以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比肩。
也许有人觉得大家们离我们太远，不具有普遍意义，那不妨来看看高考成功学生的经验之谈：“……所以语文决非碰运气的学科，欲得高分，必须叩响其门扉，登堂入室，以得其精髓。其实，秘诀就在于掌握汉语言文字的根。众所周知，所有的白话文文字皆始于文言文，故汉语言文字的根在于文言文。文言文以雅俗论比现代文要雅，以简繁论比现代文要简，以深浅论比现代文要深，所以若是掌握了文言文，就等于精通了现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