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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起开始建交谈判，而到1992年初才建交。两国建交被拖延了40多年，并不是两国不想与对方建交，也不是两国间存在影响建交的雙边问题，而是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却是十分罕见的。
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失去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拥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并因其文化具有许多接近甚至相同的地方，在感情上紧密相连。两个民族一向相安无事，并且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种历史、文化和感情上的纽带，是中以发展关系的一股强大动力。
本来，双边关系不断升温，两国不久就会建交的前景十分看好。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建交谈判形势则发生了逆转，以色列政府决定暂不与中国就建交问题采取任何具体步骤。1951年2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指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在美国的压力下，追随美国的以色列政府于是停止了与中国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和谈判。这样，中以两国就失去了建交的一次良机，其根源在于美国敌视、孤立中国的政策，直接责任当然在屈服于美国压力的以色列政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趋向缓和，给中以建交带来了新的机会。以色列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这期间，中以双方在莫斯科、仰光、赫尔辛基和伦敦等地频频会晤，仰光则是中以接触的主要地点。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亨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随后哈科亨向中方提出，以色列希望派贸易代表团访华。与此同时，以色列驻芬兰大使也向中国驻芬兰代办表示，以色列政府希望在两国建交前与中方进行贸易谈判。1954年6月，周总理访问缅甸，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了哈科亨，并邀请他访问中国。同年9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外交问题时，称中国已采取步骤与阿富汗、以色列磋商建交事宜。1955年1月30日至2月24日，哈科亨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起程前，以色列总理指示他：“可同中国政府商谈经贸以外的问题，包括建交问题。”代表团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了两国建交问题。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一些政界要人对以中建交持消极态度，担心这会影响以美关系。在阻止中以建交问题上，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等人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哈科亨虽与中方讨论了两国建交问题，但对建交问题未做任何具体承诺，只希望双方继续保持接触，同时邀请中方也派一个代表团回访以色列，以进一步商讨有关事宜。这样，中以建交谈判再遭挫折。
万隆会议后中国调整中东政策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会议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于是以色列匆忙于4月29日通知中国方面，表示它“决定在近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7月，以方派其驻苏联大使阿维达尔以私人身份访华，旨在游说中方尽快与以色列建交。阿维达尔大使访华期间，首先拜会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乔冠华，后又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见中，章汉夫直言相告：“在目前形势下，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尚不成熟。”这句话表明，中国方面近期内不可能与以色列建交。
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决定对其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重点转移到发展与阿拉伯关系这一方面来。因此，中国加强了对阿以争端的研究以及同阿拉伯朝野人士的接触，逐步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把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到战略高度来考虑。于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迅速发展，从1956年5月到9月，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直到此时，中国仍未放弃发展中以关系的愿望。周总理当时表示，我们不应与一方建立友好关系而排斥另一方。
使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以色列立场的事件是1956年10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鉴于以色列与英、法勾结，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在近东侵略政策的工具”。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20年漫长的冰冻期。虽然如此，中国并未否定以色列生存的权利，也未表示永远不同以色列建交。
在这一时期，世界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后期逐渐解冻，以色列也不像以前那样强烈追随美国，另一方面则是阿以之间冲突不断，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更使相互关系恶化，而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关系则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以色列一再主动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但中国从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的原则立场出发，对以色列的示好则不予理睬。然而，以色列为与中国早日建交，不但做到了骂不还口，还始终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不与台湾当局发生政治、官方关系，坚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尽管在中以关系完全冻结的情况下，两国就双边关系本身而言，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 中以关系逐渐恢复历经十四年
鉴于1955年4月以来以色列对同中国建交再没有发生过动摇，故中以建交的主动权和决定權实际上掌握在中国手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逐步得到恢复、改善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解，阿以关系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这些都为中以关系的逐渐解冻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对立依然存在，中国的立场依然是继续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同时考虑到众多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支持以及中阿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中国不希望因发展对以关系而失去阿拉伯世界。因此，在中阿关系牵制中以关系的情况下，中国与以色列改善和发展关系只能小步走，而每走一步都要将“阿拉伯一大片”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1977年以来，中国开始调整对以色列的政策，以逐步恢复中以关系。到1991年，中国调整对以政策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中以关系解冻做舆论准备。在这段时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提法从中国的传媒上逐渐消失。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中国的媒体则明确支持阿以和解。1978年，耿飚副总理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强调撤出全部被占领土。1980年7月，中国副外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的内容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1988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提出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其中一点就是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
第二是与以色列发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在此期间，两国主要通过香港中转的经贸合作开展起来。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成效更为显著。此外，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也逐渐起步。1989年，中国允许持以色列护照的人员入境。两国一些政党和社团也进行了互访。
第三是与以方的官方接触逐步开展并逐步升级。从1987年3月?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朱应鹿等官员先后在纽约和瑞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塔米尔和外长政策顾问诺维克，就发展两国关系和提高会晤级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同年9月30日，吴学谦外长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如此高级别的会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1989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以色列新任外长阿伦斯在巴黎会晤，提出了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并以此作为双方联系渠道的建议。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次年6月，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成立。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秘密访华，同中方商谈提高上述两个处的职能问题。同年5月，中国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昌义秘密访问以色列，双方商定将两个处从民间地位提高到半官方地位。
中以建交水到渠成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马德里举行，标志着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自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
中东和会的召开为中以加速建交进程提供了大好契机，使两国实现建交终于水到渠成。首先，鉴于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已经打破长期不接触、不谈判的僵局，坐到一起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谋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那么中国与以色列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实现突破，就无须太多地考虑阿拉伯一大片的影响和牵制了。其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与中东关系密切的大国，现在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加进去，在阿以双方做促和工作并切实发挥积极作用，不实现中以关系正常化显然是说不通的。再次，既然东欧、独联体国家乃至蒙古等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中国与时俱进与以色列实现建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在新形势下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所增强，中以建交也不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还有，鉴于美国政界有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犹太院外集团，若中以实现建交，将有利于我做该集团的友好工作，从而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91年11月，在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昌义的主持下，中国驻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使节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举行了一次中东形势分析片会，会上重点研究了中国与以色列的建交问题。亚非司中东处处长刘振堂和我（时任亚非司一等秘书兼综合处副处长）随王司长赴安曼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应立即着手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对两国建交的态度更加积极。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沙米尔于当年12月初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了以色列与中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的强烈愿望。在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问题时，沙米尔总理说：“你们很清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这完全由中国政府来决定。我们只是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于1992年1月访华，于1月24日与中方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国终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此文得到潘光先生帮助，谨致谢忱。作者为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前驻莱索托和驻纳米比亚大使）
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失去与中国建交的机会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拥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并因其文化具有许多接近甚至相同的地方，在感情上紧密相连。两个民族一向相安无事，并且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种历史、文化和感情上的纽带，是中以发展关系的一股强大动力。
本来，双边关系不断升温，两国不久就会建交的前景十分看好。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建交谈判形势则发生了逆转，以色列政府决定暂不与中国就建交问题采取任何具体步骤。1951年2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指责中国“侵略”的决议。在美国的压力下，追随美国的以色列政府于是停止了与中国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和谈判。这样，中以两国就失去了建交的一次良机，其根源在于美国敌视、孤立中国的政策，直接责任当然在屈服于美国压力的以色列政府。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趋向缓和，给中以建交带来了新的机会。以色列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这期间，中以双方在莫斯科、仰光、赫尔辛基和伦敦等地频频会晤，仰光则是中以接触的主要地点。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驻缅甸大使戴维·哈科亨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随后哈科亨向中方提出，以色列希望派贸易代表团访华。与此同时，以色列驻芬兰大使也向中国驻芬兰代办表示，以色列政府希望在两国建交前与中方进行贸易谈判。1954年6月，周总理访问缅甸，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会见了哈科亨，并邀请他访问中国。同年9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外交问题时，称中国已采取步骤与阿富汗、以色列磋商建交事宜。1955年1月30日至2月24日，哈科亨率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华。起程前，以色列总理指示他：“可同中国政府商谈经贸以外的问题，包括建交问题。”代表团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了两国建交问题。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一些政界要人对以中建交持消极态度，担心这会影响以美关系。在阻止中以建交问题上，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等人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哈科亨虽与中方讨论了两国建交问题，但对建交问题未做任何具体承诺，只希望双方继续保持接触，同时邀请中方也派一个代表团回访以色列，以进一步商讨有关事宜。这样，中以建交谈判再遭挫折。
万隆会议后中国调整中东政策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会议公报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于是以色列匆忙于4月29日通知中国方面，表示它“决定在近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7月，以方派其驻苏联大使阿维达尔以私人身份访华，旨在游说中方尽快与以色列建交。阿维达尔大使访华期间，首先拜会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副会长乔冠华，后又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见中，章汉夫直言相告：“在目前形势下，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尚不成熟。”这句话表明，中国方面近期内不可能与以色列建交。
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决定对其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重点转移到发展与阿拉伯关系这一方面来。因此，中国加强了对阿以争端的研究以及同阿拉伯朝野人士的接触，逐步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把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到战略高度来考虑。于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迅速发展，从1956年5月到9月，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直到此时，中国仍未放弃发展中以关系的愿望。周总理当时表示，我们不应与一方建立友好关系而排斥另一方。
使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对以色列立场的事件是1956年10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鉴于以色列与英、法勾结，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谴责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在近东侵略政策的工具”。从此，中以关系进入了20年漫长的冰冻期。虽然如此，中国并未否定以色列生存的权利，也未表示永远不同以色列建交。
在这一时期，世界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一阶段后期逐渐解冻，以色列也不像以前那样强烈追随美国，另一方面则是阿以之间冲突不断，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更使相互关系恶化，而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关系则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以色列一再主动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关系，但中国从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的原则立场出发，对以色列的示好则不予理睬。然而，以色列为与中国早日建交，不但做到了骂不还口，还始终坚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不与台湾当局发生政治、官方关系，坚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尽管在中以关系完全冻结的情况下，两国就双边关系本身而言，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 中以关系逐渐恢复历经十四年
鉴于1955年4月以来以色列对同中国建交再没有发生过动摇，故中以建交的主动权和决定權实际上掌握在中国手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都逐步得到恢复、改善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解，阿以关系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这些都为中以关系的逐渐解冻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对立依然存在，中国的立场依然是继续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同时考虑到众多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支持以及中阿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中国不希望因发展对以关系而失去阿拉伯世界。因此，在中阿关系牵制中以关系的情况下，中国与以色列改善和发展关系只能小步走，而每走一步都要将“阿拉伯一大片”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1977年以来，中国开始调整对以色列的政策，以逐步恢复中以关系。到1991年，中国调整对以政策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中以关系解冻做舆论准备。在这段时期，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提法从中国的传媒上逐渐消失。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中国的媒体则明确支持阿以和解。1978年，耿飚副总理表示“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未强调撤出全部被占领土。1980年7月，中国副外长何英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三原则，其中一条的内容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1988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提出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其中一点就是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障。
第二是与以色列发展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在此期间，两国主要通过香港中转的经贸合作开展起来。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成效更为显著。此外，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也逐渐起步。1989年，中国允许持以色列护照的人员入境。两国一些政党和社团也进行了互访。
第三是与以方的官方接触逐步开展并逐步升级。从1987年3月?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朱应鹿等官员先后在纽约和瑞士分别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塔米尔和外长政策顾问诺维克，就发展两国关系和提高会晤级别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同年9月30日，吴学谦外长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如此高级别的会晤，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1989年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以色列新任外长阿伦斯在巴黎会晤，提出了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接触，并以此作为双方联系渠道的建议。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次年6月，以色列科学和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成立。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秘密访华，同中方商谈提高上述两个处的职能问题。同年5月，中国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昌义秘密访问以色列，双方商定将两个处从民间地位提高到半官方地位。
中以建交水到渠成
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马德里举行，标志着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自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
中东和会的召开为中以加速建交进程提供了大好契机，使两国实现建交终于水到渠成。首先，鉴于阿以冲突有关各方已经打破长期不接触、不谈判的僵局，坐到一起举行面对面的谈判，谋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那么中国与以色列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实现突破，就无须太多地考虑阿拉伯一大片的影响和牵制了。其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与中东关系密切的大国，现在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加进去，在阿以双方做促和工作并切实发挥积极作用，不实现中以关系正常化显然是说不通的。再次，既然东欧、独联体国家乃至蒙古等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中国与时俱进与以色列实现建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在新形势下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有所增强，中以建交也不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还有，鉴于美国政界有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犹太院外集团，若中以实现建交，将有利于我做该集团的友好工作，从而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91年11月，在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昌义的主持下，中国驻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使节在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举行了一次中东形势分析片会，会上重点研究了中国与以色列的建交问题。亚非司中东处处长刘振堂和我（时任亚非司一等秘书兼综合处副处长）随王司长赴安曼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与以色列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应立即着手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对两国建交的态度更加积极。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沙米尔于当年12月初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了以色列与中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的强烈愿望。在谈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问题时，沙米尔总理说：“你们很清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这完全由中国政府来决定。我们只是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于1991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以方进行了商谈，并达成协议草案。接着，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于1992年1月访华，于1月24日与中方签署建交联合公报，两国终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及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此文得到潘光先生帮助，谨致谢忱。作者为中国前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前驻莱索托和驻纳米比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