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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天津轻工业学院来信，说今年的课本截止二月二十日绝大部分还没到。二月二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黑龙江红星林场的信，那儿的青年渴望学习外语，“广播电台曾多次播放英语讲座，可是我们没有教材”。
类似的事当然不止这两件，这说明了当前书籍的供需矛盾太大了。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四人帮”搞了十年文化专制主义，把知识的土壤变成了沙漠，现在有限的纸张和印装力量无法一下子湿润它。但读者买书的盲目性，同样也是一个原因。
以英语初级课本为例。《广播英语》、《电视英语》、电大《英语》、商务版《大学基础英语》、人教版《基础英语》、四卷本基础英语、商务版外院《英语》，还有理工英语，中学英语课本，再加上900句汉译注释，书店在北京发行的和北京有关单位、学校印刷的，总数已超过百万套，数倍于北京在学英语的人数。流到外地的，终究是少数，其中相当多的人学英语买了几种课本。这些课本是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的，程度不一、快慢不一、教学方法不一。基础打好之后，多读几种辅助读物是必要的，有助于提高的，但是对于初学者在打基础的时候课本多了却相互干扰，反而不易学好。如四卷本基础英语，是英国习惯用法。900句偏重于美国习惯用法。这种差别对有一定基础的来讲，不费什么力，初学者却就是一种负担。
盲目性表现在一本书可以为水平相差极远的人所购买。如四卷本基础英语，一说好，大家都抢。我询问了三十多个购买者，竟然没有一个说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十几个是为快进中学的儿女以后学习而买的，有为现在在学英语(都不是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一个是为自己在大学学英语的孩子买的，有一个是为已经学过许国璋英语第五册的孩子买的，有两个是为已从外语学院毕业的爱人买的。这么广泛的“通用性”，可见购买者的盲目性有多大。
有个同志有孩子在中学，有英语课，托人无论如何要买本《汉英辞典》。人家劝他不必买：汉英嘛。他总觉得有比没有强，还是买好。
除了英语就是数理化，见书就抢，根本不问内容适合不适合自己的需要。有个上过中学的同志为了辅导自己的孩子，是数理化就买。一天看见书店卖《李代数》，他也买。回家打开才知道根本看不懂。《算得快》出版不久，风靡一时，哪儿卖，那儿挤破柜台。这是本适合小学三四年级的书，很多被中学生的家长买去了。
有些书本来可以过几年再买的，有机会也“提前”买。有一个同志，他的孩子刚上小学，就为她买《数学竞赛集题集》和《物理学七百题》。有一对年轻夫妇，为两岁的孩子买了《一千○一夜》、《格林童话》、《邦斯舅舅》、《高老头》等书。讲这件事的时候，旁边一个同志说：“去年我也给我孩子买了不少，都包得好好的放着”。而她的经济并不富裕，孩子也还没有上学。
读者盲目买书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专制主义搞得没有书看。但也有发行上的问题。如四卷本《基础英语》，书店征订通知上就讲这套书“专为非英语国家成人及学生学习英语而编写”，“从浅入深，语言通俗易懂”，“可供初学英语者及英语教学者参考使用”。就是没有讲这套书是用英语讲解的，适宜于开班当课本用。书籍和其他商品不一样，它的广告也要和其他商品有所不同：它总要一方面能吸引一部分人，一方面又要排斥一部分人，才能帮助读者挑选，减少盲目性。而我们的发行指导历来主要靠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总把书籍描绘得尽善尽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老幼皆宜。比如，翻译出版的一些外国中学课本，在文化大革命前，内容提要上都讲明是“供研究外国中学教学之用”，但现在这类课本，有的内容提要却说“本书可供中学师生和中等文化水平的工农兵读者、知识青年等参考”(科学版《PSSC物理》)。读者范围未免太广了，形成抢购，而到不了中学教师手里。学生多一两本理科参考书未尝不好，问题是印数有限，书给教师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在基本课本还不能保证的时候，还是先雪中送炭为要。只能吸引人、不能排斥人，是现在内容提要在指导发行上的致命弱点，出版社有责任对此改进。
类似的事当然不止这两件，这说明了当前书籍的供需矛盾太大了。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四人帮”搞了十年文化专制主义，把知识的土壤变成了沙漠，现在有限的纸张和印装力量无法一下子湿润它。但读者买书的盲目性，同样也是一个原因。
以英语初级课本为例。《广播英语》、《电视英语》、电大《英语》、商务版《大学基础英语》、人教版《基础英语》、四卷本基础英语、商务版外院《英语》，还有理工英语，中学英语课本，再加上900句汉译注释，书店在北京发行的和北京有关单位、学校印刷的，总数已超过百万套，数倍于北京在学英语的人数。流到外地的，终究是少数，其中相当多的人学英语买了几种课本。这些课本是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的，程度不一、快慢不一、教学方法不一。基础打好之后，多读几种辅助读物是必要的，有助于提高的，但是对于初学者在打基础的时候课本多了却相互干扰，反而不易学好。如四卷本基础英语，是英国习惯用法。900句偏重于美国习惯用法。这种差别对有一定基础的来讲，不费什么力，初学者却就是一种负担。
盲目性表现在一本书可以为水平相差极远的人所购买。如四卷本基础英语，一说好，大家都抢。我询问了三十多个购买者，竟然没有一个说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十几个是为快进中学的儿女以后学习而买的，有为现在在学英语(都不是因为有人教这个本子)而买的，有一个是为自己在大学学英语的孩子买的，有一个是为已经学过许国璋英语第五册的孩子买的，有两个是为已从外语学院毕业的爱人买的。这么广泛的“通用性”，可见购买者的盲目性有多大。
有个同志有孩子在中学，有英语课，托人无论如何要买本《汉英辞典》。人家劝他不必买：汉英嘛。他总觉得有比没有强，还是买好。
除了英语就是数理化，见书就抢，根本不问内容适合不适合自己的需要。有个上过中学的同志为了辅导自己的孩子，是数理化就买。一天看见书店卖《李代数》，他也买。回家打开才知道根本看不懂。《算得快》出版不久，风靡一时，哪儿卖，那儿挤破柜台。这是本适合小学三四年级的书，很多被中学生的家长买去了。
有些书本来可以过几年再买的，有机会也“提前”买。有一个同志，他的孩子刚上小学，就为她买《数学竞赛集题集》和《物理学七百题》。有一对年轻夫妇，为两岁的孩子买了《一千○一夜》、《格林童话》、《邦斯舅舅》、《高老头》等书。讲这件事的时候，旁边一个同志说：“去年我也给我孩子买了不少，都包得好好的放着”。而她的经济并不富裕，孩子也还没有上学。
读者盲目买书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专制主义搞得没有书看。但也有发行上的问题。如四卷本《基础英语》，书店征订通知上就讲这套书“专为非英语国家成人及学生学习英语而编写”，“从浅入深，语言通俗易懂”，“可供初学英语者及英语教学者参考使用”。就是没有讲这套书是用英语讲解的，适宜于开班当课本用。书籍和其他商品不一样，它的广告也要和其他商品有所不同：它总要一方面能吸引一部分人，一方面又要排斥一部分人，才能帮助读者挑选，减少盲目性。而我们的发行指导历来主要靠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总把书籍描绘得尽善尽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老幼皆宜。比如，翻译出版的一些外国中学课本，在文化大革命前，内容提要上都讲明是“供研究外国中学教学之用”，但现在这类课本，有的内容提要却说“本书可供中学师生和中等文化水平的工农兵读者、知识青年等参考”(科学版《PSSC物理》)。读者范围未免太广了，形成抢购，而到不了中学教师手里。学生多一两本理科参考书未尝不好，问题是印数有限，书给教师能发挥的作用更大，在基本课本还不能保证的时候，还是先雪中送炭为要。只能吸引人、不能排斥人，是现在内容提要在指导发行上的致命弱点，出版社有责任对此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