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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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经史观经历了从早年“以经为史”到晚年“经为史纲”的转变过程.早年“以经为史”是将经学作为纯粹历史研究,这一史观是由道家史观与西方进化史观糅合而成,道家史观则是哲学宇宙论视角运用于思想史之表现,章太炎在否定经世致用的经学传统的同时,亦提出了以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主张.章太炎在清末民初围绕真如本体来构建义理体系,从而实现了经史观之宇宙论到本体论的哲学进路之转换,他进而以“无我之法”与“有我之法”来划分儒家经籍,含“无我之法”者为经,含“有我之法”者即为“旧法世传之史”.“有我之法”即“修己治人”之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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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经史观经历了从早年“以经为史”到晚年“经为史纲”的转变过程.早年“以经为史”是将经学作为纯粹历史研究,这一史观是由道家史观与西方进化史观糅合而成,道家史观则是哲学宇宙论视角运用于思想史之表现,章太炎在否定经世致用的经学传统的同时,亦提出了以历史建构民族认同的主张.章太炎在清末民初围绕真如本体来构建义理体系,从而实现了经史观之宇宙论到本体论的哲学进路之转换,他进而以“无我之法”与“有我之法”来划分儒家经籍,含“无我之法”者为经,含“有我之法”者即为“旧法世传之史”.“有我之法”即“修己治人”之学,章太炎晚年以“修己治人”来重构经、史之关系,回到了传统“经为史纲”的立场,又出于以史学来挽救现代中国危机的考虑,仍延续了“史即新经”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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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绝对优势、类型的全备以及对盛唐诗歌自注变化特点的鲜明呈现,是杜甫诗歌自注成为盛唐乃至整个唐诗自注发展里程碑的重要原因.杜诗自注在盛唐诗歌自注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在于:首次将诗歌体裁的创新情况纳入注释的范围,并通过对自创新诗体的标示强调,为后续的仿效创作及诗体研究明确了范本;最先将诗句中充满地域色彩且更加日常化的土俗民风描写作为新的注释点,并由此体现出尚怪奇、求平俗的诗歌创作追求;此外,充分发掘并发挥自注彰显诗歌情旨意蕴的能力,从而使自注与诗歌的关系更趋内化.杜诗自注不仅拓展了唐诗自注的注释内容,而且成为
前人以为郭知达《校定集注杜诗》的底本为“二王本”,实则此书所用底本可能是与伪王洙注本关系较近、郭知达数次引及的“集注”.郭知达以此“集注”为底本,清理其中的伪苏注,补充各家善本注,最终形成《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曾噩重刊时增“新刊”二字.后人习称此书为“九家注”不妥,因为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更多误解的称名.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诗学思想的代表作.它正式确立了“论诗诗”这一批评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传统认为此诗为上元二年(761)或宝应元年(762)所作.梳理杜甫行年及杜甫两川诗可知,此诗应作于广德二年(764),是杜甫评论严武幕府同僚的作品.《戏为六绝句》之“戏”,既表明试以绝句之体论诗的游戏、自谦之意,又将剑拔弩张的批评处理为放松随意的调侃之语.
清嘉、道时期的山东滨州杜堮自谓“最喜工部诗”,在其文集《石画龛论述》中《十研斋杂识》《十研斋杂志》《恩余录续补》等卷抄录杜甫诗文628首(篇),并写下四万余字的评杜文字,是清中期杜诗学研究重要文献资料.杜堮手抄杜甫诗文所据底本不同,所抄杜文底本为《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所抄杜诗底本为康熙钦定《全唐诗》.杜堮手抄杜甫诗文分别选定两种不同杜集作为底本,尤其是弃《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而选《全唐诗》,当是有意为之,反映出他对两种杜集学术价值的判断,体现了杜堮的独特学术眼光.
杜甫善于用典,杜诗使用《老子》《列子》《庄子》《苻子》四部道家子书的典故约有74个,其中《老子》4个、《列子》8个、《庄子》60个、《苻子》1个.杜甫在诗歌中使用的《庄子》典故逸出了李白用典的范围,表明他喜好《庄子》并非仅受李白影响.杜诗使用大量的道家典故,不仅彰示了杜甫对道家文献的熟稔,对道家思想的认同,也显示出杜诗“沉郁顿挫”之外,对清新自然之美的含蓄追求.
《杜诗详注》以“详”见称,保留了丰富的杜诗文献.本文通过对《杜诗详注》的主要异文来源文献的探寻,得知仇兆鳌所采用的主要杜诗版本是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在此基础上,仇兆鳌涉及吴若《杜工部集》、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题徐居仁编次《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五个主要的宋代杜集版本.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部分宋代杜集内容,也多来自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
民国时期清史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下转型期中国史学的特征,其中清史的书写,呈现出官修史书与私家撰述并进,纪传体、编年体与章节体等编纂方式共存,天命史观、进化论史观、唯物史观等多种历史观交相辉映的错综复杂的图景,成为民国时期清史著述最显著的特点.由此民国清史学以其鲜明的转型期史学的特征,成为中国新旧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
纪昀所纂《史通削繁》,与科举考试史学策以及乾隆朝史学生态密切相关,是通过删削评点方式对《史通》进行的再创造,然而其取舍筛选,并不能完全以自身史学见解为标准以定去取,个人识见之外,尚有多重现实顾虑.就一些较为纯粹的史学议题而言,官方史学尤其是乾隆朝的两部纪传体史书《明史》与“国史”,对纪昀有极大约束,成为其评判删存的准绳;就带有异端色彩的《疑古》《惑经》两篇而言,纪昀之删削也并非仅仅立足于儒家正统观念,而与清廷“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直接相关,是以著书撰文的方式配合清廷打击异端,翼教卫道.《史通削繁》反映出了
英语世界的首次杜甫专题学术会议于2016年在哈佛大学召开.此后,由田晓菲主持编选了其中九篇会议论文,并于2020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取名《九家读杜》,意在向宋刊本《九家集注》致敬.此集突出展现了英语学界对杜诗的研究视域,在宇文所安杜诗英译全本文献的参照下,从家国地域、佛教关联、接受再创三大主题入手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为丰富杜甫研究提供了有益补充.本文通过对该集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梳理,总结近年来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关注文本多于作者、强调文化史重于文学史、权威性盖过多元性等取向与发展趋势,并对其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021年8月20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来自安徽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华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及其他高校师生、杜诗爱好者共105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论坛由致辞、学生报告—专家评议、总结3个环节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