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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撤帘，天皇加冕
1894年，为甲午年，在大清是光绪二十年，在日本是明治二十七年。
从开春到盛夏6月份，大清国还算海晏河清、风平浪静。自鸦片战争以来连遭外辱的清王朝，在甲午战前的二十年里终于享受到一段难得的平静。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太平天国横扫东南的危机，已经是三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帝国如今正迎来令人振奋的“同光中兴”。
这年6月，一名来自岭南的年轻医生，辗转跑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陈告“盛世危言”，劝说李大人推动大清改革。但李鸿章对这年轻人的意见，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年轻人大失所望，奔赴海外。6月20日，日本发生了一场6.6级的地震，不过这跟大清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星期前，天皇派了800名士兵进驻朝鲜汉城，半岛局势稍微紧张，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清国眼下最关切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办好农历十月份慈禧太后的六十岁寿诞。早在两年前的1892年，光绪皇帝便下了一道谕旨，要求王公大臣积极筹办太后大寿庆典：“甲午年，欣逢（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
太后的大寿，将在颐和园接受王公大臣与外国使者的隆重庆贺。随着十月寿辰临近，英国人濮兰德看到：从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花环彩纸扎成的“贺寿牌坊”迤逦五英里长。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受命特造彩绸十万匹；江西的景德镇被要求烧造大批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粤海关领到一个特殊的任务：采办足金一万两，以供庆典之需。
光绪帝为什么要如此隆重操办慈禧的寿辰庆典？他可能是想向太后表现他的异乎寻常的仁孝之心。1894年太后尽管已经撤帘归政，但她依然是帝国最重要的人物，皇帝对她充满无与伦比的崇敬—准确地说，那更是一种深切的畏惧。据后来的戊戌变法核心人物梁启超说，“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六年前的1888年，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慈禧给皇帝挑选了五位妙龄女子，让他从中择出一位立为皇后。光绪六神无主，说道：“此等大事当由皇爸爸做主，儿臣不敢自作主张。”太后告诉他：“皇上看中哪一个，就选哪个。”光绪相中了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但太后在旁边一声断喝：“皇帝！”让小皇帝吓了一跳，顿时明白了太后的心意，连忙选了太后的姪女叶赫那拉氏，立为皇后。
虽然皇帝在太后面前还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但毕竟已经成婚，大婚是皇帝的成年礼，意味着皇帝已经成人，可以亲政了。因此，在光绪大婚之后，太后结束了垂帘听政，归政于皇帝，退养于宁寿宫，间或小住于颐和园。宁寿宫为乾隆帝内禅后所建，是太上皇的居所。慈禧占了宁寿宫，显然是在暗示自己的太上皇地位。
事实上，归政后的慈禧，依然是帝国的核心，权力不亚于太上皇。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懿旨者，便是慈禧的一锤定音。英国人濮兰德说得更直截了当：“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光绪大婚的第二年，1889年，在大清国的东邻那里，三十七岁的日本明治天皇颁下《大日本帝国宪法》。立宪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天皇总揽权力的独裁获得了宪法地位。过去的天皇，类似于虚君、共主，实际权力掌握在藩主与幕府手里。明治年少时，恰好碰上日本“倒幕运动”的高潮，倒幕的长州藩武士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吓得后妃们碰倒了一个染黑牙齿（日本皇室传统）的铁桶，流出的黑色铁浆的淬火与枪声混成一片，十二岁的明治竟被吓昏，瘫在地上。
这件事让日本的大臣们相信：“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当上了明治的老师，将军事化训练带入内廷，教给剑术、马术、角斗术。到二十岁时，明治已经长成一名好勇斗狠的武士。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天皇又带头断发，改着西式服装，食用牛羊肉等为主料的西餐（日本皇室历来只以鱼肉为食）；明治也一改不出宫帷的旧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巡141次。
几乎与明治天皇完成了权力的加冕同时，慈禧太后凭借着同治小皇帝生母的尊贵身份，也获得了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在慈禧的支持下，帝国开始“师夷之长”，启动洋务运动，开明官绅开译局、兴实业、勤兵政以“自强”，使得同治朝有了一番“中兴”气象。
不过敏感的人已觉察出帝国的危机。就在光绪帝大婚的1888年，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却名落孙山，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落第的康有为不愿意铩羽而归，便生出了在京城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
但康有为的活动却遭到京城士大夫的嘲讽。吏部尚书徐桐视他为“狂生”，拒绝接见，并将康有为请其代呈的万言策掷回；翁同龢也没有跟康有为会面；另一位要员潘祖荫虽然见了康氏一面，却给他送了一笔路费，打发他回家的意思很明显。
康有为只能怏怏而归。
大清裱糊匠与明治设计师
甲午年，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正在紧张筹备中。
由于太后决定在颐和园受贺，这个皇家林苑的建设进程便显得无比重要。负责统筹“万寿庆典”的亲王要求，主管修建颐和园的官员每五天向太后报告一次工程进度，节假日也不得停工。
大清国修这个园子，很不容易，因为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后人估算，颐和园工程的修建经费大约为五六百万两白银，这一大笔钱，主要从海军军费拨给，及利用了海军巨款的息银与“新海防捐”的垫款。 眼看金秋十月就要到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甲午上半年的平静被日本人打破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大清国的运兵船“济远”号与“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
从西洋归来的伊藤，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大推手，明治天皇也给了他高度的信任。后人评价说，“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伊藤决心运用欧美经验，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他在等待一个与大清一争短长的时机。1894年甲午，这个时机终于来了。
作为“老朋友”，李鸿章自然了解伊藤博文的野心，也知道日本的军事实力。也正因为此，李鸿章主张对日防备，而不是轻启战端。他的幕僚周馥建议说：“日本蓄意已久，北洋力不能抗，必筹足三军军饷，不挑战而与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练新军三万。”为维持和局，李鸿章甚至运用私人关系，致信伊藤博文，提出愿意向日方赔款三百万两银，换取双方休战，但“内意不许”。
尽管李鸿章身居高位，但是战是和，权柄却非操自于他。皇帝、太后和朝中清流，都坚决“主战”，李鸿章孤掌难鸣。对于帝国许多事情，李鸿章其实都无可奈何，只好以“裱糊匠”自嘲。日后梁启超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比，掷下盖棺之定论：“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
一边是喜宴，一边是苦战
虽然甲午战端已开，而且清军在黄海节节败退，但对帝国来说，老佛爷六十寿诞的喜庆，不可受到破坏。农历八月，光绪诏令在太后的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后面，再加“崇熙”二字。老佛爷的徽号每加两个字，国库便要每年增拨二十万两白银，作为太后的个人津贴。
只不过迫于形势与舆论压力，慈禧不得不发了一条简办寿诞的上谕：“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放弃了在工程浩大的颐和园受贺，选择在宁寿宫过生日。
甲午掀起的新政巨浪
时光一晃十年，转眼到了二十世纪的1904年，又逢慈禧太后大寿。
老佛爷爱听戏，是个出了名的戏迷，七十大寿庆典少不得要请京城最出色的名班名伶入宫唱戏，为此，内廷动用了52万两银添置演戏的行头、砌末。慈禧还计划好请当时的英国公使托雷进宫放映电影—可惜在万寿庆典上，放映机出了故障，电影放不出来，让慈禧有些恼火。
十年前，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慈禧的六十大寿过得极不愉快。这一次的万寿庆典，太后希望能过得舒心一些。不过，这年刚一开春，又发生了一件让太后不得安心的事件—还是跟日本有关。
1904年2月6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按照天皇的决定，命令全舰队开赴黄海，分别攻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济物浦）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主战场却在中国的领土上。
日俄两国的交恶，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结束后的《马关条约》。条约上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威胁到俄国在辽东的利益，因此俄国联合列强，迫使日本修改《马关条约》，从此埋下日俄在远东的利害冲突。
此后，日本加紧了对俄战争准备。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但刺激了日本的雄心壮气，也让日本获得了2.3亿两的巨额赔款，这笔钱使得日本政府有了充足的军费拨款。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所需款项总额达5.16亿日元，清廷的战争赔款正好可以用到刀刃上，到1901年，计划已基本完成。这时候，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尽快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争，是日本的如意算盘。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又战胜了。作为战利品，朝鲜成了日本的属国。1906年3月，伊藤博文来到朝鲜，任第一任统监，统管朝鲜外交，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踌躇满志之时，伊藤大概不会想到，三年之后，有一个叫做安重根的朝鲜人，将他刺杀于中国哈尔滨。
从1894年到1904年，日本连续击败两个庞然大物（中国与俄国），一时间得意忘形，军事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伊藤博文之死，预示着日本帝国的势力扩张已经让邻居深为愤怒。
从1894年到1904年，大清国也过得极不平静，在甲午之败中惊醒过来的光绪皇帝决心效仿日本明治天皇，按照康有为描绘的蓝图启动远比洋务运动更激进的变革，史称“戊戌变法”。可惜这位权力与魄力均不及明治天皇的皇帝，缺乏操作这场大变革的力量，“戊戌变法”最终成了“百日维新”。
但维新事业就此中断了吗？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泰斗级学者全汉升先生提出：晚清五十年，甲午战争是一道分界线，战前（1862至1894年），清王朝的发展重点是军事工业，特点是官办、政府资本；战后（1895至1911年），发展重点转向民用工业，商办或官督商办，民间资本和外资后来居上。
从1895到1911年，尽管期间出现过戊戌政变与义和拳乱的徘徊期，但从1901年起，清政府义无反顾地重启变革，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上谕，新政的内容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法制改革，修订新律”。其中诸多举措，其实就是戊戌变法的翻版。1906年9月，更颁下《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已经可以期待。
新政次第展开之际，慈禧太后迎来了她的七十大寿。这本是大清朝“普天同庆”的日子，但对帝国而言，最大的危险已悄然启动—就在这一年，一名革命党领导人在夏威夷发表演说，批驳保皇党的主张，号召华人支持民主革命。这名革命党人曾经是一个医生，十年前北上天津向李鸿章进“盛世危言”，却不受待见，愤而远走海外。
他叫做孙文，号逸仙。
甲午中日细节对比
大清
受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刺激，清政府开始了针对日本的海军扩张。先是购买了当时世界最新锐的概念型军舰蚊子船和撞击巡洋舰，之后又连购两艘威震东亚的头等铁甲舰。至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军，清政府的海军实力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火药武器
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水师采用的是黑色火药，由于特性限制，这种炮弹即使命中目标，爆炸的威力也有限，不会引发大火。而且黑火药容易受潮，爆炸特性不好，有时候即使引信已经工作，弹头内的黑火药也有可能不会爆炸。
1894年7月19日，由于战事未爆发，李鸿章要求丁汝昌每日开行一艘商船，运兵牙山，“无需兵船护行”，只是要求北洋水师舰队在牙山湾外守护。
又因俄国驻华参赞透露，俄国有直接派出远征舰队干涉日本的意向，让李鸿章以为事情出现转机，随即命令丁汝昌，取消北洋水师大队赴朝，“暂用不著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
情报搜集
清政府虽然也遣人对日本进行研究和侦察，大多数人认为，在中国，侦察和应用脱节，情报利用效率不高、充满随意性。另外，侦察结果虽然已出版成书，但被胡乱当做学者的玩意束之高阁。
在清朝，直到甲午战争前，传播西学的主体都是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那时候的汉译西书，绝大多数由传教士口述、本国人形成文字；至于本国人直接从事翻译的，不仅数量少，且素质普遍偏低。
皇帝喜好
清朝有海防和塞防之争，内地对海基本没有认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海军都没有特别的爱好，光绪皇帝直到1984年甲午战争开战前，也没有到过海边，登上海军舰队。
媒体之争
清政府媒体虽然多方面聚焦解读战争，但是也虚妄自大，甚至是发布假新闻，误导舆论，比如牙山之战清军溃败被《点石斋画报》改为大胜：“时华兵仅二千余名，各奋神威，短兵相接，无不以一当十。鏖战良久，我军大获胜仗，斩获倭首二千余级，刃伤倭兵不计其数……倭兵死亡枕籍，满目疮痍，有自相践踏者，有长跪乞哀者，悲惨之形动人怜悯。”
黄海战役爆发时，清政府还在忙着给慈禧办60岁大寿。慈禧自己花光了应该给北洋海军的一部分拨款。1888年北洋海军建立，达到鼎盛期，之后6年后逐渐没落，经户部禁令，停止了武备更新添置，没有购进一艘军舰，就连基本的维护费用都捉襟见肘。
战后记录
中国记录战争历史时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一般是说某月某日在哪里打了一个大战，我方去了什么大将，打完这场之后我们的战果是什么，要么是毙敌无数，要不就是溃不成军，基本属于一种文学性的描述，不在意历史的细节。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日本
海军舰队
日本从1883年开始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先后购买建造了“筑紫”、“浪速”、“高千穗”、“松岛”、“严岛”、“桥立”等40余艘大小舰船。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的陆军兵力已经全面近代化，海军也超越清政府，成为亚洲第一。
1884年，大阪兵工厂制造了口径7公分、射程5000米的钢铜野炮和射程3000米的山炮；1891年，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配制成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药，其燃烧性能极强，在水里、铁板上均可燃烧，而且产生的烟雾为有毒气体。
战前准备
与清军的摇摆不定相反，日本对海战则是蓄谋已久。日本政治学家升味准之辅称：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北洋水师因为中国人的动员能力太差，也会落败，“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有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这一点，李鸿章也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
战争发前，日本人扮作商人、乞丐、工人等，侦查渤海湾的军队登陆地点，详细到水深、沙滩、海底状况、民船数、物资筹集难易程度等。直到战争爆发时，还有人继续留在中国侦查。这些详细的情报搜集工作，让日本军队在甲午战争期间“颇有裨益”。
留学教育
而在日本，17世纪以后，由本国人充当的传播主体逐渐形成壮大。日本自1862年首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就颇受幕府重用，明治维新后，“求知识于世界”成为基本国策，译介西书成为学界、出版界最大的热门。
明治天皇则对西洋事物十分感兴趣，登基不久就发布谕令“海军为当今第一要务，务必从速建立基础”，决心连续6年捐出皇室经费用于海军建设。
日本则启动了所有的国家宣传机器：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外国新闻记者随军采访，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随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
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甚至向编辑行贿，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军费支出
1890年，海军经费占国家预算的10%，1892年，猛增至40%以上。明治天皇带头捐款，从1887年开始，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补贴给海军。日本官员最多的每月拿出薪俸的15%捐给国家。加上民众捐款，日本3年内购买和建造了4艘新型军舰，包括在甲午战争中大出风头的“吉野号”。
日本人记录军史则非常严谨和严肃，细到日本陆军在朝鲜、在中国所打的每一个小队规模的战役，每一场战役，哪怕战役的爆发点只是中国的一个村庄，也会将村庄的地图画出来，时间、地点、各种数据清清楚楚，枯燥但是很有史学价值。
不平等条约
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逐渐废除了与美国、俄国、英国等国家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资料整理：卢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