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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封建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对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
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
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是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二是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同时，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是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入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盛世的到来。
创造新策推行新政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转变治国思想，进而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创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一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唐太宗带头减少“劳弊之事”。贞观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宫殿，材料已齐备，但想到秦亡的教训，便停止了。
二是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为突出。贞观二年，唐太宗问什么样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他深明隋炀帝偏听偏信的结果是身死国亡，自己便虚心纳谏，要求臣下踊跃谏诤。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魏征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
三是任用贤才。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深知，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首先，建立选官制度。察举制始于汉文帝，成于汉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为标准举荐人才。其次，重视搜罗人才。李世民称帝之前，就开始揽聚人才，委以重任。而他们也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貞观之治。再次，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分别发挥各自长处。对此，后人评论道：“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是崇尚节俭。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等无所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他平时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服饰，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宫中的纬帐不施纹绣。
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六是团结异族。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因此，贞观时期，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少部落主动要求归附。
古代“盛极而衰”反复出现的背后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唐朝盛世，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旷世繁华。康乾盛世何等辉煌，但乾隆刚一退位，就爆发白莲教起义。各地骚乱，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统治者们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守泰”，社会各界由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太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滋生、积累、酝酿。而封建统治者后继乏人，直接加剧了这种状况。
二是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实现开元之治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转“昏”，怠于政事，委任奸佞。在他的带动下，“公私相效，渐成风俗，由是物务多废”，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
三是统治阶级故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
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
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是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二是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同时，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是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入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盛世的到来。
创造新策推行新政
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转变治国思想，进而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创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一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唐太宗带头减少“劳弊之事”。贞观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宫殿，材料已齐备，但想到秦亡的教训，便停止了。
二是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为突出。贞观二年，唐太宗问什么样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他深明隋炀帝偏听偏信的结果是身死国亡，自己便虚心纳谏，要求臣下踊跃谏诤。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魏征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
三是任用贤才。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深知，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首先，建立选官制度。察举制始于汉文帝，成于汉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为标准举荐人才。其次，重视搜罗人才。李世民称帝之前，就开始揽聚人才，委以重任。而他们也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貞观之治。再次，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分别发挥各自长处。对此，后人评论道：“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是崇尚节俭。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等无所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他平时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服饰，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宫中的纬帐不施纹绣。
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六是团结异族。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因此，贞观时期，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少部落主动要求归附。
古代“盛极而衰”反复出现的背后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唐朝盛世，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旷世繁华。康乾盛世何等辉煌，但乾隆刚一退位，就爆发白莲教起义。各地骚乱，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统治者们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守泰”，社会各界由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太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滋生、积累、酝酿。而封建统治者后继乏人，直接加剧了这种状况。
二是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实现开元之治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转“昏”，怠于政事，委任奸佞。在他的带动下，“公私相效，渐成风俗，由是物务多废”，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
三是统治阶级故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