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不懂乡下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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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70年代初期,和很多同龄人的记忆不同,我最初的记忆就是:吃。我记得我吃过榆树皮、地瓜干、槐花、榆钱、茅根、桑椹、癞葡萄、玉米秆、高粱秸、炸蝉蛹、烤蚂蚱、烧麻雀……冬天是最艰难的岁月,因为土地封冻了,连田鼠也不再出来活动,需要靠一堆地瓜干、萝卜和白菜捱过去。春天一到,土地复活,一些可以充饥的东西渐渐从土里长了出来。我们脱掉棉裤,钻进麦田里,找吃的。夏天上树。瓜果梨枣;秋天要奢侈一些,偷生产队的玉米、黄豆,生一堆火,烤着吃;我记得还有一条人工河,河水清澈,水草茂密,我们跑去捉鱼,摸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
  我原以为全天下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童年时吃不饱,但很快乐,一块馒头都可以成为快乐的理由。一直到了读大学,我才发现城里的孩子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也有过贫瘠的岁月,但很少有挨饿的记忆;他们不种粮,但每月都会有粮食供应。这大概就是农民们所羡慕的“吃公粮”。我爷爷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有朝一日也能“吃公粮”。有“吃公粮”,就有“交公粮”。每年夏收之后,父亲拉着一车粮食往粮站走的情景。在我的记忆里真是永难磨灭。
  后来粮食丰收了,终于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天吃五顿”的愿望,但要想“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的谈话),对农民来说依然是奢望。仅靠种地,也只能是吃饱肚子而已,农民的现金收入依然少得可怜。我父母种了一辈子地,粮食年年丰收,每年卖点粮食,也仅够日常花销。老两口一直想盖所房子,但积攒了八年,只够买几扇窗户。种地不挣钱,加上生产资料不断涨价,有那么几年,种粮已经到了赔钱的地步,于是年轻人纷纷进城,土地撂荒日益严重。父亲看到这种情形。比总理都着急,他有一个朴素的理论:没有人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因此无论挣钱还是赔钱,他每年都要种几亩麦子。他大概也是饿怕了吧。
  读大学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城乡二元结构”,什么叫“剪刀差”,才知道种粮的人没粮吃原来是一种政策设计。现在好了,我们都可以吃饱肚子了,但吃饱肚子的人依然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前些天。郑州发生了一件事,足以说明什么叫“城乡差别”。
  据媒体报道,76岁的河南中牟县老农张全会和老伴赶了八个多小时毛驴车,去郑州卖红薯,没想到却被一个城管执法人员连扇耳光。老人对被打脸一事并不计较,他只是想让执法人员明白,“谁家都会有个难处”。当听说打人者被拘留后,张老汉连连摆手,说:“快把人放了吧,我原谅他了。”他卑微地活着,自视为繁华都市的局外人,从不奢求都市人的尊重;他不去大商场,不去大会堂,不坐主席台,不要求举手,不奢望救济。你可以说他不明真相,没有权利意识,没有现代公民观念。他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但他有良心、爱心、同情心,他知道生活必须继续。就像我父親,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种粮的人没粮吃”,但依然种粮不辍。
  很多人认为填平城乡鸿沟的关键在于权利、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用统一的社会保障网呵护每一位公民。这当然很重要,但问题在于,由于长期的二元分割。人为形成的“两个世界”,已使人心有所隔阂。当你鄙夷地称一个农村人为“乡巴佬”时,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你是否已足够“文明”?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城市拯救乡村”,更不是“城市吞噬乡村”。城乡的融合,重要的是情感的融合,是“心”的相互温暖与理解。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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