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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维持现状？还是克服阻力深化市场化改革？近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共同提出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警示，如果不深化市场化改革，中国将面临全面的经济危机。
30年来，中国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增长，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近年来，经济下行、物价上行、社会矛盾激化成为突出的问题。究其原因，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在于这种高增长是投入型的，依靠的是政府的大量投资、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和工人的低工资。这种高增长并没有持续性，而是高增长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由投入型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型增长。
对于这一点，政府和全民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一再强调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为什么认识没有变为行动？这就在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性。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资源配置应该由企业来主导，技术进步也应该由企业来推动。只有企业有独立决策的能力，以企业为本位，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也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但政府仍在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庸。我们来看现在两种企业类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状况，找出企业无法推动技术进步的原因。
国有企业并没有摆脱科尔奈教授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下国企的基本特征——政府对国企的“父爱主义”，既要完全听命于政府，又可以给到政府的无私帮助。倚靠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国企不用技术创新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国企亏损了，政府则给予慷慨的补贴。当然，这种“父爱”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国企必须听政府的话，接受各种约束。这样的国企既没有创新的动力，又没有创新的能力。国民经济由这样的国企主导，能实现技术进步吗？
民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尤其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出口部门，占了80%。但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它们的规模小、实力弱，经不起经济风浪的冲击，艰难地谋生存，连发展也谈不上，哪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民企缺乏创新能力固然有它们自身的原因，如“小富则安”的心态，满足于当小老板，不愿与别人合并，或者目光短浅等等。但政府干预太多，没有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是民企做不大、做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有些地方，民企与国企并没有取得相同的地位。民企处处受到限制，甚至会由于初期莫须有的“原罪”而受到打击。从全国来看，尽管国务院发布了“三十六条”和“新三十六条”，但实际上仍难进入国企控制的行业。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实际上融资难始终制约民企的发展。甚至它们被逼搞点体制外融资，也会以“非法融资罪”而受到毁灭性打击。
国企和民企都难以成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也就无法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究其根源仍在于政府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根本上转变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知易而行难？这就在于30年的改革中，中国形成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从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从政府官员来看，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租”、“寻租”，实现“权钱交易”。从国企来看，赚钱是自己的，赔钱是国家的，何乐而不为？从某些民企来看，官商结合是他们最小的利润最大化之路，何必去创新？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数并不多，但他们掌握了权力。所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适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技术进步云云就是一个乌托邦之梦。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开始取得成绩容易，但越走向前越艰难。而且，拖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越大。如果我们把1978年开始的改革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现在就是第二次转型，或“再转型”。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要难得多，但中国要前进，要发展，不实现第二次转型或再转型就无其他出路。维持现状是倒退，但历史没有退路。
30年来，中国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增长，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近年来，经济下行、物价上行、社会矛盾激化成为突出的问题。究其原因，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在于这种高增长是投入型的，依靠的是政府的大量投资、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和工人的低工资。这种高增长并没有持续性，而是高增长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由投入型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型增长。
对于这一点，政府和全民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一再强调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为什么认识没有变为行动？这就在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性。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资源配置应该由企业来主导，技术进步也应该由企业来推动。只有企业有独立决策的能力，以企业为本位，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也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但政府仍在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庸。我们来看现在两种企业类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状况，找出企业无法推动技术进步的原因。
国有企业并没有摆脱科尔奈教授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下国企的基本特征——政府对国企的“父爱主义”，既要完全听命于政府，又可以给到政府的无私帮助。倚靠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国企不用技术创新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国企亏损了，政府则给予慷慨的补贴。当然，这种“父爱”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国企必须听政府的话，接受各种约束。这样的国企既没有创新的动力，又没有创新的能力。国民经济由这样的国企主导，能实现技术进步吗？
民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尤其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出口部门，占了80%。但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它们的规模小、实力弱，经不起经济风浪的冲击，艰难地谋生存，连发展也谈不上，哪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民企缺乏创新能力固然有它们自身的原因，如“小富则安”的心态，满足于当小老板，不愿与别人合并，或者目光短浅等等。但政府干预太多，没有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是民企做不大、做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有些地方，民企与国企并没有取得相同的地位。民企处处受到限制，甚至会由于初期莫须有的“原罪”而受到打击。从全国来看，尽管国务院发布了“三十六条”和“新三十六条”，但实际上仍难进入国企控制的行业。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实际上融资难始终制约民企的发展。甚至它们被逼搞点体制外融资，也会以“非法融资罪”而受到毁灭性打击。
国企和民企都难以成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也就无法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究其根源仍在于政府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根本上转变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知易而行难？这就在于30年的改革中，中国形成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从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从政府官员来看，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租”、“寻租”，实现“权钱交易”。从国企来看，赚钱是自己的，赔钱是国家的，何乐而不为？从某些民企来看，官商结合是他们最小的利润最大化之路，何必去创新？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数并不多，但他们掌握了权力。所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适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技术进步云云就是一个乌托邦之梦。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开始取得成绩容易，但越走向前越艰难。而且，拖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越大。如果我们把1978年开始的改革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现在就是第二次转型，或“再转型”。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要难得多，但中国要前进，要发展，不实现第二次转型或再转型就无其他出路。维持现状是倒退，但历史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