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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的直诉制度在明代司法活动中发挥着平反冤案的理冤作用，它有如登闻鼓、邀车驾等形式。官员在受理直诉案件时，必须按照明代成文法中的规定受理，该受理不受理抑或不该受理而受理，都会受到处罚。本文正是以明代成文法对直诉案件的规定为依据，对照明代对直诉案件的处理等相关案例，得出明代对直诉案件的处理有“情”“法”结合、大事小罪、重新核实定罪等处理结果。
关键词：直诉制度；登闻鼓；邀车驾；直诉案件；处理
一、 引言
何谓“直诉”？在明代，直诉也叫“叩阍”，指的是军民人等直接向皇帝申诉冤屈。它是明代法律史上实际存在的一项诉讼制度，也是明代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明代的直诉制度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明代的司法审判制度。
中国的司法制度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到了明代已日趋成熟。因此明代的上诉程序较之前代有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明确了审级，并且根据上诉案件情节轻重程度来确定受理机关。“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投厅击鼓，或迎车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叩阍，包括击登闻鼓、邀车驾。
二、 明代直诉制度的形式
1. 登闻鼓制度
明之前的登闻鼓最早源于《周礼》记载的路鼓。到了西晋，路鼓已经被明确地改为登闻鼓。历经唐、宋再至明，登闻鼓制度已较为成熟。那么，明代的登闻鼓制度是怎样的呢？
明代最早设置登闻鼓是在洪武元年（1368），洪武元年十二月，“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官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由明洪武年间到宣德年间，登闻鼓制度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但后来由于很多上诉者利用登闻鼓制度起诉，其中很多诉讼者的讼词涉虚，最终导致弊病丛生。
2. 邀车驾制度
明代关于邀车驾制度多见于法律条文或官方文书。如《大明律》就规定：“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由此可见，明代实际上存在着邀车驾制度，只不过要求上诉者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方能利用邀车驾制度呈控。若利用邀车驾惊动圣上，而所涉为虚的话，就会受到重惩。这在《明会典》中有相关记载：“凡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得实者，免罪。”明后期，由于朝政腐败，纲纪废弛，明代的邀车驾制度形同虚设。特别是到了明成化年间，邀车驾制度受到了很多限制。如：规定凡车驾往天地坛视牲并祭祀时，不准告御状，以免亵渎。
三、 明代直诉案件的受理
1. 登闻鼓案件的受理
登闻鼓案件一般由六科或者通政使司受理，拟定受理或者不受理意见，供皇帝圣裁。由六科受理的登闻鼓案件在《大明会典》中有相关记载：“凡登闻鼓楼，每日各科轮官一员。如有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情者，受状具题本封进。其诉状人先自残伤者，参奏。”由通政使司受理的登闻鼓案件，通政使司应将“陈情词状”奏闻皇帝，由皇帝定夺。
2. 邀车驾案件的受理
关于迎车驾案件的受理与不予受理，主要见于明颁行的《大明律》和《问刑条例》。《大明律》就规定哪些迎车驾案件可以受理且不会被处罚，规定云：“凡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得实者，免罪。”可见，如果迎车驾案件属实，即使冲入仪仗内，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如果迎车驾案件涉虚，又冲入仪仗内的话，就会有被绞的危险。而《问刑条例》则从另一面规定了迎车驾案件不予受理。据《问刑条例》载：“圣驾出郊，冲突仪仗，妄行奏诉者，追究主使、教唆捏写本状之人，俱问罪，各杖一百，发边卫充军。所奏情词，不分虚实，立案不行。”就是说只要是冲突圣上的车驾进行呈控，不管所涉是虚还是实，都立案不行，即不予受理。值得注意的是《问刑条例》还有另外的规定：“在外刁徒，身背黄袱，头插黄旗，口称奏诉，直入衙门，挟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拿送问。若系干己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发落。不系干己事情，別无冤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体问罪。属军卫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俱发口外为民。”即既是干己事情又有冤情，可以受理。但是如果既不是干己事情，又无冤情，不仅不会被受理，而且当事人还会受到重惩。
四、 明代直诉案件的处理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明代直诉案件的处理，让我们更进一步走入明代直诉案件的审理现场，笔者只有列举一些判例加以说明：
1. 登闻鼓案件的处理
（1）“情”“法”结合，大事小罪
明代的法律明文規定击鼓上闻须真实可靠，如若妄告，即治以重罪。同时，明律法还规定“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以奏。”也就是说明代击登闻鼓上奏，必须是重大冤抑或是机密重情，如若不然，一般是不能击鼓诉讼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是如此。只要有冤屈能至宫门击鼓者，都会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
（2）主动认罪，处罚较轻
明初太祖重典治吏，对贪赃枉法之官毫不留情，“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可一到实际的处理场合，明皇帝对主动认罪的贪赃官吏的处罚却较轻。如明成祖永乐元年，有一县令因犯贪赃罪被处以戍边刑，该令击登闻鼓陈状，案件即下三法司复核，虽然犯罪是实，但是因该县令年老，明成祖以宽仁之心待之。
（3）重新核实定罪
明代，如民有冤，可击登闻鼓上闻。如案件被受理，统治者一般会令相关官员对冤案进行重新核实，然后再行宣判定罪。
正德十年冬十月己卯，监察御史李穗巡按山西，考讯刘澄等人致死，又笞死连瑀等人，澄子瑶，宁化王府仪宾也，使人击登闻鼓诉冤，瑀家亦赴诉。诏以人命至重，遣刑部郎中徐珙及锦衣卫官往按之。珙等还奏其状，法司请穗回京日逮问。诏锦衣卫官校执至京鞠治为民。 （4）严惩害民之官
在明代，为官者，不管因何，不能害民。如若不然，将会受到重惩。特别是当民击登闻鼓告官，且本身所告事件影响较大时，统治者则必惩害群之官。
都察院劾奏给事中朱肇捕盗虐民。初，命肇抚安江西军民。安福县有盗十数人行劫，郡县不能捕，肇出狱囚为耳目捕之。既而所出囚为盗所杀，肇以闻，发京卫官军二千捕盗，令肇同江西三司官督捕。肇诣盗所集诸县民丁万五千人伐木立栅围盗，盗尽所有赂守栅者，中夜得闲走欠，不获。肇悉诬安福民庇盗，虐以淫刑备极楚毒死者不可胜数。富民之豪黠者，以计行贿肇家。其家寓书肇云：缓捕可得，急不得也。肇从之。盗夜复还，杀伤官军十余人而走。肇惧罪及己，又诬平民庇盗，逮至三千三百人。死于狱者什一。于是被诬者击登闻鼓诉肇。上曰：不能获盗而害平民如此，命都察院为民伸理，其被诬者皆得释，遂惩肇，下狱。
从上述事例可知，在明代，民击登闻鼓告害民之官，只要得实，统治者必严惩害群之官。
2. 邀车驾案件的处理
在明前期，统治者对于邀车驾案件的处理是如若所诉属实，即使冲入皇帝仪仗，亦可免罪。但到了明后期，随着朝政腐败，纲纪废弛，明统治者对冲入皇帝仪仗进行诉讼之民的处理就更为严酷了。由于明代对邀车驾案件的处理的资料有限，兹举一例：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四川按察司副使玉轼按嘉定州同知盛崇仁赃罪，崇仁逃赴京，使其弟俟驾出称冤仗前，锦衣卫执之。命刑部郎中同锦衣卫百户往会巡按御史逮轼验问，崇仁实未尝受赃，但坐诬告人罪当徒；轼以风宪官失入人罪当杖。因械至京，下刑部重鞫。得旨：准拟崇仁赎罪毕，降官二级，调除边任。
五、 结论
总的来说，明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直诉案件，其主要目的无非有：一减少冤狱，标榜仁治；二通幽隐之情，防壅隔之患；三督促各级官吏严格执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的直诉制度还是有很多合理性的，但是亦存在诸多的历史局限性，如：直诉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直诉案件的处理效率不高等。
参考文献：
[1]韦庆远等.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明）明太祖实录（卷三七）[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懷效锋点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4]（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二一三）[A].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A].北京：中华书局，2008.
[6]（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三）[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明）太宗实录（卷七七）[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四）[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关键词：直诉制度；登闻鼓；邀车驾；直诉案件；处理
一、 引言
何谓“直诉”？在明代，直诉也叫“叩阍”，指的是军民人等直接向皇帝申诉冤屈。它是明代法律史上实际存在的一项诉讼制度，也是明代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明代的直诉制度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明代的司法审判制度。
中国的司法制度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到了明代已日趋成熟。因此明代的上诉程序较之前代有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明确了审级，并且根据上诉案件情节轻重程度来确定受理机关。“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投厅击鼓，或迎车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叩阍，包括击登闻鼓、邀车驾。
二、 明代直诉制度的形式
1. 登闻鼓制度
明之前的登闻鼓最早源于《周礼》记载的路鼓。到了西晋，路鼓已经被明确地改为登闻鼓。历经唐、宋再至明，登闻鼓制度已较为成熟。那么，明代的登闻鼓制度是怎样的呢？
明代最早设置登闻鼓是在洪武元年（1368），洪武元年十二月，“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官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由明洪武年间到宣德年间，登闻鼓制度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但后来由于很多上诉者利用登闻鼓制度起诉，其中很多诉讼者的讼词涉虚，最终导致弊病丛生。
2. 邀车驾制度
明代关于邀车驾制度多见于法律条文或官方文书。如《大明律》就规定：“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由此可见，明代实际上存在着邀车驾制度，只不过要求上诉者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方能利用邀车驾制度呈控。若利用邀车驾惊动圣上，而所涉为虚的话，就会受到重惩。这在《明会典》中有相关记载：“凡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得实者，免罪。”明后期，由于朝政腐败，纲纪废弛，明代的邀车驾制度形同虚设。特别是到了明成化年间，邀车驾制度受到了很多限制。如：规定凡车驾往天地坛视牲并祭祀时，不准告御状，以免亵渎。
三、 明代直诉案件的受理
1. 登闻鼓案件的受理
登闻鼓案件一般由六科或者通政使司受理，拟定受理或者不受理意见，供皇帝圣裁。由六科受理的登闻鼓案件在《大明会典》中有相关记载：“凡登闻鼓楼，每日各科轮官一员。如有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情者，受状具题本封进。其诉状人先自残伤者，参奏。”由通政使司受理的登闻鼓案件，通政使司应将“陈情词状”奏闻皇帝，由皇帝定夺。
2. 邀车驾案件的受理
关于迎车驾案件的受理与不予受理，主要见于明颁行的《大明律》和《问刑条例》。《大明律》就规定哪些迎车驾案件可以受理且不会被处罚，规定云：“凡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得实者，免罪。”可见，如果迎车驾案件属实，即使冲入仪仗内，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如果迎车驾案件涉虚，又冲入仪仗内的话，就会有被绞的危险。而《问刑条例》则从另一面规定了迎车驾案件不予受理。据《问刑条例》载：“圣驾出郊，冲突仪仗，妄行奏诉者，追究主使、教唆捏写本状之人，俱问罪，各杖一百，发边卫充军。所奏情词，不分虚实，立案不行。”就是说只要是冲突圣上的车驾进行呈控，不管所涉是虚还是实，都立案不行，即不予受理。值得注意的是《问刑条例》还有另外的规定：“在外刁徒，身背黄袱，头插黄旗，口称奏诉，直入衙门，挟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拿送问。若系干己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发落。不系干己事情，別无冤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体问罪。属军卫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俱发口外为民。”即既是干己事情又有冤情，可以受理。但是如果既不是干己事情，又无冤情，不仅不会被受理，而且当事人还会受到重惩。
四、 明代直诉案件的处理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明代直诉案件的处理，让我们更进一步走入明代直诉案件的审理现场，笔者只有列举一些判例加以说明：
1. 登闻鼓案件的处理
（1）“情”“法”结合，大事小罪
明代的法律明文規定击鼓上闻须真实可靠，如若妄告，即治以重罪。同时，明律法还规定“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以奏。”也就是说明代击登闻鼓上奏，必须是重大冤抑或是机密重情，如若不然，一般是不能击鼓诉讼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不是如此。只要有冤屈能至宫门击鼓者，都会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
（2）主动认罪，处罚较轻
明初太祖重典治吏，对贪赃枉法之官毫不留情，“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可一到实际的处理场合，明皇帝对主动认罪的贪赃官吏的处罚却较轻。如明成祖永乐元年，有一县令因犯贪赃罪被处以戍边刑，该令击登闻鼓陈状，案件即下三法司复核，虽然犯罪是实，但是因该县令年老，明成祖以宽仁之心待之。
（3）重新核实定罪
明代，如民有冤，可击登闻鼓上闻。如案件被受理，统治者一般会令相关官员对冤案进行重新核实，然后再行宣判定罪。
正德十年冬十月己卯，监察御史李穗巡按山西，考讯刘澄等人致死，又笞死连瑀等人，澄子瑶，宁化王府仪宾也，使人击登闻鼓诉冤，瑀家亦赴诉。诏以人命至重，遣刑部郎中徐珙及锦衣卫官往按之。珙等还奏其状，法司请穗回京日逮问。诏锦衣卫官校执至京鞠治为民。 （4）严惩害民之官
在明代，为官者，不管因何，不能害民。如若不然，将会受到重惩。特别是当民击登闻鼓告官，且本身所告事件影响较大时，统治者则必惩害群之官。
都察院劾奏给事中朱肇捕盗虐民。初，命肇抚安江西军民。安福县有盗十数人行劫，郡县不能捕，肇出狱囚为耳目捕之。既而所出囚为盗所杀，肇以闻，发京卫官军二千捕盗，令肇同江西三司官督捕。肇诣盗所集诸县民丁万五千人伐木立栅围盗，盗尽所有赂守栅者，中夜得闲走欠，不获。肇悉诬安福民庇盗，虐以淫刑备极楚毒死者不可胜数。富民之豪黠者，以计行贿肇家。其家寓书肇云：缓捕可得，急不得也。肇从之。盗夜复还，杀伤官军十余人而走。肇惧罪及己，又诬平民庇盗，逮至三千三百人。死于狱者什一。于是被诬者击登闻鼓诉肇。上曰：不能获盗而害平民如此，命都察院为民伸理，其被诬者皆得释，遂惩肇，下狱。
从上述事例可知，在明代，民击登闻鼓告害民之官，只要得实，统治者必严惩害群之官。
2. 邀车驾案件的处理
在明前期，统治者对于邀车驾案件的处理是如若所诉属实，即使冲入皇帝仪仗，亦可免罪。但到了明后期，随着朝政腐败，纲纪废弛，明统治者对冲入皇帝仪仗进行诉讼之民的处理就更为严酷了。由于明代对邀车驾案件的处理的资料有限，兹举一例：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四川按察司副使玉轼按嘉定州同知盛崇仁赃罪，崇仁逃赴京，使其弟俟驾出称冤仗前，锦衣卫执之。命刑部郎中同锦衣卫百户往会巡按御史逮轼验问，崇仁实未尝受赃，但坐诬告人罪当徒；轼以风宪官失入人罪当杖。因械至京，下刑部重鞫。得旨：准拟崇仁赎罪毕，降官二级，调除边任。
五、 结论
总的来说，明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直诉案件，其主要目的无非有：一减少冤狱，标榜仁治；二通幽隐之情，防壅隔之患；三督促各级官吏严格执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的直诉制度还是有很多合理性的，但是亦存在诸多的历史局限性，如：直诉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直诉案件的处理效率不高等。
参考文献：
[1]韦庆远等.中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明）明太祖实录（卷三七）[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懷效锋点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4]（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卷二一三）[A].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A].北京：中华书局，2008.
[6]（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三）[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明）太宗实录（卷七七）[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四）[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