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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一些工厂由于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在“优胜劣汰”原则的控制下被迫下马停产或关停并转，这些工厂的工人也就成了下岗工人。这样，“下岗小说”也就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成为世纪末文学的一大景观。下岗曾经是我们不愿接受甚至认同的事实，但它终于成为世纪末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下岗工人仅靠那点微薄的救济金是难以解决无米之炊的，所以我们期望文学成为一种解药，疗治和弥合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创伤。这样，“下岗文学”就以它独特的审美品格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支新军，成为文学的热点。关注下岗人的生存状态，投放自己的一份爱心，是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共同行为。
在“下岗小说”中，有这样几种审美趋向：
一种是反映领导阶层对下岗工人的关心，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作品。如谈歌的《城市》，应该说，这是反映下岗问题较早的一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显现出各级领导干部对下岗工人的关心和爱护。市长杨海民和副市长方与林虽有很深的宿怨，但为了解决全市下岗这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焦点问题，俩人却走到了一起。他们殚精竭虑，甚至为了找到救济款而不惜舍命陪人喝酒。杨海民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下厂进行调查，并不坐轿车坐三轮，安抚亏损企业职工，给上访的老汉下跪，了解下岗市场问题…… 方与林在接任基金会主任以后，为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忙得焦头烂额，甚至硬性向社会摊派，因而得罪一些人。为了筹到巨款，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不会喝酒的他竟然喝了30杯酒，以至醉倒在地。最后，他被免去了职务。但为了解决下岗这个影响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他仍然要求去乡镇企业搞调查。他问心无愧地面对全市下岗工人，因为“拿到手的几个亿基金，没有乱用一分钱”。杨海民满眼是泪地对他说：“全市的80万下岗职工一定会感谢你的。”
一种是反映下岗工人自强自立而又饱经磨难的生命历程的作品。如李佩埔的《学习微笑》、阿宋的《乡徙》。在《学习微笑》中，李小水并没有因为学会了微笑而使工厂免受破产和自己下岗的命运。她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自谋出路，找出了自己的一块天地。《乡徙》则独具特色，成为下岗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某国营大厂的下岗女工黄秀芳因生活所迫而到一家乡镇企业去打工。她技术出众，因而被刘厂长所看重。因为刘厂长需要大厂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他也在情感上喜欢劳动出笼的人。黄秀芳当上了车间副主任，专门负责技术练兵。但她却婉言机智地回绝了刘厂长的情感投放。虽然刘厂长依重她，但她却被刘厂长的亲信所不容。这个乡镇小厂完全被一种裙带式的人情关系网所控制和笼罩，这是连刘厂长也左右不了的，因而她最终只能被解雇。可见，虽然刘厂长也有个企老板的坏毛病，但这并不是工厂的“重疾”，关键的还是小农式的家长式管理。从表象上看，她与车间主任的矛盾是因为刘厂长的移情别恋，但实质上还是大工业的管理制度与小农式的管理制度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刘厂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解雇她。黄秀芳的“乡徙”历程最后以失败而结束。这种几千年积留下来的落后的农民意识是制约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羁绊，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乡镇企业阴抑发展甚至破产的痈疾。要使中国的乡镇企业向前发展，就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而向大工业的境界迈进，这是这篇小说的重要意义所在。应该说，黄秀芳的“乡徙”并没有失败，因为通过这次磨炼和磨难，她的心理和能力都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她的技术和品德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赏。这无疑会使她从沮丧、沉沦而走向自立、自强，也使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写到：“黄秀芳又踏上了从常阳到容易市的长途客车，她想起第一次来常阳的情景，那时她一路都处在惶恐、紧张之中，觉得处处充满了凶险。现在她的心情放松了。常阳的经历不管怎么说，让她对自己有了信心。”“她想，只要自己努力，肯劳动，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离开了刘厂长，还有别的厂长。不挣这儿的钱，还能挣别的地方的，她现在担心的倒是厂长的这个纺织厂，它能有多么大的生命力呢？”“后来她连这个也不担心了，市场就是这样，优胜劣汰。淘汰了差的，就会有更好的产生。企业也好慢慢就明白了。”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黄秀芳心路变化历程的呈现和归结。她虽然下岗了，但她却被磨炼得更自信、更成熟了，而且对自己和社会未来前景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人生和历史的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了解，如果没有下岗这段人生经历，她是不会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的。她虽然下岗了，却抬高了自身的价值。
一种是下岗工人照顾下岗工人的作品。如魏光焰的《胡嫂》。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下岗女工因母亲病重难以照顾料理，只好又找了一位下岗女工。这样两个下岗女工因生活的窘迫而走到了一起，由开始的误解到相互的同情、关怀，以至最后的相濡以沫、亲同姐妹。作品没有大起大伏的事件，而是通过波澜不惊的家庭小事显现下岗工人的吃苦耐劳和忍让奉献的精神。作品以一个下岗女工的视角细腻、真切地描述了下岗女工胡嫂虽50多岁，但为了生存还要和小一辈的人来竞争就业。她默默地忍受着社会的弃置和世俗的挑剔，淘尽身上的精力储存，在别人的杯光箸影中感受凄凉。然而，她却有一颗美好善良的心和忍辱负重的韧性。“我”作为胡嫂的情感对应物，由起始对胡嫂的怜悯而招她做保姆，后又因她种种的“怪脾气”和小市民的习气而开始后悔。可胡嫂却支持、理解我：为了让“我”的妈妈能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她尽了最大的努力，“终日马不停蹄了舍出命来做”，终于使妈妈的病有了一些好转。为了帮助“我”写书，她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并让“我”“多写下岗的”作品。这使“我”备受感动。此时，“我”完全打碎了对胡嫂的旧有印象，“看着胡嫂憨厚的背影，我甚至想：她要是永远留在我家，再也不走那多好”。胡嫂起始完全是“我”的改造和培养对象，因为“保姆的形象即是主人的形象”，可后来胡嫂却成了“我”的楷模。当听到她为忘恩负义的“方”抚孤，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给他提供人世间的温情，在“方”对他绝情后也不要他的施舍，并用“方”赎罪的钱供“方”的儿子上自费大学，当看到胡嫂因打工而留的累累伤疤时，“我差点滚下泪来”，并为自己的言行感到“尴尬”和“惶恐”。“我”知道她“匆匆踏上这片必须淹掉的分洪区热土”，给抗洪大军烧水、唱京剧，后来为抗洪而牺牲生命时，“我的嗓子哽咽住了”。因为“我”十分清楚胡嫂来到抗洪前线的动机：“她没有钱用来捐款，她甚至连衣服也捐不出一件；她只有用她的心和她的手支援灾区了。”想到此，“我的泪水便悄悄滚落下来”。在这篇作品中，“我”的情感历程与胡嫂的行为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我”的情感起伏来抑扬胡嫂的形象。这一切，都结合得那样完美和谐，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
在“下岗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它深深地震动着我们的心弦，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和长久的畅想，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在“下岗小说”中，有这样几种审美趋向：
一种是反映领导阶层对下岗工人的关心，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作品。如谈歌的《城市》，应该说，这是反映下岗问题较早的一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显现出各级领导干部对下岗工人的关心和爱护。市长杨海民和副市长方与林虽有很深的宿怨，但为了解决全市下岗这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焦点问题，俩人却走到了一起。他们殚精竭虑，甚至为了找到救济款而不惜舍命陪人喝酒。杨海民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下厂进行调查，并不坐轿车坐三轮，安抚亏损企业职工，给上访的老汉下跪，了解下岗市场问题…… 方与林在接任基金会主任以后，为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忙得焦头烂额，甚至硬性向社会摊派，因而得罪一些人。为了筹到巨款，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不会喝酒的他竟然喝了30杯酒，以至醉倒在地。最后，他被免去了职务。但为了解决下岗这个影响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他仍然要求去乡镇企业搞调查。他问心无愧地面对全市下岗工人，因为“拿到手的几个亿基金，没有乱用一分钱”。杨海民满眼是泪地对他说：“全市的80万下岗职工一定会感谢你的。”
一种是反映下岗工人自强自立而又饱经磨难的生命历程的作品。如李佩埔的《学习微笑》、阿宋的《乡徙》。在《学习微笑》中，李小水并没有因为学会了微笑而使工厂免受破产和自己下岗的命运。她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自谋出路，找出了自己的一块天地。《乡徙》则独具特色，成为下岗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某国营大厂的下岗女工黄秀芳因生活所迫而到一家乡镇企业去打工。她技术出众，因而被刘厂长所看重。因为刘厂长需要大厂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他也在情感上喜欢劳动出笼的人。黄秀芳当上了车间副主任，专门负责技术练兵。但她却婉言机智地回绝了刘厂长的情感投放。虽然刘厂长依重她，但她却被刘厂长的亲信所不容。这个乡镇小厂完全被一种裙带式的人情关系网所控制和笼罩，这是连刘厂长也左右不了的，因而她最终只能被解雇。可见，虽然刘厂长也有个企老板的坏毛病，但这并不是工厂的“重疾”，关键的还是小农式的家长式管理。从表象上看，她与车间主任的矛盾是因为刘厂长的移情别恋，但实质上还是大工业的管理制度与小农式的管理制度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刘厂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解雇她。黄秀芳的“乡徙”历程最后以失败而结束。这种几千年积留下来的落后的农民意识是制约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羁绊，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乡镇企业阴抑发展甚至破产的痈疾。要使中国的乡镇企业向前发展，就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而向大工业的境界迈进，这是这篇小说的重要意义所在。应该说，黄秀芳的“乡徙”并没有失败，因为通过这次磨炼和磨难，她的心理和能力都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她的技术和品德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赏。这无疑会使她从沮丧、沉沦而走向自立、自强，也使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写到：“黄秀芳又踏上了从常阳到容易市的长途客车，她想起第一次来常阳的情景，那时她一路都处在惶恐、紧张之中，觉得处处充满了凶险。现在她的心情放松了。常阳的经历不管怎么说，让她对自己有了信心。”“她想，只要自己努力，肯劳动，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离开了刘厂长，还有别的厂长。不挣这儿的钱，还能挣别的地方的，她现在担心的倒是厂长的这个纺织厂，它能有多么大的生命力呢？”“后来她连这个也不担心了，市场就是这样，优胜劣汰。淘汰了差的，就会有更好的产生。企业也好慢慢就明白了。”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黄秀芳心路变化历程的呈现和归结。她虽然下岗了，但她却被磨炼得更自信、更成熟了，而且对自己和社会未来前景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人生和历史的发展规律有了深刻的了解，如果没有下岗这段人生经历，她是不会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的。她虽然下岗了，却抬高了自身的价值。
一种是下岗工人照顾下岗工人的作品。如魏光焰的《胡嫂》。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下岗女工因母亲病重难以照顾料理，只好又找了一位下岗女工。这样两个下岗女工因生活的窘迫而走到了一起，由开始的误解到相互的同情、关怀，以至最后的相濡以沫、亲同姐妹。作品没有大起大伏的事件，而是通过波澜不惊的家庭小事显现下岗工人的吃苦耐劳和忍让奉献的精神。作品以一个下岗女工的视角细腻、真切地描述了下岗女工胡嫂虽50多岁，但为了生存还要和小一辈的人来竞争就业。她默默地忍受着社会的弃置和世俗的挑剔，淘尽身上的精力储存，在别人的杯光箸影中感受凄凉。然而，她却有一颗美好善良的心和忍辱负重的韧性。“我”作为胡嫂的情感对应物，由起始对胡嫂的怜悯而招她做保姆，后又因她种种的“怪脾气”和小市民的习气而开始后悔。可胡嫂却支持、理解我：为了让“我”的妈妈能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她尽了最大的努力，“终日马不停蹄了舍出命来做”，终于使妈妈的病有了一些好转。为了帮助“我”写书，她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并让“我”“多写下岗的”作品。这使“我”备受感动。此时，“我”完全打碎了对胡嫂的旧有印象，“看着胡嫂憨厚的背影，我甚至想：她要是永远留在我家，再也不走那多好”。胡嫂起始完全是“我”的改造和培养对象，因为“保姆的形象即是主人的形象”，可后来胡嫂却成了“我”的楷模。当听到她为忘恩负义的“方”抚孤，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给他提供人世间的温情，在“方”对他绝情后也不要他的施舍，并用“方”赎罪的钱供“方”的儿子上自费大学，当看到胡嫂因打工而留的累累伤疤时，“我差点滚下泪来”，并为自己的言行感到“尴尬”和“惶恐”。“我”知道她“匆匆踏上这片必须淹掉的分洪区热土”，给抗洪大军烧水、唱京剧，后来为抗洪而牺牲生命时，“我的嗓子哽咽住了”。因为“我”十分清楚胡嫂来到抗洪前线的动机：“她没有钱用来捐款，她甚至连衣服也捐不出一件；她只有用她的心和她的手支援灾区了。”想到此，“我的泪水便悄悄滚落下来”。在这篇作品中，“我”的情感历程与胡嫂的行为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以“我”的情感起伏来抑扬胡嫂的形象。这一切，都结合得那样完美和谐，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
在“下岗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它深深地震动着我们的心弦，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和长久的畅想，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