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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担心公众不明白什么是PM2.5，2010年我们第一次引用时，报告里写的是细颗粒物，只在括号里标注PM2.5。”马军打开10月23日发布的《2012年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AQTI）评价报告》说道。
作为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早期将PM2.5这一科学名词带入公众视野的专家，马军谈起关于PM2.5的变化还颇感诧异。“谁能想到，几个月后它就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一年来，围绕PM2.5的争议，给环保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带动了全民自我教育的提升，更促进了城市环境信息的公开。
自下而上的推力
2011年入秋后，灰霾笼罩下的全国多个城市，使PM2.5迅速成为一个折射公民健康指数的标杆。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促使PM2.5最终加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此前在2010年11月，公布的标准修订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PM2.5只拟制定为不具法律效力的参考限值，不列入常规监测和发布的范围。
然而，各地环保部门依据老标准将空气质量描述为“轻微污染”的定性，与公众的亲身感受出现巨大落差。期间，美国大使馆自测PM2.5数据的发布，潘石屹、郑渊洁等名人对空气质量质问的穷追不舍，加上微博的超强传播威力，此事引起全民争议。
“喝西北风也会中毒”，这句去年冬季的流行语，多少有些戏谑与调侃，却也道出了民众对PM2.5危害的担忧。2011年底，在官方数据缺失的情况下，自然大学等环保组织走上街头，手持LD-6S检测仪，开展了“我为祖国测空气”等民间自测行动。
由于“全民皆兵”的力量，这场关乎公众、行业、地方政府的“拉锯战”短暂而有力。
在2011年11月公布的第二次意见征求稿中，决定将PM2.5纳入常规监测和发布范围。其中编制说明特别强调，“有关方面要求在标准中增加PM2.5项目的呼声很高。”
“如果这次不列入，下次可能就是10年之后。”对于环保部门听取民意的行为，马军感叹道。
据他观察，《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自1982年首次制定以来，除了1996年、2000年两次微调修订以外，此次是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整。
《民生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对于PM2.5的运用空白，不仅之于百姓，也之于绝大多数地方环保部门。当《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争论尘埃落定时，各地方PM2.5空气监测体系也在悄然起航。它是灰霾治理的先头部队，将为后期的治污决策提供大量的参考数据。
今年2月29日，新标准公布伊始，全国各地的环保部门便开始抢订PM2.5监测设备。但由于国内外具备资质的厂商有限，导致一时间供货量非常紧张。
“无论如何要先保障北京，首都压力比较大。”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大气环境自动监测室副主任李云婷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建立PM2.5监测体系作为市政府承诺百姓的“折子工程”必须保质按时完成。
“这确实让我们着急。因为北京要的量比较大，就得跟厂商反复沟通，怕到时候数据出不来。”
按照环保部在环发[2012]11号文件中提出的分期实施新标准的时间表，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须在2012年内开始实施新国标。
其后，2013年，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施新国标；2015年，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实施新国标；2016年1月1日，全国实施新标准。
显而易见的是，在上层建筑的压力下，PM2.5监测站点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据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2年8月31日，全国地级市中发布PM2.5信息的已达55个，监测站点达到192个。
“现在是30多人负责北京市子站的运行，人员已经增编了，但工作量还是很大。”李云婷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35个子站非常分散，维修、质保等小组天天开车去跑。”
据悉，今年9月，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PM2.5监测布点方案。方案显示：北京市将升级改造现有的27个监测子站，使之都具备PM2.5监测能力，再新增8个监测点。目前，北京已成为全国PM2.5监测点最多的城市。
两种空气的尴尬
形似高压变电室，一圈防护铁栏围着个三米高的白色铁皮箱，顶部的装置貌如烟囱或者麦克风，而一旁的三脚架上转着两盏风铃似的设备。正是这些其貌不扬的装备，标注着“环境监测”的字样。
早在1984年这套监测网络便开始在北京建立，其中包含12个国控点（环境空气质量国控自动监测站）。登陆监测中心网站，可发现35个站点连续监测、传输、发布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PM10，以及PM2.5监测试运行期间的实时浓度。
2012年1月21日，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网站发布监测中心综合观测实验室这一点位的PM2.5试验性监测数据；9月28日，向公众发布首批20个调试完毕的评价点 PM2.5实时浓度。10月6日起，发布第二批15个站点的试运行监测数据。
“最后一批仪器9月中上旬才到，也不能马上装，必须在实验室平行比对，还要调试网络，所以有些新的站点，只能10月份发布数据。”李云婷提到，“刚开始压力比较大，是因为大家把这个数据跟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做对比。”
李云婷进一步解释到：这主要是监测方法、评价方法、采用仪器不一造成的。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关于PM2.5的监测方法一直没有PM10成熟。比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推荐两种方法（β射线法和微量震荡天平法），两种方法都认可，但不能说哪种更准确些。
“因为谁也不知道环境的真实情况如何，只能说，无论选取哪种方法，都要保证它的工作状态最好，这样测出的结果才有参考价值。”
而在仪器选择上，北京PM2.5监测体系选用的是美国热点监测分析技术公司的设备。其原因，用李云婷的话来说，“因为他们PM2.5的监测方法跟我们PM10的监测方法是一致的，监测原理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她形象地比喻道，“比如做人口统计，这次用这个方法，下次用另一个方法，你就不知道这个差异是由系统造成的，还是由人口造成的。所以在PM2.5监测仪器的选择上，要减少由于分析方法带来的误差，至少在PM10与PM2.5数据的历史可比性上可以延续下来。”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随着美国大使馆与民间环保组织自测数据的持续发布，数值偏低的官方数据，不可避免地被加以对比。多方数据的不相符，无疑加重了公众的想象，关于“绿色监测点”、“数据两张皮”的质疑纷至沓来。
在喧嚣中，美国独立环境咨询师安雪峰对站点的变迁极其敏感。2008年，安雪峰调查发现：2006年，污染排名靠前的前门站和车公庄站被移除国控站名单，列为市控站，替代它们的是万寿西宫、西城官园和海淀万柳站。2008年，这两个站点在所有子站中消失。这样使得平均出来的污染数字减少，蓝天数增加。
对于这样的推论，李云婷颇感无奈，“每个站点的设置必须符合《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尤其是国控点，我们上报，国家审批，要现场考察，这个点定下来，你要想换一个位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民生周刊》记者通过查阅发现，《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对环境空气国控点、市控点的布点，从设点目的到污染源的距离等，都做了详细的操作细则。
李云婷回忆到，在上世纪80年代，监测中心的老主任一手建立起前门站和车公庄站，并一直延续下来。但多年过去了，这两处站址周围道路大范围打通、拆除，建立了居民区或商圈，2006年时已经不符合“环境评价点”的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消失的前门站，今年再一次出现在监测站点中，但它的功能属性已经变为“交通污染监控点”。
“我们会考虑，如果这个点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那这个点的性质就会改变。前门站就是因为距离道路非常近，有大量的汽车尾气的污染。”同时，李云婷预测到，“短期之内，这35个点位将不会进行调整。”
莫测的空气大考
作为掀起PM2.5民间自测浪潮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曾于2011年底购买了两台手持式PM2.5检测仪，除了志愿者使用外，也无偿借给有需求的民众进行PM2.5检测。
“现在北京的发布渠道比较多，所以老百姓借仪器的数量就少了。”自然大学工作人员王秋霞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而她的感受，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在《小颗粒，大突破——2012年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AQTI）评价报告》中。
此次，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对11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进行评价，并对各个监测点每小时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
“信息公开法规要求大幅度提高，一批城市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完善了PM2.5等污染物的监测发布。”马军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调研中发现的重要突破。
此次AQTI评价遴选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程度最高的前十位的城市，它们分别是：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北京、佛山、珠海、南京、苏州、宁波。
“评价时间截止到8月31日。如果加上9月份北京扩增的站点，那北京的信息公开程度应该是最高的。”
然而，相对日益透明的PM2.5监测数据公布，如何运用数据、降低PM2.5污染指数，应对空气质量“大考”的治本问题渐渐引起各方重视。
此前，在北京市空气质量优劣争论之际，部分媒体曾报道“根据环保部门整理的相关科研机构监测研究结论，北京市 PM2.5年均浓度从2000年至 2010年呈下降趋势”。
对此，《民生周刊》记者向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求证。
“一些媒体的报道影响很大。但今年之前，北京市关于PM2.5的连续监测从来没有进行过。”李云婷语气肯定，“现有的35个站点能不能担当呈现PM2.5的时空分布规律的任务，还需要一段时间，或者几年时间。”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先良也表示，据他从专业角度判断，在过去的十年内，北京PM2.5污染数值应该是一个逐渐趋于恶化的过程，“至少不会是降低的。”
“明年将有一个新的发布平台，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评价结果放进去了，即AQI（空气质量指数）。”李云婷解释到，试运行阶段只是发布浓度数据，而没有对空气质量加以评价，“到时候，结果什么样大家都能看到，对环保部门肯定有压力。”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于建华曾坦言，即使按照预设八年的目标，如果到2020年，所有的污染物降低30%的话， PM2.5仍然是不达标的。PM2.5到那时年均大约在5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国家的标准是35微克每立方米。“所以我们离国家标准还有一段差距。”
而心存担忧的，绝不仅仅是北京，第一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重点城市将无一例外直面“不达标”的困境。
中国的空气能否“洗”干净，20年，还是30年？这场关乎科学与政绩，更关乎中国人健康的战役才刚刚开始。
作为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早期将PM2.5这一科学名词带入公众视野的专家，马军谈起关于PM2.5的变化还颇感诧异。“谁能想到，几个月后它就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一年来，围绕PM2.5的争议，给环保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带动了全民自我教育的提升，更促进了城市环境信息的公开。
自下而上的推力
2011年入秋后，灰霾笼罩下的全国多个城市，使PM2.5迅速成为一个折射公民健康指数的标杆。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促使PM2.5最终加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此前在2010年11月，公布的标准修订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PM2.5只拟制定为不具法律效力的参考限值，不列入常规监测和发布的范围。
然而，各地环保部门依据老标准将空气质量描述为“轻微污染”的定性，与公众的亲身感受出现巨大落差。期间，美国大使馆自测PM2.5数据的发布，潘石屹、郑渊洁等名人对空气质量质问的穷追不舍，加上微博的超强传播威力，此事引起全民争议。
“喝西北风也会中毒”，这句去年冬季的流行语，多少有些戏谑与调侃，却也道出了民众对PM2.5危害的担忧。2011年底，在官方数据缺失的情况下，自然大学等环保组织走上街头，手持LD-6S检测仪，开展了“我为祖国测空气”等民间自测行动。
由于“全民皆兵”的力量，这场关乎公众、行业、地方政府的“拉锯战”短暂而有力。
在2011年11月公布的第二次意见征求稿中，决定将PM2.5纳入常规监测和发布范围。其中编制说明特别强调，“有关方面要求在标准中增加PM2.5项目的呼声很高。”
“如果这次不列入，下次可能就是10年之后。”对于环保部门听取民意的行为，马军感叹道。
据他观察，《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自1982年首次制定以来，除了1996年、2000年两次微调修订以外，此次是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整。
《民生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对于PM2.5的运用空白，不仅之于百姓，也之于绝大多数地方环保部门。当《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争论尘埃落定时，各地方PM2.5空气监测体系也在悄然起航。它是灰霾治理的先头部队，将为后期的治污决策提供大量的参考数据。
今年2月29日，新标准公布伊始，全国各地的环保部门便开始抢订PM2.5监测设备。但由于国内外具备资质的厂商有限，导致一时间供货量非常紧张。
“无论如何要先保障北京，首都压力比较大。”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大气环境自动监测室副主任李云婷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建立PM2.5监测体系作为市政府承诺百姓的“折子工程”必须保质按时完成。
“这确实让我们着急。因为北京要的量比较大，就得跟厂商反复沟通，怕到时候数据出不来。”
按照环保部在环发[2012]11号文件中提出的分期实施新标准的时间表，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须在2012年内开始实施新国标。
其后，2013年，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施新国标；2015年，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实施新国标；2016年1月1日，全国实施新标准。
显而易见的是，在上层建筑的压力下，PM2.5监测站点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据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2年8月31日，全国地级市中发布PM2.5信息的已达55个，监测站点达到192个。
“现在是30多人负责北京市子站的运行，人员已经增编了，但工作量还是很大。”李云婷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35个子站非常分散，维修、质保等小组天天开车去跑。”
据悉，今年9月，北京市环保局公布了PM2.5监测布点方案。方案显示：北京市将升级改造现有的27个监测子站，使之都具备PM2.5监测能力，再新增8个监测点。目前，北京已成为全国PM2.5监测点最多的城市。
两种空气的尴尬
形似高压变电室，一圈防护铁栏围着个三米高的白色铁皮箱，顶部的装置貌如烟囱或者麦克风，而一旁的三脚架上转着两盏风铃似的设备。正是这些其貌不扬的装备，标注着“环境监测”的字样。
早在1984年这套监测网络便开始在北京建立，其中包含12个国控点（环境空气质量国控自动监测站）。登陆监测中心网站，可发现35个站点连续监测、传输、发布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PM10，以及PM2.5监测试运行期间的实时浓度。
2012年1月21日，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网站发布监测中心综合观测实验室这一点位的PM2.5试验性监测数据；9月28日，向公众发布首批20个调试完毕的评价点 PM2.5实时浓度。10月6日起，发布第二批15个站点的试运行监测数据。
“最后一批仪器9月中上旬才到，也不能马上装，必须在实验室平行比对，还要调试网络，所以有些新的站点，只能10月份发布数据。”李云婷提到，“刚开始压力比较大，是因为大家把这个数据跟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做对比。”
李云婷进一步解释到：这主要是监测方法、评价方法、采用仪器不一造成的。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关于PM2.5的监测方法一直没有PM10成熟。比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推荐两种方法（β射线法和微量震荡天平法），两种方法都认可，但不能说哪种更准确些。
“因为谁也不知道环境的真实情况如何，只能说，无论选取哪种方法，都要保证它的工作状态最好，这样测出的结果才有参考价值。”
而在仪器选择上，北京PM2.5监测体系选用的是美国热点监测分析技术公司的设备。其原因，用李云婷的话来说，“因为他们PM2.5的监测方法跟我们PM10的监测方法是一致的，监测原理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她形象地比喻道，“比如做人口统计，这次用这个方法，下次用另一个方法，你就不知道这个差异是由系统造成的，还是由人口造成的。所以在PM2.5监测仪器的选择上，要减少由于分析方法带来的误差，至少在PM10与PM2.5数据的历史可比性上可以延续下来。” 《民生周刊》记者了解到，随着美国大使馆与民间环保组织自测数据的持续发布，数值偏低的官方数据，不可避免地被加以对比。多方数据的不相符，无疑加重了公众的想象，关于“绿色监测点”、“数据两张皮”的质疑纷至沓来。
在喧嚣中，美国独立环境咨询师安雪峰对站点的变迁极其敏感。2008年，安雪峰调查发现：2006年，污染排名靠前的前门站和车公庄站被移除国控站名单，列为市控站，替代它们的是万寿西宫、西城官园和海淀万柳站。2008年，这两个站点在所有子站中消失。这样使得平均出来的污染数字减少，蓝天数增加。
对于这样的推论，李云婷颇感无奈，“每个站点的设置必须符合《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尤其是国控点，我们上报，国家审批，要现场考察，这个点定下来，你要想换一个位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民生周刊》记者通过查阅发现，《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对环境空气国控点、市控点的布点，从设点目的到污染源的距离等，都做了详细的操作细则。
李云婷回忆到，在上世纪80年代，监测中心的老主任一手建立起前门站和车公庄站，并一直延续下来。但多年过去了，这两处站址周围道路大范围打通、拆除，建立了居民区或商圈，2006年时已经不符合“环境评价点”的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消失的前门站，今年再一次出现在监测站点中，但它的功能属性已经变为“交通污染监控点”。
“我们会考虑，如果这个点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那这个点的性质就会改变。前门站就是因为距离道路非常近，有大量的汽车尾气的污染。”同时，李云婷预测到，“短期之内，这35个点位将不会进行调整。”
莫测的空气大考
作为掀起PM2.5民间自测浪潮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曾于2011年底购买了两台手持式PM2.5检测仪，除了志愿者使用外，也无偿借给有需求的民众进行PM2.5检测。
“现在北京的发布渠道比较多，所以老百姓借仪器的数量就少了。”自然大学工作人员王秋霞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而她的感受，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在《小颗粒，大突破——2012年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AQTI）评价报告》中。
此次，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对11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进行评价，并对各个监测点每小时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
“信息公开法规要求大幅度提高，一批城市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完善了PM2.5等污染物的监测发布。”马军向《民生周刊》记者介绍调研中发现的重要突破。
此次AQTI评价遴选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程度最高的前十位的城市，它们分别是：广州、深圳、东莞、中山、北京、佛山、珠海、南京、苏州、宁波。
“评价时间截止到8月31日。如果加上9月份北京扩增的站点，那北京的信息公开程度应该是最高的。”
然而，相对日益透明的PM2.5监测数据公布，如何运用数据、降低PM2.5污染指数，应对空气质量“大考”的治本问题渐渐引起各方重视。
此前，在北京市空气质量优劣争论之际，部分媒体曾报道“根据环保部门整理的相关科研机构监测研究结论，北京市 PM2.5年均浓度从2000年至 2010年呈下降趋势”。
对此，《民生周刊》记者向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求证。
“一些媒体的报道影响很大。但今年之前，北京市关于PM2.5的连续监测从来没有进行过。”李云婷语气肯定，“现有的35个站点能不能担当呈现PM2.5的时空分布规律的任务，还需要一段时间，或者几年时间。”
与此同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先良也表示，据他从专业角度判断，在过去的十年内，北京PM2.5污染数值应该是一个逐渐趋于恶化的过程，“至少不会是降低的。”
“明年将有一个新的发布平台，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评价结果放进去了，即AQI（空气质量指数）。”李云婷解释到，试运行阶段只是发布浓度数据，而没有对空气质量加以评价，“到时候，结果什么样大家都能看到，对环保部门肯定有压力。”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于建华曾坦言，即使按照预设八年的目标，如果到2020年，所有的污染物降低30%的话， PM2.5仍然是不达标的。PM2.5到那时年均大约在5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国家的标准是35微克每立方米。“所以我们离国家标准还有一段差距。”
而心存担忧的，绝不仅仅是北京，第一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重点城市将无一例外直面“不达标”的困境。
中国的空气能否“洗”干净，20年，还是30年？这场关乎科学与政绩，更关乎中国人健康的战役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