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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潮”涌动
时下，“生态城”无疑是中国最时髦的名词之一。
2007年11月18日，中新两国政府关于在天津建设生态新城的框架协议签署生效。这是继1994年新加坡和中国在苏州建设工业园区之后的最新标志性合作项目，显示了中新两国应对全球气候、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决心。据了解，这个选址于天津滨海新区汉沽和塘沽两区之间，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的生态城，初步拟定基础设施投资约300亿人民币，预计3到5年建成，起步区3平方公里。
一时间，海内外新闻界对于这个投资巨大、意义重大的生态城投入了极大关注。
当日历翻进2008年时，人们发现中新生态城绝非一枝独秀。
1月19日，英国首相布朗抵达上海。他的第一站，就是与上海市市长韩正共同见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项目设计、实施和融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根据这一备忘录，中英两国将合作把崇明东滩开发为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城市。
资料显示，这个位于上海崇明岛东滩的生态城仅启动区域规划面积就达12.3平方公里，由3个小型城镇组成，最大承载8万人口，而整个生态城全部工程完工后，总共将可容纳50万居民。有消息称，对东滩的研发成果还将运用于廊坊万庄生态城、无锡太湖新城、唐山曹妃甸等地。
但这对于中国来说，还只是一两个亮点而已。与国外生态城项目纷纷“抢滩”中国形成呼应的是，国内更多城市建设生态城市持续而执着的热忱。
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并于1988年进行生态试点，迈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步。1999年，海南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2001年，吉林和黑龙江又得到获批，陕西、福建、山东、四川随后闻风而动。城市方面，2001年8月，广州市政府提出“生态优先”的思想，力图把广州建成一个高效、繁荣和文明的，最适宜创业发展又最适宜生活居住的国际化区域中心城市。2002年3月,在国家环保总局的支持下,贵阳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将贵阳市建设成为全国首个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决定。此后，更多城市如上海市、长沙市、扬州市、威海市、深圳市等都先后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奋斗目标。据统计，截至2006年12月，全国已有186座城市提出构建生态城市或生态型城市。
持有积极态度的还不仅限于各地政府。
2002年8月，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在深圳市召开，会议发表了对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的《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此后，每年都会有若干被冠以“生态论坛”字样的研讨会在全国各个城市轮番举办。更多的开放商则将生态概念引入到房地产项目中。前不久，一项中国城市居民生态需求调查显示：随着市民生活质量、品位及生态环境意识的逐步提高，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市民时刻关注的热点，关注生态环境的城市居民总比例近75%，有的城市甚至超过了90%……
事实表明，目前一股裹挟着政府、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企业以及市民的绿色热潮正在中国各个城市间奔腾激荡，尽管他们的利益出发点和对生态城市的认识角度并不相同。
新潮而古老的主题
面对一轮高过一轮的生态城市建设热潮，两院院士周干峙保持着冷静而独立的观点。他在最近一次接受《中国城市经济》专访时指出，规划的思想本来就要遵循整体、综合、长远的原则，这些原则亘古不变。但现在大家一谈生态规划、生态理念，以为是最新的、最时髦的，事实上这些理念思想早在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施政行为和有关典籍中存在了，都是很朴素的真理。只是我们走了多年弯路后才发现它们的价值。
中国的古老的生态思想从四千年前的夏朝便已发端，此后绵延传承。《逸周书》载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意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是不许砍伐。何时可为？《周礼》载曰：“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公元前360年后，商鞅第一个提出具有城市生态思想的认识，主要观点有：在一个地区的土地组成上，城镇道路要占10%才较为合理；主张增加采取一些列政策鼓励人们从事农业，其中还规定了不准开设旅馆和不准擅自迁居。随后，荀子（公元前238年）提出适当控制工商业人口，国家才能强盛的主张。公元170年，一位崔姓学者第一个提出人口的合理布局思想。1885年，包世臣提出了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比例关系应为5：1，限制非农业人口的发展。
数千年来，正是这些循环生息、自我调节、永续利用的朴素思想，支撑了中华民族特定的文明形态延续下来，直至今天仍然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
国外古老生态思想是以西方的古希腊哲学界为代表的自然有机论、大宇宙与小宇宙论，以及天人感应论为标志，但这些思想大多反映在哲学家的书本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叶。
1820年，英国的欧文提出“花园城”的概念，倡导花园城镇运动。1858年，在园林师唐宁的倡导下，纽约市在曼哈顿岛的中心建设了占地340公顷的中央公园，并规划建设了一些公园路（Park Way）。1898年，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出版了《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详细地论述了建设“田园城市”的规划方案和建设途径。1922年，英国建筑师恩温提出“卫星城”理论，建议用绿化带将大城市圈住，疏散一部分城市人口到绿化带以外的一系列卫星城中。1935年，美国联邦政府提供基金规划建设了马里兰州绿带（Green belt）城、威斯康州绿谷（Green dale）城和俄亥俄州的绿山（Green burn）城等一批“绿色城市”。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环境意识普遍提高，人们对于城市环境的要求标准更高。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16 届年会确定的“关于人类聚居地的生态综合研究”（MBA）计划首次提出“生态城市”（eco-city）概念。至此，建设生态城市便成为各国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的基本目标。近年来，美国的克里夫兰、德国的埃尔兰根、印度的班加罗尔、澳大利亚的怀阿拉、丹麦的哥本哈根以及日本的大阪等城市，都按照生态城市的理念来规划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我国古老生态思想发展脉络和现当代生态城市建设展历程来看，生态城市理念的推进都在持续而舒缓推进。然而，当历史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发现这一理念的贯彻和落实的进度突然加快。
拥抱“第四文明”
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重化工业比重为57.8%，环境状况尚可。此后，受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进入以吃、穿为主的消费阶段影响，工业增长结构一路“轻型化”，到1991年这个比重下降到51.1%。也就是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最初阶段，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都有大幅度提升，但总体而言城市环境容量相对宽松。
变化是从2002年开始的。
从这年起，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明显表现出升级变化，主要依靠重工业支撑的住宅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开始急速增加，中国由此又进入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阶段。在水泥、钢材、石油、电力、煤炭等生产资料产能扩大的刺激下，2003年，中国迎来新一轮发展时期。到2006年，重工业比重上升到70%。
工业的重型化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进一步造成城市的急速膨胀，由此带来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恶化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开始集中凸显，甚至开始引发经济、社会矛盾。而据中科院今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在第100名，位居倒数第18位。在每年世界环保类机构评选的全球污染城市中，都会出现数量不等的中国城市的身影。
对于严峻的现实，中央决心彻底扭转这种以破坏生态环境换取发展的被动状态：2004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观点；2005年3月，他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2006年12月，“又好又快”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
2007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
这年，国家节能减排领导小组成立；环保部门30年来首次启动“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行政惩罚手段；节能减排目标成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绿色信贷”则通过机制创新，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在取消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的同时，企业的节能技术改造得到国家奖励；作为备战奥运的“决胜之年”，“绿色奥运”实现了既定的阶段性目标，体育场馆成功“瘦身”，北京成为全国地铁票价最便宜的城市；厦门和北京六里屯的市民通过理性的民意表达迫使严重污染环境项目下马，显示了正在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力量；中国公民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报告，环保NGO加强能力建设，开展节能20%公民行动、绿色出行、减少塑料袋行动等活跃的公众倡导活动，显示了公众参与向纵深的发展……
金秋时节，中共十七大在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报告一经发表，国内外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用了60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以增长为标准，以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的社会进步指标为标准，到最终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为标准的第三代发展观。而中国走到这一阶段，只用了不到30年时间。
更为积极的评价是将“生态文明”列为“第四文明”。
评论认为，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生态文明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也就是说，无论从广义的“经线”，还是狭义的“纬线”来看，“生态文明”都将被定位于“第四文明”的坐标上。
2008年，当“第四文明”的光辉灯塔开始为中国经济巨轮导航引路时，城市追逐拥抱“第四文明”的步履清晰而坚定。
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7年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3月19日，贵阳进京“问计”召开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研讨会；6月1日，“限塑令”在一夜间改了居民们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当前，面对日益临近的奥运会，北京、上海和其它主要城市正在加紧环境整顿，充分体现“绿色奥运”的魅力……
可持续才是硬道理
形势总体令人鼓舞，然而，生态城市建设毕竟是个庞杂的复合工程，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科学系统，它不仅需要持续而高涨的热忱，更需要理性建设性的思考和行动。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指出，生态市建设要有目标，但不搞达标；有要求，但不搞强求。生态市建设不同于城市的生态建设，生态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居于基础和统筹协调的特殊地位，是可持续发展平台和切入点。但是，当前我国生态市规划模式相对缺乏，理论与方法还不够明确。不少生态城市规划只侧重于园林绿化、森林开发、生态旅游等方面，忽略了生态安全、居民福利和健康等重要内容。
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早在2002年3月便成为我国全国首个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贵阳市的经验更具说服力。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生态文明城市是个什么样子，涉及到定性和定量的问题。从定性上讲，一是生态环境良好，就是要始终保持青山绿水，空气清新，气候宜人；二是生态产业发达，就是要稳定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旅游文化等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循环经济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三是文化特色鲜明，就是要有突出的城市个性，有良好的社会风气，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有凝聚力强的城市精神；四是生态观念浓厚，就是公众生态伦理意识普及，生态化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五是市民和谐幸福，就是居住舒适安全，出行方便快捷，公共服务质量良好；六是政府廉洁高效，就是党政责任体系完善，执行力明显加强，市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建成生态文明城市，需要一个长期而艰苦奋斗的过程”。
而贵阳多年来着眼于将循环经济作为生态城市的途径、切入点和最佳形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城市建设过程中产业循环体系、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以及生态保障体系的构建与优化等主要问题，充分考虑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生态城市结构与功能的结合、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结合，以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为指导,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建立以循环经济为特色的生态城市建设模式的具体做法，充分昭示了一个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标准：可持续才是硬道理。
对于生态城市实现可持续的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观点更为生动形象，他说：“生态文明城市不仅是“育土”，保持生态的平衡性，同时还要是“养民”，养育我们四方的百姓，民生是最大的公务。再就是“致富”，因为生态本身是一个很强的资源，它能够使我们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