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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背地有人这样“尊重”有恩于人的教师。更有甚者感觉这样称呼还不过瘾，不足以显摆自己的地位，还要在前面加个“臭”字。谁的成长能离开教师？对那些忘恩负义之徒，我为他们的不齿言行感到痛心。文革时期对教师们的不尊，对教师的谩骂和人格侮辱遗毒已肃清，过去的愚昧，我们应当与之决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教师的恩情比山高，比水深。教育工作是太阳底下最光彩的事业，教师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人，让人一辈子都应该记住的好人。
是教师的爱让我们感受到第一缕来自于父母之外的阳光。
村西头有一个祠堂，为了给孩子们有个读书的地方，祠堂一下子成了教室，村里的娃一、二年级都在这里学习，三年级起才到离村子三公里外的小山包上就读。那时我家里睡着一个整天哼哼唧唧，一病不起十余年的奶奶，治病花了好多钱。到了入学年龄，平时一起闹腾的伙伴都读书去了，独有我还在村中巷道和田野间闲逛。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听到伙伴们从教室传来的歌声，我落泪了。我羡慕他们，开始埋怨起父亲，觉得上苍对我不公。没办法，我只有来到教室外，从门缝儿里悄悄偷学。听到老师叫休息时，我只得一溜烟逃走，那情形就像小偷害怕被人抓住一样。我的举动被钱述一老师发现了，她把我喊进教室，安排我和后排的两个男生挤着坐。见我没有纸笔，钱老师给我买来纸笔，把教本也给了我。
俗话说：“邋遢子女邋遢娘，邋邋遢遢过一场。”前排的小菊和她母亲一样邋遢。上课时小菊老爱挠痒痒，下课后钱老师把她叫到跟前，一缕一缕扒开她乱麻麻、脏兮兮的头发，为她找虱子。钱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上课时严肃点，下课时是一个典型的娃娃头。下课了钱老师给我们讲“龟兔赛跑”的故事，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教我们“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教“讨小狗”的游戏。
第二年，我正式入学，可是家中依然不同意，要不是钱老师找父亲说情，我还是一个“无业游民”。
我这辈子要感谢的第二个人是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李子华老师。
他在我的家乡任教二十多年。读五年级时他是我们的校长，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爸。我从小对美术感兴趣，草、虫、鸟、兽，大刀、长矛，我信手就能画出来。李老师发现我有这个天赋时，嘴巴一下子就笑得裂开了，瞧那高兴样，就像伯乐发现了一匹膘肥体壮的千里马。当天下午，他吩咐他儿子到距离学校五公里外的七街为我买来水彩、毛笔、调色盒，拿来家里的新毛巾，等我一进教室，发现我的课桌上已摆满了笔墨纸张。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我有生以来所受到的最高礼遇。我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名画家，我拥有很多粉丝。
面对同学们赞不绝口的声音和羡慕的目光，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作起画来脸红心跳。那一年元旦，班里墙报上的画全是我画的，整个墙报仿佛成了我的个人画展，我成了学校的名人。也就是从那时起，美术成了我的最爱。在美术上我收获颇丰，在师范时我的美术作品就开始获奖并被学校收藏，工作后作品在省监狱管理局举办的“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画展上获奖，并如愿以偿地成为监狱局书画协会会员，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李子华老师爱的滋润。
作为边远乡村的孩子，我们所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就像大人们说的：大补丁压开哼，小补丁压做叫。一双鞋子套在脚上，一穿就是大半年，即使已经“贼挖洞”（脚趾拱破鞋帮）也没得换。补丁衣服和贼挖洞鞋子成了农村孩子最平常的装束。
有一天放学时我突然觉得屁股凉丝丝的，一摸原来是裤子又破了，屁股上有了一个大大的洞，咋办？出去被别人看到还不编成顺口溜或当成笑柄，还不把人羞死？只得等同学们走得差不多了再出教室。可那天恰好是周末，同学们有的留下来大扫除，有的还要到乒乓球桌上过几招才走，我只有傻乎乎地独自坐在教室里。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地道从教室通往家里，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摆脱尴尬，或者能有一条裤子换一换。等了一个多小时，感觉肚子特别饿，饿得有点眼花，心里有点发慌，嘴里直流口水。就在这时李子华老师来了，他递给我一条裤子，让我穿上。那一天，在李老师面前，我再次哭了。
“这么爱学习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李老师每次家访都这样对父亲说。为给我这个有“出息”的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有一个在校风学风上都好的学校，小学毕业时，李老师出马四处托人说情，把我和他儿子李伟平联系到邻县名气最大的七街中学就读。李老师的关怀成了我学习上不竭的动力，我没有辜负李老师殷切的希望，考取了大姚师范学校，朋友李伟平则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回家当了一名乡村兽医。
从教数年后，我告别了三尺讲台，改行到滇中一所监狱当了一名特殊园丁。“进监狱”和“到监狱工作”被别人混为一谈。没过多久我“进监狱”的事被李老师听到了。李老师着急得不得了，他专门到派出所打了证明，买了一些水果糕点来监狱探视我。当他在监狱接见室说明来意时，负责接见的干警笑了。干警告诉他我在监狱集训监区工作。那一刻李老师也笑了，那是一种如释重负后发自内心的欢悦，仿佛是救活了一个起死回生之人。多年过去了，这个催人泪下而荒诞的故事还在我们单位传诵着。那一天我和李老师相拥而泣了。
李老师拉着我的手说道：“当狱警担负的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这和教师的使命是一样的，你们是特殊的园丁，相比之下，你们肩负的担子更重。”多年来，李老师的话像一条鞭子时刻抽打着我，让我在工作上不敢有半点懈怠。
临行时李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工作日记”本，在上面涂画起来，我挨近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本子上记录着他教书一辈子“成材”学子的概况，内容包括考取啥学校，现在啥地方工作等。我的情况是：钱海、大姚师范学校毕业，姚安县适中小学任教，后来把“适中小学任教”用黑笔划去，改为“在XX监狱改造”。李老师当着我的面他特别作了更正，改为在XX监狱集训监区工作。李老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不希望他的学生有个什么闪失，他把学生的成材当成一生的荣耀。 李老师在全校学生眼里是个十足的“杀手”，迟到一分钟，罚扫三天地，写错一个字，罚抄十遍字。不交一次作业，那形同捅了马蜂窝，非得把你教育得面红耳赤，告饶才行。李老师很少生病，可他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也是血肉之躯，只不过是他太坚强罢了。李老师怕影响我们的学业，胃痛就用杯子顶着胃部，感冒流涕，就通过呼出呼入开水蒸汽的法子自行诊疗，他还把这些土办法也交给我们。是李老师教会我坚强。
李老师知道我爱写作，是一棵写作的好苗，于是把自己订的所有作文选都给了我，私底下给我开小灶，告诉我如何写好写人的记叙文，如何写好叙事的记叙文，在他的培养下，我的生活中文学成了和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现在我已能把自己那些歪歪斜斜的文字发表在一些刊物上。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可以成为文字上永久的歌者。前不久李老师打来电话，说在《楚雄日报》上看到我的《光禄古镇今古赋》等文章。电话里李老师要求我坚持写作，听得出他太激动了，那声音近乎有点变调。
天下好人——教师。有此感慨，并非我曾经是一名教师，而是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师。望子成龙，望生成凤，父母把希望的种子播在孩子身上，则把浇水、捉虫、施肥等最关键的重任中大部分则甩给教师。教师把无私的爱化为滴滴甘露，均匀地喷洒给每一株张大嘴巴的幼苗。有了这一滴滴生命的甘霖，世间才有了勃勃生机，才有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和硕果累累的秋天。
一提教师，人们首先会想到师之鼻祖孔子。谁忽略教师在传承人类文明中的作用，意味着否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把他和神一样供奉，无非就是承认他在传道授业解惑上的贡献。孔子有弟子三千，今天的教师何止三千？幼儿教师每天都要为孩子们换洗屎裤裆尿裤子，这些孔子也许没经历过。今天的教师有的“隐居”深山，进山就是一辈子，他（她）们一个月出一次山，吃的用的只能靠骡马驮或者肩挑。为了教育事业，他（她）们无怨无悔，耽搁了娶妻生子，这些孔子不可能经历过。毛泽东万分敬重老师徐特立，那是因为他明白没有徐特立老师就没有他毛泽东的今天。没有教师很难想象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也许社会将还原到原始森林里野兽般“弱肉强食”的生存链条中挣扎和消亡，我们听到的不是MP3或MP4动感十足的音乐，而是人与人之间因撕咬而发出的声声惨叫，人们唯一要做的事是不被别人整死就是整死别人，人类社会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我们常说人类改造了社会，这是一种极为笼统的认识，说得确切一点，应该说是教师改造了人类社会。
妻子是我师范时的同学，也是一名教师。我老远跑去看她一次，她却硬拽着我到学生家，动员那些逃学躲学的学生回来上课。“不来读算球，大不了扣几文工资，工资扣完了我养你！”每次和妻子走村窜户回来，我都会牢骚几句，可妻子要么不出气，要么只是微微一笑。妻子在山区任教多年，调动工作很难，我劝她回家当好全职太太算了，免得一家三口三地分居。可磨破了嘴皮，豆大的泡也没起个，我只得偃旗息鼓。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加工资，可就是没教师的份。可我还从未听到妻子在薪水上有过怨言。相反妻子每天起得更早，睡得更晚了。为了升学率，他（她）们废寝忘食。为了钻研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一个个都有了熊猫眼（黑眼圈）。教师们在戴着脚镣跳舞，无论环境何等恶劣，他（她）们仍乐业、乐道、乐善、笃行，最后成为一只流泪的红蜡烛。他（她）们有着一颗炽热的心，一颗金子般的心，也是一颗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心。
吹啦弹唱、打球照相，只要教师们会的，都会教给学生。教学是崇高的布道，神圣的苦行。教师们天长日久禁锢在狭小的圈子中，去完成旷日持久的“教”与“学”的较劲，让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生命实现“自我对话”与“人的大写”。
有人把教师比作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把教师比作粉笔，在黑暗的土地上点亮心灯，播撒智慧和希望；有人把教师比作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有人把教师比作园丁，为培育祖国的花朵挥汗洒泪，献出青春终不悔。再生动形象的描述和教师的付出相比，都是那样的苍白，再华丽的词藻与教师的人格相比都是那样的无力。师者人之父母也！教师是最伟大的拓荒着，有你们的存在，世间每一寸土地都不会贫瘠。天下好人——教师！
是教师的爱让我们感受到第一缕来自于父母之外的阳光。
村西头有一个祠堂，为了给孩子们有个读书的地方，祠堂一下子成了教室，村里的娃一、二年级都在这里学习，三年级起才到离村子三公里外的小山包上就读。那时我家里睡着一个整天哼哼唧唧，一病不起十余年的奶奶，治病花了好多钱。到了入学年龄，平时一起闹腾的伙伴都读书去了，独有我还在村中巷道和田野间闲逛。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听到伙伴们从教室传来的歌声，我落泪了。我羡慕他们，开始埋怨起父亲，觉得上苍对我不公。没办法，我只有来到教室外，从门缝儿里悄悄偷学。听到老师叫休息时，我只得一溜烟逃走，那情形就像小偷害怕被人抓住一样。我的举动被钱述一老师发现了，她把我喊进教室，安排我和后排的两个男生挤着坐。见我没有纸笔，钱老师给我买来纸笔，把教本也给了我。
俗话说：“邋遢子女邋遢娘，邋邋遢遢过一场。”前排的小菊和她母亲一样邋遢。上课时小菊老爱挠痒痒，下课后钱老师把她叫到跟前，一缕一缕扒开她乱麻麻、脏兮兮的头发，为她找虱子。钱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上课时严肃点，下课时是一个典型的娃娃头。下课了钱老师给我们讲“龟兔赛跑”的故事，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教我们“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教“讨小狗”的游戏。
第二年，我正式入学，可是家中依然不同意，要不是钱老师找父亲说情，我还是一个“无业游民”。
我这辈子要感谢的第二个人是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李子华老师。
他在我的家乡任教二十多年。读五年级时他是我们的校长，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爸。我从小对美术感兴趣，草、虫、鸟、兽，大刀、长矛，我信手就能画出来。李老师发现我有这个天赋时，嘴巴一下子就笑得裂开了，瞧那高兴样，就像伯乐发现了一匹膘肥体壮的千里马。当天下午，他吩咐他儿子到距离学校五公里外的七街为我买来水彩、毛笔、调色盒，拿来家里的新毛巾，等我一进教室，发现我的课桌上已摆满了笔墨纸张。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我有生以来所受到的最高礼遇。我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名画家，我拥有很多粉丝。
面对同学们赞不绝口的声音和羡慕的目光，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作起画来脸红心跳。那一年元旦，班里墙报上的画全是我画的，整个墙报仿佛成了我的个人画展，我成了学校的名人。也就是从那时起，美术成了我的最爱。在美术上我收获颇丰，在师范时我的美术作品就开始获奖并被学校收藏，工作后作品在省监狱管理局举办的“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画展上获奖，并如愿以偿地成为监狱局书画协会会员，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李子华老师爱的滋润。
作为边远乡村的孩子，我们所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就像大人们说的：大补丁压开哼，小补丁压做叫。一双鞋子套在脚上，一穿就是大半年，即使已经“贼挖洞”（脚趾拱破鞋帮）也没得换。补丁衣服和贼挖洞鞋子成了农村孩子最平常的装束。
有一天放学时我突然觉得屁股凉丝丝的，一摸原来是裤子又破了，屁股上有了一个大大的洞，咋办？出去被别人看到还不编成顺口溜或当成笑柄，还不把人羞死？只得等同学们走得差不多了再出教室。可那天恰好是周末，同学们有的留下来大扫除，有的还要到乒乓球桌上过几招才走，我只有傻乎乎地独自坐在教室里。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地道从教室通往家里，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摆脱尴尬，或者能有一条裤子换一换。等了一个多小时，感觉肚子特别饿，饿得有点眼花，心里有点发慌，嘴里直流口水。就在这时李子华老师来了，他递给我一条裤子，让我穿上。那一天，在李老师面前，我再次哭了。
“这么爱学习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李老师每次家访都这样对父亲说。为给我这个有“出息”的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有一个在校风学风上都好的学校，小学毕业时，李老师出马四处托人说情，把我和他儿子李伟平联系到邻县名气最大的七街中学就读。李老师的关怀成了我学习上不竭的动力，我没有辜负李老师殷切的希望，考取了大姚师范学校，朋友李伟平则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回家当了一名乡村兽医。
从教数年后，我告别了三尺讲台，改行到滇中一所监狱当了一名特殊园丁。“进监狱”和“到监狱工作”被别人混为一谈。没过多久我“进监狱”的事被李老师听到了。李老师着急得不得了，他专门到派出所打了证明，买了一些水果糕点来监狱探视我。当他在监狱接见室说明来意时，负责接见的干警笑了。干警告诉他我在监狱集训监区工作。那一刻李老师也笑了，那是一种如释重负后发自内心的欢悦，仿佛是救活了一个起死回生之人。多年过去了，这个催人泪下而荒诞的故事还在我们单位传诵着。那一天我和李老师相拥而泣了。
李老师拉着我的手说道：“当狱警担负的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这和教师的使命是一样的，你们是特殊的园丁，相比之下，你们肩负的担子更重。”多年来，李老师的话像一条鞭子时刻抽打着我，让我在工作上不敢有半点懈怠。
临行时李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工作日记”本，在上面涂画起来，我挨近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本子上记录着他教书一辈子“成材”学子的概况，内容包括考取啥学校，现在啥地方工作等。我的情况是：钱海、大姚师范学校毕业，姚安县适中小学任教，后来把“适中小学任教”用黑笔划去，改为“在XX监狱改造”。李老师当着我的面他特别作了更正，改为在XX监狱集训监区工作。李老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不希望他的学生有个什么闪失，他把学生的成材当成一生的荣耀。 李老师在全校学生眼里是个十足的“杀手”，迟到一分钟，罚扫三天地，写错一个字，罚抄十遍字。不交一次作业，那形同捅了马蜂窝，非得把你教育得面红耳赤，告饶才行。李老师很少生病，可他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也是血肉之躯，只不过是他太坚强罢了。李老师怕影响我们的学业，胃痛就用杯子顶着胃部，感冒流涕，就通过呼出呼入开水蒸汽的法子自行诊疗，他还把这些土办法也交给我们。是李老师教会我坚强。
李老师知道我爱写作，是一棵写作的好苗，于是把自己订的所有作文选都给了我，私底下给我开小灶，告诉我如何写好写人的记叙文，如何写好叙事的记叙文，在他的培养下，我的生活中文学成了和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现在我已能把自己那些歪歪斜斜的文字发表在一些刊物上。也许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可以成为文字上永久的歌者。前不久李老师打来电话，说在《楚雄日报》上看到我的《光禄古镇今古赋》等文章。电话里李老师要求我坚持写作，听得出他太激动了，那声音近乎有点变调。
天下好人——教师。有此感慨，并非我曾经是一名教师，而是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师。望子成龙，望生成凤，父母把希望的种子播在孩子身上，则把浇水、捉虫、施肥等最关键的重任中大部分则甩给教师。教师把无私的爱化为滴滴甘露，均匀地喷洒给每一株张大嘴巴的幼苗。有了这一滴滴生命的甘霖，世间才有了勃勃生机，才有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和硕果累累的秋天。
一提教师，人们首先会想到师之鼻祖孔子。谁忽略教师在传承人类文明中的作用，意味着否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把他和神一样供奉，无非就是承认他在传道授业解惑上的贡献。孔子有弟子三千，今天的教师何止三千？幼儿教师每天都要为孩子们换洗屎裤裆尿裤子，这些孔子也许没经历过。今天的教师有的“隐居”深山，进山就是一辈子，他（她）们一个月出一次山，吃的用的只能靠骡马驮或者肩挑。为了教育事业，他（她）们无怨无悔，耽搁了娶妻生子，这些孔子不可能经历过。毛泽东万分敬重老师徐特立，那是因为他明白没有徐特立老师就没有他毛泽东的今天。没有教师很难想象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也许社会将还原到原始森林里野兽般“弱肉强食”的生存链条中挣扎和消亡，我们听到的不是MP3或MP4动感十足的音乐，而是人与人之间因撕咬而发出的声声惨叫，人们唯一要做的事是不被别人整死就是整死别人，人类社会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我们常说人类改造了社会，这是一种极为笼统的认识，说得确切一点，应该说是教师改造了人类社会。
妻子是我师范时的同学，也是一名教师。我老远跑去看她一次，她却硬拽着我到学生家，动员那些逃学躲学的学生回来上课。“不来读算球，大不了扣几文工资，工资扣完了我养你！”每次和妻子走村窜户回来，我都会牢骚几句，可妻子要么不出气，要么只是微微一笑。妻子在山区任教多年，调动工作很难，我劝她回家当好全职太太算了，免得一家三口三地分居。可磨破了嘴皮，豆大的泡也没起个，我只得偃旗息鼓。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加工资，可就是没教师的份。可我还从未听到妻子在薪水上有过怨言。相反妻子每天起得更早，睡得更晚了。为了升学率，他（她）们废寝忘食。为了钻研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一个个都有了熊猫眼（黑眼圈）。教师们在戴着脚镣跳舞，无论环境何等恶劣，他（她）们仍乐业、乐道、乐善、笃行，最后成为一只流泪的红蜡烛。他（她）们有着一颗炽热的心，一颗金子般的心，也是一颗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心。
吹啦弹唱、打球照相，只要教师们会的，都会教给学生。教学是崇高的布道，神圣的苦行。教师们天长日久禁锢在狭小的圈子中，去完成旷日持久的“教”与“学”的较劲，让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生命实现“自我对话”与“人的大写”。
有人把教师比作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把教师比作粉笔，在黑暗的土地上点亮心灯，播撒智慧和希望；有人把教师比作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有人把教师比作园丁，为培育祖国的花朵挥汗洒泪，献出青春终不悔。再生动形象的描述和教师的付出相比，都是那样的苍白，再华丽的词藻与教师的人格相比都是那样的无力。师者人之父母也！教师是最伟大的拓荒着，有你们的存在，世间每一寸土地都不会贫瘠。天下好人——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