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外传播，得益于贵霜帝国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弘扬，所以，最先前来中国译经传法的人，往往是来自贵霜帝国势力范围之内，比如印度西北方向的大月氏、粟特地区的康居、伊朗东部的安息各国的僧人和使者。到了三国时期，中国的僧人也开始有了自觉意识，不满中原现有的佛典，而希望到西域、印度求得经典，于是开始了西行求法的历程，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第一个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人，是曹魏时期的沙门朱士行。他于260年出发，西渡流沙，到达于阗国，求得梵本大品《般若经》，派弟子送回中原，在邺城译出。而他本人则一直未归，80岁时在于阗国去世。
更有名的求法僧是东晋的法显。399年，因感到律藏残缺，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智严、慧简、宝云、憎景、憎绍、慧达10人同行，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法显等循陆路西行，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南北道，经鄯善、焉耆、于阗、子合，越葱岭，到北天竺。403年，入中天竺，巡礼八大圣迹，在巴连弗邑（巴特耶，阿育王都城）抄写律本，收集佛经，学习教法。408年，沿恒河到多摩犁帝国（加尔各答南）。410年，渡海到狮子国（斯里兰卡）。411年，乘商船回国，绕马六甲海峡，漂至耶婆提洲（今爪哇），停5个月。412年4月，北航广州，遇风暴，7月中漂至山东长广郡崂山岸边。413年，入长安未果，到建康译经，先后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等。法显以60多岁的年龄，前往印度取经，从陆路去，从南海回，在外13年，历34国，完成了绕行一周的壮举，开辟了中印交往史和中国佛教史的新纪元，他的旅行记《佛国记》也成为后来求法僧的指南。
义净671年从广州出发，循海道，673年到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今塔姆卢克），后巡礼印度各地佛教圣迹，又在那烂陀寺学法10年。683年仍取海道东返，归途中在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停留6年多，期间为求纸墨和寻找译经助手，他曾于689年返回广州，邀请4位僧人，随他赴室利佛逝，在那里翻译佛典。特别是律藏，并将印度和南海等地佛教状况和求法经历，写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书。692年，义净遣僧人大津将此二书并新译经论十卷送到长安。翌年，他本人返回广州，计得梵本经律论近400部。695年抵达洛阳，受到武则天的盛情款待。后来在洛阳、长安两地译经，共译出107部，428卷，直到713年去世。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叙述了641年至691年间共61位僧人赴印度求法的情况，虽详略不一，但反映了7世纪南海、印度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交通情况，特别是从海路赴南亚的交通状况。
在众多求法僧中，能够到达印度本土，又学成回国，译经讲道，著书立说者，只有法显、玄奘、义净三人，其中以玄奘成就最大。中国僧侣纷纷赴印度求法取经、巡礼圣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印度笈多王朝兴盛的时代（319-500年）。笈多王朝不仅在版图上基本统一了印度全境，而且在文化上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印度教、佛教等同时发展，佛教艺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鸠摩罗·笈多一世修建的那烂陀寺，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阿旃陀石窟也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成为印度佛教艺术的代表。 事实上，魏晋到唐初前往印度巡礼的僧人，眼中所见的佛教石窟、造像、壁画，有相当多的是笈多时代的作品，或者是笈多时代留存的早期佛教遗迹。虽然求法僧的主要目的是求取佛典，但也关注造像。法显在僧伽施国，于精舍中见“当中阶作丈六立像，精舍后立石柱，高二十肘，上作狮子，柱内四边有佛像，内外映彻净若琉璃”。宋云、惠生在西北印度巡礼了多处佛教圣迹，如乌场国的佛晒衣处、覆石之迹、苦行投身饿虎处、剥皮拆骨为纸笔处，乾陀罗国的如来舍头施人处，佛沙伏城的如来挑眼施人处，特别是详细记录了乾陀罗城的雀离浮图，并且“剪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
玄奘对各处造像描述得更为详细，而且因为他随身带有高昌国配给的手拟，所以还可以把一些造像模拟带回。在玄奘643年进入长安时带回的佛经目录前面，列举了一组佛像，计有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刻檀佛像一躯，拟憍赏弥国出爱王（优填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躯，拟摩揭陀国鹫峰山说《法华》等经像金佛像一躯等。
所谓“拟”，应当说是对真实造像的模拟，而这里所列基本上都是当时印度各地最著名的佛造像。这些造像在《大唐西域记》中有相关记录。
关于“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憍赏弥国都城“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余尺，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邬陀衍那王（唐言出爱。旧云优填王，讹也）之所作也。灵相间起，神光时照。诸国君王恃力欲举，虽多人众，莫能转移。遂图供养，俱言得真，语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来成正觉已，上升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不还。其王思慕，愿图形像。乃请尊者没特伽罗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宫，亲观妙相，雕刻8檀。如来自天宫还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劳耶？开导末世，寔此为冀。’”。可见，玄奘请人把这些著名的造像，惟妙惟肖地摹写下来，带回唐朝。
除僧侣外，唐朝的官方使者王玄策在643年至661年几次出使印度，也曾见“西国瑞像无穷”，而且他曾专门带画师匠人，摹写印度瑞像真迹。
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件大型绢画上，绘有精美的印度各地的瑞像图，包括中天竺摩伽陀国放光瑞像、“迦毗罗卫国银瑞像”、“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瑞像”等；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中唐以后的洞窟中，也常见有印度瑞像图，藏经洞中叶出土有记录瑞像图的“瑞像记”，说明通过求法僧之手，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保存的造像、壁画图像，也传入了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人，是曹魏时期的沙门朱士行。他于260年出发，西渡流沙，到达于阗国，求得梵本大品《般若经》，派弟子送回中原，在邺城译出。而他本人则一直未归，80岁时在于阗国去世。
更有名的求法僧是东晋的法显。399年，因感到律藏残缺，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智严、慧简、宝云、憎景、憎绍、慧达10人同行，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法显等循陆路西行，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南北道，经鄯善、焉耆、于阗、子合，越葱岭，到北天竺。403年，入中天竺，巡礼八大圣迹，在巴连弗邑（巴特耶，阿育王都城）抄写律本，收集佛经，学习教法。408年，沿恒河到多摩犁帝国（加尔各答南）。410年，渡海到狮子国（斯里兰卡）。411年，乘商船回国，绕马六甲海峡，漂至耶婆提洲（今爪哇），停5个月。412年4月，北航广州，遇风暴，7月中漂至山东长广郡崂山岸边。413年，入长安未果，到建康译经，先后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等。法显以60多岁的年龄，前往印度取经，从陆路去，从南海回，在外13年，历34国，完成了绕行一周的壮举，开辟了中印交往史和中国佛教史的新纪元，他的旅行记《佛国记》也成为后来求法僧的指南。
义净671年从广州出发，循海道，673年到达东印度耽摩立底国（今塔姆卢克），后巡礼印度各地佛教圣迹，又在那烂陀寺学法10年。683年仍取海道东返，归途中在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停留6年多，期间为求纸墨和寻找译经助手，他曾于689年返回广州，邀请4位僧人，随他赴室利佛逝，在那里翻译佛典。特别是律藏，并将印度和南海等地佛教状况和求法经历，写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书。692年，义净遣僧人大津将此二书并新译经论十卷送到长安。翌年，他本人返回广州，计得梵本经律论近400部。695年抵达洛阳，受到武则天的盛情款待。后来在洛阳、长安两地译经，共译出107部，428卷，直到713年去世。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叙述了641年至691年间共61位僧人赴印度求法的情况，虽详略不一，但反映了7世纪南海、印度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交通情况，特别是从海路赴南亚的交通状况。
在众多求法僧中，能够到达印度本土，又学成回国，译经讲道，著书立说者，只有法显、玄奘、义净三人，其中以玄奘成就最大。中国僧侣纷纷赴印度求法取经、巡礼圣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印度笈多王朝兴盛的时代（319-500年）。笈多王朝不仅在版图上基本统一了印度全境，而且在文化上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印度教、佛教等同时发展，佛教艺术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鸠摩罗·笈多一世修建的那烂陀寺，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阿旃陀石窟也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成为印度佛教艺术的代表。 事实上，魏晋到唐初前往印度巡礼的僧人，眼中所见的佛教石窟、造像、壁画，有相当多的是笈多时代的作品，或者是笈多时代留存的早期佛教遗迹。虽然求法僧的主要目的是求取佛典，但也关注造像。法显在僧伽施国，于精舍中见“当中阶作丈六立像，精舍后立石柱，高二十肘，上作狮子，柱内四边有佛像，内外映彻净若琉璃”。宋云、惠生在西北印度巡礼了多处佛教圣迹，如乌场国的佛晒衣处、覆石之迹、苦行投身饿虎处、剥皮拆骨为纸笔处，乾陀罗国的如来舍头施人处，佛沙伏城的如来挑眼施人处，特别是详细记录了乾陀罗城的雀离浮图，并且“剪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
玄奘对各处造像描述得更为详细，而且因为他随身带有高昌国配给的手拟，所以还可以把一些造像模拟带回。在玄奘643年进入长安时带回的佛经目录前面，列举了一组佛像，计有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拟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刻檀佛像一躯，拟憍赏弥国出爱王（优填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银佛像一躯，拟摩揭陀国鹫峰山说《法华》等经像金佛像一躯等。
所谓“拟”，应当说是对真实造像的模拟，而这里所列基本上都是当时印度各地最著名的佛造像。这些造像在《大唐西域记》中有相关记录。
关于“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刻檀佛像一躯”，《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憍赏弥国都城“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余尺，有刻檀佛像，上悬石盖，邬陀衍那王（唐言出爱。旧云优填王，讹也）之所作也。灵相间起，神光时照。诸国君王恃力欲举，虽多人众，莫能转移。遂图供养，俱言得真，语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来成正觉已，上升天宫为母说法，三月不还。其王思慕，愿图形像。乃请尊者没特伽罗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宫，亲观妙相，雕刻8檀。如来自天宫还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劳耶？开导末世，寔此为冀。’”。可见，玄奘请人把这些著名的造像，惟妙惟肖地摹写下来，带回唐朝。
除僧侣外，唐朝的官方使者王玄策在643年至661年几次出使印度，也曾见“西国瑞像无穷”，而且他曾专门带画师匠人，摹写印度瑞像真迹。
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件大型绢画上，绘有精美的印度各地的瑞像图，包括中天竺摩伽陀国放光瑞像、“迦毗罗卫国银瑞像”、“婆罗痆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释迦牟尼灵鹫山说法瑞像”等；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中唐以后的洞窟中，也常见有印度瑞像图，藏经洞中叶出土有记录瑞像图的“瑞像记”，说明通过求法僧之手，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保存的造像、壁画图像，也传入了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