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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我们也在死。可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者，或者说只愿知道前者。《重症监护室》的引子里写了《无常经》里的这样一段话：“于诸世间，有三种法，‘不可念’，‘不光泽’，‘不可爱’，‘不称意’。这三种法，是老，病，死。”作者周芳问，这三种法，谁逃得过？既然自己逃不过，周芳便去直面它，选择去医院里当义工，去见证老，病，死；既然大众都逃不过，周芳便写出来，用文字去复原日常大众闪闪烁烁避之不及的三法。周芳知道，它们不会因为逃避而消失，也不会对谁有什么偏袒，所有生命终会经历这三件“不称意”。就在你我呼吸之间的这一秒，这个世界又有约四个人新生，两个人离去，生与死原本就是如此繁复交错，只是我们都愿看见其中的一面。于是，周芳用自己的在场、行动、与体验，为我们复原那另外一面。
重症监护室是生死边缘之地，是老、病、死发挥它们巨大威力的地方，昏迷不醒的病人，生命的体征变成呼吸仪上振幅不稳的波频，淹没在大片的灰白色纱布和复杂冰冷的治疗仪器里；而那些非昏迷者，却又经受着更为残酷的折磨。七床的王佳璐，重症肌无力，却不停地用发抖的手腕捏着笔坚持在纸上画，笔画四分五裂，字形扭扭曲曲：“她喘不过气来”，“她不能出气”，“她的表述里全是用的‘她’，她不说‘我’，‘我’不存在了。她不是她自己十三年了”。对于全身乏力的王佳璐来说，思维的清醒“对于她却是有毒的”。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脆弱，清楚地经历着疾病对她生活的毁灭，她不再是以前那个风情万种的小城会计员，而只是一个笔都拿不稳、痰都咳不出来、呼吸都吃力的重症病人。这是肉身破碎，灵魂完整的痛苦。
另一边，张老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疾病和衰弱一扫老汉年轻时的风光，窝囊到连自己的尿都管不住，干脆喝老鼠药想了结自己。家人发现后送到医院，两次灌流抢回了性命，人却疯了，张牙舞爪胡言乱语，管儿子叫爸、儿媳妇叫妈，“救活了肉体，灵魂却失踪了”。这是肉身仍在，灵魂却不见了的痛苦。周芳作为一位基督徒，信仰灵与肉的合一，也以信教者的视角探讨着一个问题：灵魂与肉体，当有一样丢了，“人”这一撇一捺可还写得稳？
除了要经受灵与肉极度分裂的苦难，清醒的重症患者还要面对自己“一无是处”的事实。“老”与“病”带走了他们自理的能力，带走了年轻时的种种风光。张老汉不再是那个走南闯北，凭力气勤扒苦做发家致富的能人，他管不住自己的尿成为了整个村子的秘密。曾经的铁人被一泡尿所打败，这也是为什么就算他清醒过来之后仍执意继续寻死不给自己留任何活路的原因。六床的老爷子，从前是个红军，凭着一股倔劲扛过了肾衰、心衰两道鬼门关，清醒之后极度羞耻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在床上排便，还得麻烦护士帮忙清理，打针时裤子也不能穿。从前过草地时的坚忍，杀敌军的英勇统统帮不了他。“我这是脸，不是屁股啊！”老爷子一边扇自己的涨得通红的脸一边叫嚷。老爷子的儿子落泪，病房里的其他人也无不心疼，可好像还有另外摸不着的目击者在看着好戏。
被“三法”捉住的重症患者们承受着异于常人的苦痛折磨，却也拥有着最为简单纯粹的愿望。一床的年轻小伙子刘浩云从八层楼高的工地上摔下来，体内的器官全摔破了。年轻的他经过二十天在死亡线上的挣扎，终于挺了过来，醒了的第一句话便是想喝水，情况好了点就喊着想吃面。那带给十九岁生命以活力的水与面，仿佛像最初哺育婴儿的乳汁一样神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在如此特殊的情境之下，得以抛开一些繁杂琐碎的装饰，露出真实的样子。二十八床的高振邦因为一场车祸脑部重创，成为植物人，再也没法给妻子王四红揉肩捶背，带她去北京度蜜月，连打哈欠都变成了只是面部肌肉無意识的动作。杀猪的高振邦与村花王四红，他们两人当时的结合，就不被村里的人看好，可王四红却没有因此抛弃高振邦。走出一开始得知噩耗的打击，她擦干眼泪，仔仔细细地照顾着高振邦，还给高振邦改名叫“高兴”，给自己改名叫“王美丽”，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感染者重症监护室里的每一个人。灵肉分离的王佳璐，年轻貌美时她的那些追随者一个一个全没露过面，只有她的前夫，虽然传闻被戴上了“绿帽子”，仍时不时的过来看她，分担王佳璐的医药费，在重症监护室的长椅上将就一晚，只想知道王佳璐的最新情况，将往事的苦咽在心里，惦记着去给她买她喜欢的貂皮大衣。
可真相不尽是美好的。有人对重病的亲人尽心尽力、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也有人逃避责任、忘掉亲情血浓于水。特九床的赵老太宛如一个现实版的祥林嫂，一见着人就嘀咕着当天她出事的情况，诉说她苦命的生活。她强烈的倾诉的欲望烦扰着忙得团团转的护士医生，五个月了，而且还将继续烦扰下去，因为没人来接她回家，她被子女晾在了重症监护室。躲过了呼吸衰竭的晏楚林老爷子，却没躲过与赵老太同样的命运。殷实的儿女把这生死边缘地当成了“全托所”，准时地付清所有的医疗费，却一次也没能满足老爷子需要家人陪伴的简单愿望。而比这更残忍的是，被生计压垮的家人，在与死神拔河赛中溃不成军、主动放手。三床的王桂香老人积极配合着治疗，可家人再也承担不起一天就大幾千的开销。儿子女儿跪在床边，哭着“姆妈，我们没钱了，没钱”。老伴跟她穿上衣服，低声说：“过年了，我给你坟头上烧蛮多钱。”就单单这一句，足以让人涕泗横流。
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真实到仿佛读完后读者也在重症监护室这生死边缘地里走了一遭。作者以其在场的记述，向我们复原了被我们忽略的那一面的疾苦悲欢，病人、病人家属、医生与护士，重症监护室里的人物形象在我们面前一一展开，人的坚忍与脆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与纯粹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彰显得淋漓尽致。
于是，我们看到了“非虚构”写作的强大生命力。在虚构作品愈来愈泛滥雷同、空洞俗套的现在，需要《重症监护室》这样深刻关怀着现实与生活的作品，将读者们拉出臆想的安乐窝，去面对远比虚构作品更复杂的生活本身。而周芳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容纳如此复杂的生活百态，反映一系列问题，并且有一定深度，直击读者内心，与选材本身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周芳选择以何种方式去向读者展示她所搜集到的这些素材。日记式的记述让周芳能毫无阻碍的对文本投入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直接地去评价人与事，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情感态度。而且，周芳还另外穿插了几则带有虚构意味的完整的故事，比如对于张老汉生病前风光能干的描写，又比如对王佳璐与朱成文故事的交代，这在塑造出人物的同时，详细细节和背景的交代也无疑能够加深对读者的震撼效果。又如作者在最后安排自己也成为了一位病人，虽然对作品的“非虚构性”头衔有一定冲击，却也丝毫没有破坏作品整体的“真实性”，将之前单纯的旁观者和之后以病人的身份离开医院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了文本的连贯性。
此外，对作品深度的拓展最有帮助的，还是“补记”这一个形式的巧妙安排。有的评论家指出：“补记是作者的妙招。作品本来就是以义工手记为基础创作而成，当然不存在边写边漏，需要事后拾遗补漏的情况，实乃作者刻意为之。”在补记里，作者或是添加一些事件与正文中的进行对比，如11月9日的补记中记述了农村女孩高巧巧的父亲同意器官捐献，而正文中刘军兰的家属始终不答应红十字会的请求，态度坚决；或是延伸到其他的医院生活中，如10月23日的补记便详细描绘了余主任给病人介绍病情的场景，勾勒出医患之间紧绷的关系；又或是刻画医院外的私人生活，写母亲、写丈夫、写孩子、写朋友，补全生死两面的描写；再或是对情感的升华，如10月25日摘录了《圣经》的选段，12月3日摘录了弥尔顿的诗节。这些补记触及重症监护室之外，使作者的视角更为全面，其间还夹杂着作者对自己的反思，使得文本除了有对病患者的感性描写层面，还有理性思索的层面，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作者对翔实内容的恰当安排，让我们得以透过36篇日记看到一个个不同的人物，一种种不同的命运。他们在“三法”的那头，我们在“三法”的这头，而何时轮到我们去到那头，我们不得而知。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的周芳，感恩每束花、每棵草、每寸阳光，脏兮兮的菜场，人挤人的公交都不再那么惹人厌恶。“只要我见到的每一缕呼吸，只要她热腾腾的，就是好的。骂娘也好，挖鼻孔也好，我相遇的每个人，只要他能眨眼，他能笑，能哭，能告诉我，他在，都是好的。”在生死边缘地走一遭之后，周芳获得了自己的涅槃。她对生命那一面的刻画复原，为这一面的我们开了扇窗，提醒我们，就简单地好好活着。
陈欣然，华中师范大学2016级文艺学研究生。
重症监护室是生死边缘之地，是老、病、死发挥它们巨大威力的地方，昏迷不醒的病人，生命的体征变成呼吸仪上振幅不稳的波频，淹没在大片的灰白色纱布和复杂冰冷的治疗仪器里；而那些非昏迷者，却又经受着更为残酷的折磨。七床的王佳璐，重症肌无力，却不停地用发抖的手腕捏着笔坚持在纸上画，笔画四分五裂，字形扭扭曲曲：“她喘不过气来”，“她不能出气”，“她的表述里全是用的‘她’，她不说‘我’，‘我’不存在了。她不是她自己十三年了”。对于全身乏力的王佳璐来说，思维的清醒“对于她却是有毒的”。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脆弱，清楚地经历着疾病对她生活的毁灭，她不再是以前那个风情万种的小城会计员，而只是一个笔都拿不稳、痰都咳不出来、呼吸都吃力的重症病人。这是肉身破碎，灵魂完整的痛苦。
另一边，张老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疾病和衰弱一扫老汉年轻时的风光，窝囊到连自己的尿都管不住，干脆喝老鼠药想了结自己。家人发现后送到医院，两次灌流抢回了性命，人却疯了，张牙舞爪胡言乱语，管儿子叫爸、儿媳妇叫妈，“救活了肉体，灵魂却失踪了”。这是肉身仍在，灵魂却不见了的痛苦。周芳作为一位基督徒，信仰灵与肉的合一，也以信教者的视角探讨着一个问题：灵魂与肉体，当有一样丢了，“人”这一撇一捺可还写得稳？
除了要经受灵与肉极度分裂的苦难，清醒的重症患者还要面对自己“一无是处”的事实。“老”与“病”带走了他们自理的能力，带走了年轻时的种种风光。张老汉不再是那个走南闯北，凭力气勤扒苦做发家致富的能人，他管不住自己的尿成为了整个村子的秘密。曾经的铁人被一泡尿所打败，这也是为什么就算他清醒过来之后仍执意继续寻死不给自己留任何活路的原因。六床的老爷子，从前是个红军，凭着一股倔劲扛过了肾衰、心衰两道鬼门关，清醒之后极度羞耻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在床上排便，还得麻烦护士帮忙清理，打针时裤子也不能穿。从前过草地时的坚忍，杀敌军的英勇统统帮不了他。“我这是脸，不是屁股啊！”老爷子一边扇自己的涨得通红的脸一边叫嚷。老爷子的儿子落泪，病房里的其他人也无不心疼，可好像还有另外摸不着的目击者在看着好戏。
被“三法”捉住的重症患者们承受着异于常人的苦痛折磨，却也拥有着最为简单纯粹的愿望。一床的年轻小伙子刘浩云从八层楼高的工地上摔下来，体内的器官全摔破了。年轻的他经过二十天在死亡线上的挣扎，终于挺了过来，醒了的第一句话便是想喝水，情况好了点就喊着想吃面。那带给十九岁生命以活力的水与面，仿佛像最初哺育婴儿的乳汁一样神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在如此特殊的情境之下，得以抛开一些繁杂琐碎的装饰，露出真实的样子。二十八床的高振邦因为一场车祸脑部重创，成为植物人，再也没法给妻子王四红揉肩捶背，带她去北京度蜜月，连打哈欠都变成了只是面部肌肉無意识的动作。杀猪的高振邦与村花王四红，他们两人当时的结合，就不被村里的人看好，可王四红却没有因此抛弃高振邦。走出一开始得知噩耗的打击，她擦干眼泪，仔仔细细地照顾着高振邦，还给高振邦改名叫“高兴”，给自己改名叫“王美丽”，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感染者重症监护室里的每一个人。灵肉分离的王佳璐，年轻貌美时她的那些追随者一个一个全没露过面，只有她的前夫，虽然传闻被戴上了“绿帽子”，仍时不时的过来看她，分担王佳璐的医药费，在重症监护室的长椅上将就一晚，只想知道王佳璐的最新情况，将往事的苦咽在心里，惦记着去给她买她喜欢的貂皮大衣。
可真相不尽是美好的。有人对重病的亲人尽心尽力、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也有人逃避责任、忘掉亲情血浓于水。特九床的赵老太宛如一个现实版的祥林嫂，一见着人就嘀咕着当天她出事的情况，诉说她苦命的生活。她强烈的倾诉的欲望烦扰着忙得团团转的护士医生，五个月了，而且还将继续烦扰下去，因为没人来接她回家，她被子女晾在了重症监护室。躲过了呼吸衰竭的晏楚林老爷子，却没躲过与赵老太同样的命运。殷实的儿女把这生死边缘地当成了“全托所”，准时地付清所有的医疗费，却一次也没能满足老爷子需要家人陪伴的简单愿望。而比这更残忍的是，被生计压垮的家人，在与死神拔河赛中溃不成军、主动放手。三床的王桂香老人积极配合着治疗，可家人再也承担不起一天就大幾千的开销。儿子女儿跪在床边，哭着“姆妈，我们没钱了，没钱”。老伴跟她穿上衣服，低声说：“过年了，我给你坟头上烧蛮多钱。”就单单这一句，足以让人涕泗横流。
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真实到仿佛读完后读者也在重症监护室这生死边缘地里走了一遭。作者以其在场的记述，向我们复原了被我们忽略的那一面的疾苦悲欢，病人、病人家属、医生与护士，重症监护室里的人物形象在我们面前一一展开，人的坚忍与脆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与纯粹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彰显得淋漓尽致。
于是，我们看到了“非虚构”写作的强大生命力。在虚构作品愈来愈泛滥雷同、空洞俗套的现在，需要《重症监护室》这样深刻关怀着现实与生活的作品，将读者们拉出臆想的安乐窝，去面对远比虚构作品更复杂的生活本身。而周芳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容纳如此复杂的生活百态，反映一系列问题，并且有一定深度，直击读者内心，与选材本身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周芳选择以何种方式去向读者展示她所搜集到的这些素材。日记式的记述让周芳能毫无阻碍的对文本投入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直接地去评价人与事，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情感态度。而且，周芳还另外穿插了几则带有虚构意味的完整的故事，比如对于张老汉生病前风光能干的描写，又比如对王佳璐与朱成文故事的交代，这在塑造出人物的同时，详细细节和背景的交代也无疑能够加深对读者的震撼效果。又如作者在最后安排自己也成为了一位病人，虽然对作品的“非虚构性”头衔有一定冲击，却也丝毫没有破坏作品整体的“真实性”，将之前单纯的旁观者和之后以病人的身份离开医院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了文本的连贯性。
此外，对作品深度的拓展最有帮助的，还是“补记”这一个形式的巧妙安排。有的评论家指出：“补记是作者的妙招。作品本来就是以义工手记为基础创作而成，当然不存在边写边漏，需要事后拾遗补漏的情况，实乃作者刻意为之。”在补记里，作者或是添加一些事件与正文中的进行对比，如11月9日的补记中记述了农村女孩高巧巧的父亲同意器官捐献，而正文中刘军兰的家属始终不答应红十字会的请求，态度坚决；或是延伸到其他的医院生活中，如10月23日的补记便详细描绘了余主任给病人介绍病情的场景，勾勒出医患之间紧绷的关系；又或是刻画医院外的私人生活，写母亲、写丈夫、写孩子、写朋友，补全生死两面的描写；再或是对情感的升华，如10月25日摘录了《圣经》的选段，12月3日摘录了弥尔顿的诗节。这些补记触及重症监护室之外，使作者的视角更为全面，其间还夹杂着作者对自己的反思，使得文本除了有对病患者的感性描写层面，还有理性思索的层面，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作者对翔实内容的恰当安排，让我们得以透过36篇日记看到一个个不同的人物，一种种不同的命运。他们在“三法”的那头，我们在“三法”的这头，而何时轮到我们去到那头，我们不得而知。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的周芳，感恩每束花、每棵草、每寸阳光，脏兮兮的菜场，人挤人的公交都不再那么惹人厌恶。“只要我见到的每一缕呼吸，只要她热腾腾的，就是好的。骂娘也好，挖鼻孔也好，我相遇的每个人，只要他能眨眼，他能笑，能哭，能告诉我，他在，都是好的。”在生死边缘地走一遭之后，周芳获得了自己的涅槃。她对生命那一面的刻画复原，为这一面的我们开了扇窗，提醒我们，就简单地好好活着。
陈欣然，华中师范大学2016级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