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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垃圾分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受到了广泛关注。上海市政府于1995年就开展了垃圾分类的试点工作，然而，上海市统计局在2013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98.9%的居民有垃圾分类的意向，但仅有26.4%的居民会实施垃圾分类。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些政策能促进垃圾分类行为的提高？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广泛阅读文献资料，构建了“动机——意识——行为”的整合性解释框架，并对300位上海市民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搜集和整理资料，我发现垃圾回收设施的不恰当设置，会对垃圾分类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新加坡很多公寓在樓栋中央设置了垃圾通道，居民直接可以从居住楼层的垃圾管道内丢弃垃圾。这种设施为居民的“不分类”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当地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举步维艰。再比如，国内有的小区设置了非常细致的垃圾分类区，要求居民将纸类、塑料、金属、玻璃、厨余垃圾、废电池、砖瓦尘土、日用化学品等垃圾严格按类别分装丢弃，这对于垃圾分类意识普遍相对淡薄的市民来说，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针对这类情况，我们建议政府在小区内设置相对集中且简单易操作的垃圾分类区，同时可以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对垃圾分类进行不间断的讲解和引导，以改善“不投放”和“乱投放”行为。
我在研究中还关注了一个特别的群体：拾荒者。分拣可回收垃圾是拾荒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意味着这一群体成了垃圾分类的重要行动者，那么他们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会不会产生影响呢？研究结果表明，居民趋向于认为拾荒者能够替他们完成垃圾分类任务，因此没必要进行专门的垃圾分类。然而，拾荒者只选择挑拣干垃圾，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使得湿垃圾成为生活垃圾的主要成分之一。如果只依赖拾荒者去分拣垃圾，那么湿垃圾与干垃圾就不能分离，这将成为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主要障碍之一。
结合这一研究，我们建议政府一方面对进行厨余垃圾分类的居民实施适当奖励，比如将厨余垃圾降解后形成的有机肥料免费提供给居民。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促使拾荒者对多种类型的垃圾进行分拣，让拾荒者成为垃圾分类环节中的关键角色。
最终，我们的文章《基于“动机——意识——行为”模型的生活垃圾分类研究：中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被环境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清洁生产杂志）”接收，业内专家也认为文章的政策建议对垃圾管理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搜集和整理资料，我发现垃圾回收设施的不恰当设置，会对垃圾分类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新加坡很多公寓在樓栋中央设置了垃圾通道，居民直接可以从居住楼层的垃圾管道内丢弃垃圾。这种设施为居民的“不分类”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当地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举步维艰。再比如，国内有的小区设置了非常细致的垃圾分类区，要求居民将纸类、塑料、金属、玻璃、厨余垃圾、废电池、砖瓦尘土、日用化学品等垃圾严格按类别分装丢弃，这对于垃圾分类意识普遍相对淡薄的市民来说，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针对这类情况，我们建议政府在小区内设置相对集中且简单易操作的垃圾分类区，同时可以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对垃圾分类进行不间断的讲解和引导，以改善“不投放”和“乱投放”行为。
我在研究中还关注了一个特别的群体：拾荒者。分拣可回收垃圾是拾荒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意味着这一群体成了垃圾分类的重要行动者，那么他们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会不会产生影响呢？研究结果表明，居民趋向于认为拾荒者能够替他们完成垃圾分类任务，因此没必要进行专门的垃圾分类。然而，拾荒者只选择挑拣干垃圾，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使得湿垃圾成为生活垃圾的主要成分之一。如果只依赖拾荒者去分拣垃圾，那么湿垃圾与干垃圾就不能分离，这将成为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的主要障碍之一。
结合这一研究，我们建议政府一方面对进行厨余垃圾分类的居民实施适当奖励，比如将厨余垃圾降解后形成的有机肥料免费提供给居民。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促使拾荒者对多种类型的垃圾进行分拣，让拾荒者成为垃圾分类环节中的关键角色。
最终，我们的文章《基于“动机——意识——行为”模型的生活垃圾分类研究：中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被环境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清洁生产杂志）”接收，业内专家也认为文章的政策建议对垃圾管理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