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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是热度最高的关键词，甚至超过“房价”。同时，教育，也是背负骂名最多的关键词，人人提起都有一肚子抱怨。
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减负”又是一个关键词，大家的耳朵听得磨出老茧，但学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却依旧存在。
日前，《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上海市教委巡视员、著名教育专家尹后庆，作为曾经的中学老师、如今主管基础教育的官员，尹后庆对学业负担和“减负”都有切身而深刻的体会。
负担和“量”
没有必然关系
《新民周刊》：“减负”已经老生常谈，到底什么是“学业负担”？
尹后庆：学习总要有一定的负载。负载过轻， 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负载过重，会破坏和扭曲学生的发展，而且学习就成了令人生厌而又不得不为 之的“负担”。
“减负”是当前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减负本身并不是目的，学习也不是越轻松越好，减负的目的还是为了更有利于学习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发展。
从负担的科学剖析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学生的额外负担从何而来？学生的合理负担又该如何确定？
“学业负担”是学生在参与学习活动中的一种身心感受，是主观的，所以，同样的学习，对有的学生构成负担，而对有的学生则构不成负担；对有的学生构成可以承受的负担，对有的学生则构成不可承受的负担。“学业负担”既是个人问题，也是教育问题，同时还是社会问题。
《新民周刊》：零负担的教育就是对的教育吗？
尹后庆：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学生学习内容过多、作业量过大，学习任务过重吗？这只是学生负担过重的表象。
我也常常在想，当王羲之练起书法、陈景润钻进数学、鲁迅写起小说时，那一刻尽管学习研究的任务多、耗时长，但一切烦闷、焦虑等心理负担似乎都与他们“绝缘”，在这种旁人看起来艰苦的过程中，他们却体会着惬意与幸福。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负担和“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真正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并不在于负担的“量”，而在于“质”。要把“减负”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就应该首先思考学生中究竟哪部分群体构成了“学业负担”的承受者；其次，哪些是“合理负担”，哪些又是“额外负担”；第三，在不合理的“额外负担”中，哪些是由社会原因而致，哪些是由教育本身所致。
《新民周刊》：一些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少布置作业，有的家长反映学生太闲没事做，如果多布置作业，有的家长又说作业多到做不完。这是不是说学业负担是一个难以衡量的说法？
尹后庆：在广大中小学生之中，构成“学业负担”承受者主体的既不是以学习为乐事的优秀学生，也不是因成绩差而丧失信心的后进生，而是学习的中间者。
不合理的“学业负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社会原因而致的负担。它包括：由于相对于人口众多而致的教育资源缺乏导致的学业负担、由表现为“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投射到学生身上的负担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学业负担”的减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另一类则是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每年进行的“减负”调查显示，增加课时、作业量过多和统测是造成学生过重负担的重要因素。无意义、低效能、高利害的作业与测试加重学生负担，折损其身体健康的现象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减负”只靠学校没有用
《新民周刊》：上海的“减负”举措，常常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学生“减负”的成效到底怎样？
尹后庆：去年底，OECD发布了2009年PISA测试成绩，上海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中均获得了全球第一，这说明上海基础教育的学业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另一个数据更令我们深思，在学习时间方面，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学生课业负担显示偏重。
同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监测数据也表明，从2006年到2010年的5年间，上海学生学业压力和课业负担上没有改善，主要表现在作业时间长、睡眠时间少、周末补课多、体育锻炼少等，应试教育的推波助澜，给学生终身发展带来了诸多缺陷。这同越来越强调人格形成、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的世界趋势相比，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显然，在获得高质量的教育的背后，还存在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
《新民周刊》：“减负”这么多年，为什么越减负担越重？
尹后庆：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减负令”基本沿袭自上而下的路徑，聚焦于学校教育本身。
从“减负”的主要措施看，历年来的“减负”基本是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入手，这些措施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在各个学校实行的“ 减负” 措施是多么有效，只要当家长和学生重新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时，所有举措都立即变得“苍白无力”，甚至越减越多，于是“减负”工作逐渐演变成“负担过重——减负——负担更重——再减负”的怪圈。
《新民周刊》：家长和学生反映最多的就是作业问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半学生觉得作业量太大。像作业太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无法改变？
尹后庆：当前，很多学校比较关注上课，但是对备课、对作业练习、对个别辅导等环节重视不够，从而导致紧密连接的教学环节有些脱节。
有家长反映有的语文教师为了提高考试成绩，反复让学生抄写大量的字、词、句，而忽略了字、词、句相互关系的教学与练习。有的老师让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每天滚动抄写语文课文后的字词，今天抄写1-10课，明天抄写5-15课，以此类推，最多时，学生一天居然要抄写20课的字词。要求家长念，学生写，占用了家长大量时间，学生也产生了不满情绪，还影响了其他学科的作业完成情况。
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常常出现一种现象：教师缺乏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分析，又不加选择地压给学生过量的作业，刚才的例子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以为只要多做练习就能提高质量，作业之后既不批又不改，只让学生自己对答案，耐心的“面批”不见了，有效的“订正”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千人一面的“一课一练”，这样的教学能有效吗？高效率作业环节的缺失把教学的连贯过程“拦腰斩断”，反馈失去效用，辅导又不跟进，学生学习成了“夹生饭”，而考试和下一轮教学又按部就班地叠加上去，这样，学生的负担能不重吗？ 面对社会对小学生无效作业过重的反映，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缺乏面对问题的勇气，还是缺乏解决问题的激情？为什么这样的低级错误长期存在、反复出现？
改变选拔机制
《新民周刊》：学业负担是不是高考造成的？
尹后庆：这样说就把学业负担的原因太简单化了。
一个大的背景是，社会成员之间因经济收入有别而出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愈来愈悬殊，而教育上的贫困几乎影响到个体发展的所有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信息时代条件下，教育成为改善人生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制造贫富悬殊的重要工具。
然而问题在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应该建立在对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完善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以升学考试的分数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那么，就从根本上扭曲了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在现实中，学生升学考试分数的高低对他的职业选择与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学历的高低已成为“白领”与“蓝领”、“官”与“民”的分界线，已成为日后利益分配、价值体现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升学的竞争实质上已演化成未来发展的竞争，在如此之社会导向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焉能不重？这可以说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屡减不轻的一个根源性的因素。
《新民周刊》：什么样的考试才是科学的？
尹后庆：长期以来，我们评价教育质量的手段单一，方法陈旧，对评价过程的控制和对评价结果的利用不尽科学。
纸笔考试是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的主要方式，单一的评价方式再加上评价的结果被不恰当的使用带来较为突出的负面效应。虽然这种被大家称为高利害评价的手段对促进学习和教学虽然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其不足日渐显现。尽管国家和地方三令五申，对考试的形式、内容和结果应用上作出明确规定，但考试依然铺天盖地，实际上已经主导了教和学。
高利害的测试内容框定，结果往往导致教师所教授的内容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或者过度关注学科和认知技巧。很明显，高利害测验对于课程的腐蚀，剥夺了许多学生应该学习的重要东西，对于他们而言，不合理的高利害测验的根本后果是严重减少了他们应该接受的教育，遮蔽了教育的丰富内涵。
同样，高利害的测验导致教师不得不带领学生进行大量重复练习，如此超负荷的练习活动将会抹杀学生真正的学习兴趣，学生在一个真正有趣的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和对于知识的兴趣，都被这一系列单调乏味的、以测验为中心的练习活动赶走了。
《新民周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课外补习班已经成了学生负担的主要来源，您怎么看？
尹后庆：在“唯分数、唯学历”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畸形的社会需求，提供了合适的气候与土壤。因此，各类教学参考资料、习题集充斥书刊市场，各种补习学校、提高班等蜂拥而起，各项邀请赛、选拔赛层出不穷，这一切，无不与编写出版者、组织举办者的经济利益相关，而由中小学生教育消费形成的市场，又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市场。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恰恰使中小学生本已过重的学业负担“雪上加霜”。
《新民周刊》：中国独有的独生子女现象，是不是也给“减负”带来了阻力？
尹后庆：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使得家长们对孩子受教育的期望值水涨船高。目前在校的中小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个灿烂的前程呢？
在“唯升学率”的影响，绝大多数家长关心子女的教育，但大多又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与方法，往往不惜工本地为子女的学习层层加码，不顾子女的实际学习状况，盲目请家教、加作业，这种家庭教育的结果往往导致学生没有娱乐时间，处于被动状态，学习效果不佳。也有部分家长知识层次较高，深知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和“唯升学率”倾向的危害，但又有谁愿意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呢？因此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徒叹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课业负担当然是有增无减。
《新民周刊》：难道没有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减轻学业负担？
尹后庆：当然有，但的确需要时间。首先我们需要整个社会确立起不唯学历，主要以实际能力为依据的社会选拔机制。这是一件相當艰难但又必须下大力气去做的事，因为回避它就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选拔机制的核心，是劳动、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改革。
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制约着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现实是最好的老师。随着不唯学历、主要以实际能力为依据的社会选拔机制的形成，必将促使人们观念的转变，改变只重学历不重能力的倾向，进而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
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减负”又是一个关键词，大家的耳朵听得磨出老茧，但学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却依旧存在。
日前，《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上海市教委巡视员、著名教育专家尹后庆，作为曾经的中学老师、如今主管基础教育的官员，尹后庆对学业负担和“减负”都有切身而深刻的体会。
负担和“量”
没有必然关系
《新民周刊》：“减负”已经老生常谈，到底什么是“学业负担”？
尹后庆：学习总要有一定的负载。负载过轻， 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负载过重，会破坏和扭曲学生的发展，而且学习就成了令人生厌而又不得不为 之的“负担”。
“减负”是当前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减负本身并不是目的，学习也不是越轻松越好，减负的目的还是为了更有利于学习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发展。
从负担的科学剖析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学生的额外负担从何而来？学生的合理负担又该如何确定？
“学业负担”是学生在参与学习活动中的一种身心感受，是主观的，所以，同样的学习，对有的学生构成负担，而对有的学生则构不成负担；对有的学生构成可以承受的负担，对有的学生则构成不可承受的负担。“学业负担”既是个人问题，也是教育问题，同时还是社会问题。
《新民周刊》：零负担的教育就是对的教育吗？
尹后庆：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学生学习内容过多、作业量过大，学习任务过重吗？这只是学生负担过重的表象。
我也常常在想，当王羲之练起书法、陈景润钻进数学、鲁迅写起小说时，那一刻尽管学习研究的任务多、耗时长，但一切烦闷、焦虑等心理负担似乎都与他们“绝缘”，在这种旁人看起来艰苦的过程中，他们却体会着惬意与幸福。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负担和“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真正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并不在于负担的“量”，而在于“质”。要把“减负”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就应该首先思考学生中究竟哪部分群体构成了“学业负担”的承受者；其次，哪些是“合理负担”，哪些又是“额外负担”；第三，在不合理的“额外负担”中，哪些是由社会原因而致，哪些是由教育本身所致。
《新民周刊》：一些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少布置作业，有的家长反映学生太闲没事做，如果多布置作业，有的家长又说作业多到做不完。这是不是说学业负担是一个难以衡量的说法？
尹后庆：在广大中小学生之中，构成“学业负担”承受者主体的既不是以学习为乐事的优秀学生，也不是因成绩差而丧失信心的后进生，而是学习的中间者。
不合理的“学业负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社会原因而致的负担。它包括：由于相对于人口众多而致的教育资源缺乏导致的学业负担、由表现为“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投射到学生身上的负担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学业负担”的减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另一类则是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每年进行的“减负”调查显示，增加课时、作业量过多和统测是造成学生过重负担的重要因素。无意义、低效能、高利害的作业与测试加重学生负担，折损其身体健康的现象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减负”只靠学校没有用
《新民周刊》：上海的“减负”举措，常常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学生“减负”的成效到底怎样？
尹后庆：去年底，OECD发布了2009年PISA测试成绩，上海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中均获得了全球第一，这说明上海基础教育的学业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另一个数据更令我们深思，在学习时间方面，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学生课业负担显示偏重。
同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监测数据也表明，从2006年到2010年的5年间，上海学生学业压力和课业负担上没有改善，主要表现在作业时间长、睡眠时间少、周末补课多、体育锻炼少等，应试教育的推波助澜，给学生终身发展带来了诸多缺陷。这同越来越强调人格形成、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的世界趋势相比，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显然，在获得高质量的教育的背后，还存在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
《新民周刊》：“减负”这么多年，为什么越减负担越重？
尹后庆：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减负令”基本沿袭自上而下的路徑，聚焦于学校教育本身。
从“减负”的主要措施看，历年来的“减负”基本是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入手，这些措施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在各个学校实行的“ 减负” 措施是多么有效，只要当家长和学生重新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时，所有举措都立即变得“苍白无力”，甚至越减越多，于是“减负”工作逐渐演变成“负担过重——减负——负担更重——再减负”的怪圈。
《新民周刊》：家长和学生反映最多的就是作业问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半学生觉得作业量太大。像作业太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无法改变？
尹后庆：当前，很多学校比较关注上课，但是对备课、对作业练习、对个别辅导等环节重视不够，从而导致紧密连接的教学环节有些脱节。
有家长反映有的语文教师为了提高考试成绩，反复让学生抄写大量的字、词、句，而忽略了字、词、句相互关系的教学与练习。有的老师让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每天滚动抄写语文课文后的字词，今天抄写1-10课，明天抄写5-15课，以此类推，最多时，学生一天居然要抄写20课的字词。要求家长念，学生写，占用了家长大量时间，学生也产生了不满情绪，还影响了其他学科的作业完成情况。
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常常出现一种现象：教师缺乏对学生学习状况的分析，又不加选择地压给学生过量的作业，刚才的例子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以为只要多做练习就能提高质量，作业之后既不批又不改，只让学生自己对答案，耐心的“面批”不见了，有效的“订正”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千人一面的“一课一练”，这样的教学能有效吗？高效率作业环节的缺失把教学的连贯过程“拦腰斩断”，反馈失去效用，辅导又不跟进，学生学习成了“夹生饭”，而考试和下一轮教学又按部就班地叠加上去，这样，学生的负担能不重吗？ 面对社会对小学生无效作业过重的反映，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缺乏面对问题的勇气，还是缺乏解决问题的激情？为什么这样的低级错误长期存在、反复出现？
改变选拔机制
《新民周刊》：学业负担是不是高考造成的？
尹后庆：这样说就把学业负担的原因太简单化了。
一个大的背景是，社会成员之间因经济收入有别而出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愈来愈悬殊，而教育上的贫困几乎影响到个体发展的所有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信息时代条件下，教育成为改善人生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制造贫富悬殊的重要工具。
然而问题在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应该建立在对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完善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以升学考试的分数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那么，就从根本上扭曲了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在现实中，学生升学考试分数的高低对他的职业选择与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学历的高低已成为“白领”与“蓝领”、“官”与“民”的分界线，已成为日后利益分配、价值体现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升学的竞争实质上已演化成未来发展的竞争，在如此之社会导向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焉能不重？这可以说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屡减不轻的一个根源性的因素。
《新民周刊》：什么样的考试才是科学的？
尹后庆：长期以来，我们评价教育质量的手段单一，方法陈旧，对评价过程的控制和对评价结果的利用不尽科学。
纸笔考试是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的主要方式，单一的评价方式再加上评价的结果被不恰当的使用带来较为突出的负面效应。虽然这种被大家称为高利害评价的手段对促进学习和教学虽然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其不足日渐显现。尽管国家和地方三令五申，对考试的形式、内容和结果应用上作出明确规定，但考试依然铺天盖地，实际上已经主导了教和学。
高利害的测试内容框定，结果往往导致教师所教授的内容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或者过度关注学科和认知技巧。很明显，高利害测验对于课程的腐蚀，剥夺了许多学生应该学习的重要东西，对于他们而言，不合理的高利害测验的根本后果是严重减少了他们应该接受的教育，遮蔽了教育的丰富内涵。
同样，高利害的测验导致教师不得不带领学生进行大量重复练习，如此超负荷的练习活动将会抹杀学生真正的学习兴趣，学生在一个真正有趣的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和对于知识的兴趣，都被这一系列单调乏味的、以测验为中心的练习活动赶走了。
《新民周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课外补习班已经成了学生负担的主要来源，您怎么看？
尹后庆：在“唯分数、唯学历”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畸形的社会需求，提供了合适的气候与土壤。因此，各类教学参考资料、习题集充斥书刊市场，各种补习学校、提高班等蜂拥而起，各项邀请赛、选拔赛层出不穷，这一切，无不与编写出版者、组织举办者的经济利益相关，而由中小学生教育消费形成的市场，又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市场。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恰恰使中小学生本已过重的学业负担“雪上加霜”。
《新民周刊》：中国独有的独生子女现象，是不是也给“减负”带来了阻力？
尹后庆：独生子女家庭的普及，使得家长们对孩子受教育的期望值水涨船高。目前在校的中小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个灿烂的前程呢？
在“唯升学率”的影响，绝大多数家长关心子女的教育，但大多又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与方法，往往不惜工本地为子女的学习层层加码，不顾子女的实际学习状况，盲目请家教、加作业，这种家庭教育的结果往往导致学生没有娱乐时间，处于被动状态，学习效果不佳。也有部分家长知识层次较高，深知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和“唯升学率”倾向的危害，但又有谁愿意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呢？因此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徒叹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课业负担当然是有增无减。
《新民周刊》：难道没有釜底抽薪的办法来减轻学业负担？
尹后庆：当然有，但的确需要时间。首先我们需要整个社会确立起不唯学历，主要以实际能力为依据的社会选拔机制。这是一件相當艰难但又必须下大力气去做的事，因为回避它就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选拔机制的核心，是劳动、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改革。
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制约着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现实是最好的老师。随着不唯学历、主要以实际能力为依据的社会选拔机制的形成，必将促使人们观念的转变，改变只重学历不重能力的倾向，进而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