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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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焦虑已在我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与课外补习投入存在一定关联,也是当前“双减”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罗洛·梅把家庭教育焦虑分为正常焦虑和过度焦虑.本文围绕“家庭教育焦虑是否会增加课外补习投入”这一核心问题,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两种家庭教育焦虑对课外补习投入均有正向影响,其中正常焦虑型家庭注重子女“学科类”和“艺体类”双重补习,而过度焦虑型家庭只注重“学科类”补习;(2)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更易有正常焦虑,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更可能过度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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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成都611130;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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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焦虑已在我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与课外补习投入存在一定关联,也是当前“双减”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罗洛·梅把家庭教育焦虑分为正常焦虑和过度焦虑.本文围绕“家庭教育焦虑是否会增加课外补习投入”这一核心问题,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两种家庭教育焦虑对课外补习投入均有正向影响,其中正常焦虑型家庭注重子女“学科类”和“艺体类”双重补习,而过度焦虑型家庭只注重“学科类”补习;(2)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更易有正常焦虑,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更可能过度焦虑;(3)经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可通过课外补习投入转化教育过度焦虑,经济、文化资本低的家庭则由于资本的有限性使其陷入过度焦虑的恶性循环;(4)过度焦虑型家庭的教育常会逾越父母爱子的边界.基于以上结论以及对“中国特征”的分析提出完善政府作为外部治理主体的政策引导、强化学校作为中介治理主体的质量保障、提高家庭作为内部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等建议,旨在促进教育公平,引导过度焦虑型家庭谨守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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