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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期间，很关心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曾三次莅临指导。他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给肇庆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除夕，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与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等10多位领导到肇庆与当地群众欢度春节。这是习仲勋首次来到肇庆。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各地呈现出一派欢乐气氛。
习仲勋
第二天，看到肇庆“山湖城江”的美景，习仲勋嘱咐地委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和利用好旅游资源，特别是要保护好鼎湖山这个植物研究基地。他又参观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阅江楼。该团1925年底在肇庆成立，是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毛泽东曾称赞叶挺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说人民军队的历史要从他那里写起。朱德也曾指出，叶挺独立团是人民军队的老根。习仲勋在独立团展览馆仔细观看了陈列文物，缅怀了北伐名将叶挺及铁军独立团的光辉业绩。
1979年2月5日至17日，习仲勋第二次来到肇庆。在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先后到肇庆下辖的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等8个县实地查看，同130多位公社书记和大队干部座谈。他对如何转变工作重心、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展经济，提出指导意见，显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非凡智慧和为民情怀，就像和煦的春风滋润着南粤大地。
1987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在广东省有关领导陪同下，第三次到肇庆调研。他首先听取了肇庆地委的工作汇报，随后到当地中小企业视察。在端溪名砚厂，他对工人师傅精湛的雕刻技艺感到欣慰，并题词留念，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把端砚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在地委书记黄荣新陪同下，他还深入广宁县油墨厂和怀集县微粒板厂考察，对当地引进先进设备，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山区经济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要恢复党的优良作风。第二次到肇庆后，习仲勋深入多个山区县调研。在广宁县座谈时，他寄语肇庆各级领导班子要恢复党的优良作风。他指出，要尊重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堅持群众路线，不能强迫群众干他们不愿意干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今后不要搞政治运动，也不要搞脱离生产的阶级斗争。过去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也造成很大灾害。基层干部中的不少错误，是由中央和上级规定的任务和政策不适当或不明确造成的，应当由中央和上级承担责任，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过去毛主席提倡的那些优良传统作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现在要恢复过来。发扬民主要有制度保证，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既要有纪律又要有自由。 “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作风，要从思想上、作风上、政策上来个大转变，这就是最大的拨乱反正。”他认为，恢复党的优良作风是最大的拨乱反正，显现了他的卓识、智慧和政治远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79年，习仲勋（左三）与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左一）等在农村调研
要改善人民生活。当他了解到肇庆下辖的怀集、广宁、封开等县是山区，普遍存在山多地少、人多田少，有些地方人均仅有半亩田的情况后，要求当地一定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让人民吃上大米饭。当听到基层同志讲养猪少是因粮食少时，他说：猪多了才能多积肥，肥多了粮食才会多，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能等到粮食多了再养猪，山上可以种木薯、豆类、玉米等，可以用杂粮养猪，猪多肥多粮多。我们要有决心，要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生活搞好。在重点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他认为还必须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产粮区单靠粮食也不行，太单一，要全面发展。但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怀集、广宁等县在把林业搞好的同时要多种经营，单靠木材、竹子不行，要以林业为支柱产业，具体到每个大队可以发挥主动性，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主要目的还是要搞活经济，山地要多种些杂粮发展畜牧业，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养猪。建议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都要想办法办养猪场，既可以集体养，也可以私人养。养猪发展起来后就不会缺肥料，有了肥料农田的产量一定会提高，同时，还可以利用猪粪搞沼气发电，一举多得。他强调，不是要求大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背下来，而是需要大家领会其精髓，很好地解决本地问题。对极左思想和“文革”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时，他讲了很多，强调一定要设法将广大干部群众从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针对有些同志暴露出的“恐富病”，习仲勋指出：“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我们说，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
要敢于给地富分子摘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认为过去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群体中的地主、富农分子绝大部分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其中诚实劳动、遵纪守法者全部摘帽。地富子女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在与农村基层干部座谈时，有些同志讲到本地各界对此问题有多种看法。习仲勋说：“我们给地富摘帽，这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而是党对地富分子改造政策的胜利，是斗争的结果，他们已经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摘掉他们的帽子。”他还讲到，摘帽要给海外看，要给台湾看，这也是促使台湾回归祖国的需要。他的讲话既着眼当前，解决了实际问题，又兼顾未来。他在肇庆调研，跑遍了几乎所有市县，每到一县都要在那里住一晚，直接到最基层去了解情况，并举办基层干部座谈会，虚心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他衣着简朴，毫无架子，干部群众都感到很亲切，愿意把心里话讲给他听。他帮助基层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回答了基层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认真解决了阻碍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在广东省其他地方也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对肇庆地区工作开展起到极大作用，而且对广东全面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起到积极作用。
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正处在“文革”刚结束，许多人思想仍然僵化的时候。他明白，思想僵化的背后潜藏的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他立足于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深入基层、大胆探索，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在实地了解的基础上，去推动问题解决，想方设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他带领广东人民圆满完成了拨乱反正，实现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转变。他三次到肇庆调研是他始终秉持优良工作作风的典型范例，特别是在调研时像个学生，将参加调研座谈的人当成“可敬爱的先生”，虚心请教，实事求是地详尽询问了解问题。
他在广东工作期间，无论上下班、下乡调研，一直乘坐一辆毫不起眼的小面包车，后勤保障部门想要按他的级别配备高档小轿车，他坚决拒绝。他反对调研时兴师动众，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他说：“我们又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群众办事的，不是来给群众添麻烦。”他每次调研都轻车简从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生活状况的殷切关怀和为民情怀，值得新时代所有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缅怀和学习。
（责编 王燕萍）
历次到肇庆调研概要
1979年1月27日，是农历除夕，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与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等10多位领导到肇庆与当地群众欢度春节。这是习仲勋首次来到肇庆。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做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各地呈现出一派欢乐气氛。
第二天，看到肇庆“山湖城江”的美景，习仲勋嘱咐地委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和利用好旅游资源，特别是要保护好鼎湖山这个植物研究基地。他又参观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阅江楼。该团1925年底在肇庆成立，是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毛泽东曾称赞叶挺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说人民军队的历史要从他那里写起。朱德也曾指出，叶挺独立团是人民军队的老根。习仲勋在独立团展览馆仔细观看了陈列文物，缅怀了北伐名将叶挺及铁军独立团的光辉业绩。
1979年2月5日至17日，习仲勋第二次来到肇庆。在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先后到肇庆下辖的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等8个县实地查看，同130多位公社书记和大队干部座谈。他对如何转变工作重心、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展经济，提出指导意见，显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非凡智慧和为民情怀，就像和煦的春风滋润着南粤大地。
1987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在广东省有关领导陪同下，第三次到肇庆调研。他首先听取了肇庆地委的工作汇报，随后到当地中小企业视察。在端溪名砚厂，他对工人师傅精湛的雕刻技艺感到欣慰，并题词留念，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把端砚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在地委书记黄荣新陪同下，他还深入广宁县油墨厂和怀集县微粒板厂考察，对当地引进先进设备，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山区经济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到肇庆调研对当地工作的推动
要恢复党的优良作风。第二次到肇庆后，习仲勋深入多个山区县调研。在广宁县座谈时，他寄语肇庆各级领导班子要恢复党的优良作风。他指出，要尊重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堅持群众路线，不能强迫群众干他们不愿意干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今后不要搞政治运动，也不要搞脱离生产的阶级斗争。过去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也造成很大灾害。基层干部中的不少错误，是由中央和上级规定的任务和政策不适当或不明确造成的，应当由中央和上级承担责任，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过去毛主席提倡的那些优良传统作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现在要恢复过来。发扬民主要有制度保证，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既要有纪律又要有自由。 “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作风，要从思想上、作风上、政策上来个大转变，这就是最大的拨乱反正。”他认为，恢复党的优良作风是最大的拨乱反正，显现了他的卓识、智慧和政治远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要改善人民生活。当他了解到肇庆下辖的怀集、广宁、封开等县是山区，普遍存在山多地少、人多田少，有些地方人均仅有半亩田的情况后，要求当地一定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让人民吃上大米饭。当听到基层同志讲养猪少是因粮食少时，他说：猪多了才能多积肥，肥多了粮食才会多，要辩证地看问题，不能等到粮食多了再养猪，山上可以种木薯、豆类、玉米等，可以用杂粮养猪，猪多肥多粮多。我们要有决心，要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把群众生活搞好。在重点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他认为还必须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产粮区单靠粮食也不行，太单一，要全面发展。但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怀集、广宁等县在把林业搞好的同时要多种经营，单靠木材、竹子不行，要以林业为支柱产业，具体到每个大队可以发挥主动性，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主要目的还是要搞活经济，山地要多种些杂粮发展畜牧业，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养猪。建议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都要想办法办养猪场，既可以集体养，也可以私人养。养猪发展起来后就不会缺肥料，有了肥料农田的产量一定会提高，同时，还可以利用猪粪搞沼气发电，一举多得。他强调，不是要求大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背下来，而是需要大家领会其精髓，很好地解决本地问题。对极左思想和“文革”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时，他讲了很多，强调一定要设法将广大干部群众从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针对有些同志暴露出的“恐富病”，习仲勋指出：“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我们说，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
要敢于给地富分子摘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认为过去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群体中的地主、富农分子绝大部分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于其中诚实劳动、遵纪守法者全部摘帽。地富子女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在与农村基层干部座谈时，有些同志讲到本地各界对此问题有多种看法。习仲勋说：“我们给地富摘帽，这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而是党对地富分子改造政策的胜利，是斗争的结果，他们已经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摘掉他们的帽子。”他还讲到，摘帽要给海外看，要给台湾看，这也是促使台湾回归祖国的需要。他的讲话既着眼当前，解决了实际问题，又兼顾未来。他在肇庆调研，跑遍了几乎所有市县，每到一县都要在那里住一晚，直接到最基层去了解情况，并举办基层干部座谈会，虚心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他衣着简朴，毫无架子，干部群众都感到很亲切，愿意把心里话讲给他听。他帮助基层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回答了基层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认真解决了阻碍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在广东省其他地方也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对肇庆地区工作开展起到极大作用，而且对广东全面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起到积极作用。
深入基层搞好调研的现实意义
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正处在“文革”刚结束，许多人思想仍然僵化的时候。他明白，思想僵化的背后潜藏的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他立足于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深入基层、大胆探索，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在实地了解的基础上，去推动问题解决，想方设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他带领广东人民圆满完成了拨乱反正，实现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转变。他三次到肇庆调研是他始终秉持优良工作作风的典型范例，特别是在调研时像个学生，将参加调研座谈的人当成“可敬爱的先生”，虚心请教，实事求是地详尽询问了解问题。
他在广东工作期间，无论上下班、下乡调研，一直乘坐一辆毫不起眼的小面包车，后勤保障部门想要按他的级别配备高档小轿车，他坚决拒绝。他反对调研时兴师动众，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他说：“我们又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群众办事的，不是来给群众添麻烦。”他每次调研都轻车简从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生活状况的殷切关怀和为民情怀，值得新时代所有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缅怀和学习。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