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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不断拓展深化，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呈现出一系列演进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在交流态度上，从比较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推动世界政党党际交流;在交流思维上，从战争思维转变为和平思维，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交流对象上，从有限单一发展为广泛多元，广交天下朋友;在交流形式上，从传统式发展到创新式，拓宽交流平台。在建党百年之际，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历史进程、演变特点，并感悟内蕴的深刻启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对外党际交流;演进特点;现实启示
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提出：“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这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以下简称“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实践不仅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而且对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和国际秩序具有重要影响。在建党百年之际，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历史进程、演变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左”的错误思想发展到极端，中共对外党际交流陷入了严重危机。邓小平曾在1979年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中共对外党际交流迎来了重大历史转折，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在此后不断发展演变。
（一）重整旗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党际交流的全面调整（1978—1988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重要目标。因此，突破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党和国家封闭孤立的对外交往困境，全面调整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现实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这些为此后的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基本目标。改革开放初期10年，中国共产党在维系原有党际关系的基础上，全面调整了对外党际交流工作，主要表现在：一是恢复中断的党际关系。本着“过去的一切一风吹”“统统向前看”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很多国外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恢复了党际关系。如1980年4月，在意共总书记贝林格访华之际，中意两党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关系。二是建立正式的党际关系。如1979年10月初，中国共产党与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建立两党友好合作关系。而这被认为是继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关系后的又一个“新的突破”。
（二）披荆斩棘：苏东剧变后对外党际交流的全方位拓展（1989—2001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给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带来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央提出要“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从而成功应对了挑战，转危为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全方位拓展了对外党际交流，主要表现在：一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开展党际交流。如在9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主要政党都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在此基础上，日本成为首个解除对华制裁的西方发达国家。二是与原苏东地区国家政党开展党际交流。如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三是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恢复党际关系。四是与发展中国家政党开展党际交流。
（三）继往开来：新世纪对外党际交流立體新格局的形成（2002—2011年）。进入新世纪，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2011年，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格局”。这一时期，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工作主要体现在：一是“全方位”党际交流。中国共产党与周边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政党、发达国家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等普遍加强了联系与合作。其中，仅2010年，来华访问的非洲政党干部考察团有15批180人。二是“多渠道”党际交流。除来（出）访、致电（函）、参加党代会和党报节等，中国共产党还参加或举办理论研讨会，启动和发展政党高层对话会。三是“宽领域”党际交流。除了就传统政治议题开展对话外，还不断推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四是“深层次”党际交流。除常规性的交流外，有关治党、治国经验的交流日益深化。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最新发展（2012年至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呈现出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新时代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取得了一些新发展新突破，主要表现为：一是党际交流思想取得创新发展。如在继承和发展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二是党际交流实践呈现蓬勃之势。如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共有178个国家的474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发来了1577份贺电（函），同比增长90%。2021年7月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主办了迄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政党峰会。三是党际交流境界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世界政党要加强合作，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演进特点
（一）交流态度：从比较被动到积极主动，推动世界政党党际交流。交流态度，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与国外政党开展党际交流中的一种认知、心理、情感，以及行为上的意向。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参与党际交流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冷战格局和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是比较被动地参与世界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的工作中心，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党际交流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比较被动地参与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开展对外党际交流实践，旨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有益的国际资源。这一时期，按照“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广泛接触”“尽量打开关系”“多交朋友，多做工作，长期积累”等精神，中国共产党积极维系原有的党际关系，主动恢复中断的党际关系，探索建立新的正式的党际关系。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伟大成就;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西方政治动荡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际交流的态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即主动推动世界政党党际交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交流、对话的同时，主动推动世界政党围绕地区性、全球性和人类发展的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共同参与全球治理。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世界政党要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面对人类发展的共同挑战，世界政党要加强合作，在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和完善治理等方面承担起历史责任。
（二）交流思维：从战争思维到和平思维，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实践蕴含着特定的思维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和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际关系、解决党际冲突的过程中，坚持斗争哲学，秉持战争思维。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全党工作中心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逐渐摒弃战争思维，践行和平思维。和平思维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待政党意识形态差异、政党意见分歧问题，不诉诸于战争、意识形态论争，不采取结盟和对抗的斗争方式，而是通过加强政党交流，做“人”的工作，增进情感，增加了解，解决冲突，开展合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思维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和平对外政策，遵循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坚持“超越意识形态”“永不当头”“广交朋友”“互学互鉴”等理念，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和平的党际关系。
进入新时代，区别于改革开放前战争思维下的零和博弈，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思维的基础上，秉持“共同体”思维来开展对外党际交流。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倡议，要探索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从而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在“共同体”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遵循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既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又兼顾对方利益，通过党际交流渠道寻求双方（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三）交流对象：从有限单一到广泛多元，广交天下朋友。改革开放前一段时间，随着中苏两党关系不断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少共产党和工人党与中国共产党断绝或中断了关系。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从“文化大革命”前的80多个，减少到了10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党际上拓宽了交流对象类型，增加了交流对象数量，实现了与世界各国各类主流政党进行全方位交流的“历史性转变和突破”。第一，在类型上，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对象逐渐多元化，既有传统政党，也有新兴政党;既有左翼政党，也有中右翼政党;既有亚非拉等第三世界政党，也有发达国家政党;既有建交国家政党，也有未建交国家政党;既有执政党，也有非执政党。此外，一些地区性、国际性政党组织也逐渐成为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重要对象，如社会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党国际、拉美政党常设大会等。第二，在数量上，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对象逐渐增多。改革开放初期10年，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对象发展到了110个国家的270多个政党。今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旧不断拓宽对外党际交流对象，“广交天下朋友”。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未来5年，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各國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会。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期间，中联部部长宋涛会见了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等几位非洲领导人，通过此访，中国共产党与布运动党正式建立了联系。
（四）交流形式：从传统到创新，拓宽交流平台。党际交流不拘泥于政党外交、政府外交等一般外交形式和礼仪，它形式多种多样。传统的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形式，除常见的致电（函）、传递文件和材料外，还有派中共代表（代表团）出访，接待来访的外国政党代表（代表团），主办或参加重要国际会议等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形式不断创新，党际交流平台不断拓宽。第一，在规制上，探索建立政党对话机制，推动党际交流机制化。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党际交流机制化成为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一大发展趋势，如已建立的中日政党交流机制、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中美政党高层对话机制等。第二，在边际上，除双边党际交流外，积极推进多边党际交流。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实现了从常见的双边党际交流，发展到两国政党党际交流，再到地区性的、国际性的多边党际交流。第三，在议题上，除常规性党际交流外，积极开展专题性党际交流。从实践上看，专题性党际交流多以专题会议形式开展，如经济专题会议、治党治国经验专题会议、扶贫专题会议等。第四，在层次上，政党高层对话发展，政党高层论坛兴起。高层交流是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重要特色之一。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发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外党际交流中作用的同时，还设立了政党高层对话、政党高层论坛等新的高层交流形式，如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等。第五，在机构上，除中联部外，其他党际交流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联部设立“理论小组”，旨在加强研究工作，总结历史经验;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等。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现实启示
（一）建立动态战略发展观是与时俱进推进对外党际交流的现实要求。党际交流不是被一次性设计而后按照预定路径去执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主题、国际局势、国内形势、工作中心以及政党身份等方面不断发生变化，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理论不断发展丰富，党际交流实践不断拓展深入。进入新时代，由于政党、党际交流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后疫情时代下的逆全球化愈加严重，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分化与组合，中共对外党际交流要面对的新的不确定、不稳定和不能预料的因素不断增多，而传统的党际交流经验与模式既有优势，又存在不足。因此，面对新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中国共产党要准确研判现实形势，积极作为把握时代机遇，推进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理论与实践的包容开放、灵活多变、与时俱进。
[关键词]改革开放;对外党际交流;演进特点;现实启示
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提出：“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这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以下简称“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实践不仅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而且对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和国际秩序具有重要影响。在建党百年之际，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历史进程、演变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左”的错误思想发展到极端，中共对外党际交流陷入了严重危机。邓小平曾在1979年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中共对外党际交流迎来了重大历史转折，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在此后不断发展演变。
（一）重整旗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党际交流的全面调整（1978—1988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重要目标。因此，突破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党和国家封闭孤立的对外交往困境，全面调整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现实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这些为此后的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基本目标。改革开放初期10年，中国共产党在维系原有党际关系的基础上，全面调整了对外党际交流工作，主要表现在：一是恢复中断的党际关系。本着“过去的一切一风吹”“统统向前看”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很多国外共产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恢复了党际关系。如1980年4月，在意共总书记贝林格访华之际，中意两党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关系。二是建立正式的党际关系。如1979年10月初，中国共产党与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建立两党友好合作关系。而这被认为是继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关系后的又一个“新的突破”。
（二）披荆斩棘：苏东剧变后对外党际交流的全方位拓展（1989—2001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给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带来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央提出要“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从而成功应对了挑战，转危为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全方位拓展了对外党际交流，主要表现在：一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开展党际交流。如在9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主要政党都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在此基础上，日本成为首个解除对华制裁的西方发达国家。二是与原苏东地区国家政党开展党际交流。如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三是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恢复党际关系。四是与发展中国家政党开展党际交流。
（三）继往开来：新世纪对外党际交流立體新格局的形成（2002—2011年）。进入新世纪，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2011年，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格局”。这一时期，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工作主要体现在：一是“全方位”党际交流。中国共产党与周边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政党、发达国家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等普遍加强了联系与合作。其中，仅2010年，来华访问的非洲政党干部考察团有15批180人。二是“多渠道”党际交流。除来（出）访、致电（函）、参加党代会和党报节等，中国共产党还参加或举办理论研讨会，启动和发展政党高层对话会。三是“宽领域”党际交流。除了就传统政治议题开展对话外，还不断推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四是“深层次”党际交流。除常规性的交流外，有关治党、治国经验的交流日益深化。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最新发展（2012年至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呈现出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新时代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取得了一些新发展新突破，主要表现为：一是党际交流思想取得创新发展。如在继承和发展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二是党际交流实践呈现蓬勃之势。如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共有178个国家的474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发来了1577份贺电（函），同比增长90%。2021年7月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主办了迄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政党峰会。三是党际交流境界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世界政党要加强合作，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演进特点
（一）交流态度：从比较被动到积极主动，推动世界政党党际交流。交流态度，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与国外政党开展党际交流中的一种认知、心理、情感，以及行为上的意向。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参与党际交流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冷战格局和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是比较被动地参与世界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的工作中心，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党际交流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比较被动地参与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开展对外党际交流实践，旨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有益的国际资源。这一时期，按照“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广泛接触”“尽量打开关系”“多交朋友，多做工作，长期积累”等精神，中国共产党积极维系原有的党际关系，主动恢复中断的党际关系，探索建立新的正式的党际关系。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伟大成就;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西方政治动荡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际交流的态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即主动推动世界政党党际交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交流、对话的同时，主动推动世界政党围绕地区性、全球性和人类发展的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共同参与全球治理。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世界政党要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面对人类发展的共同挑战，世界政党要加强合作，在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和完善治理等方面承担起历史责任。
（二）交流思维：从战争思维到和平思维，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实践蕴含着特定的思维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和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际关系、解决党际冲突的过程中，坚持斗争哲学，秉持战争思维。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全党工作中心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逐渐摒弃战争思维，践行和平思维。和平思维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待政党意识形态差异、政党意见分歧问题，不诉诸于战争、意识形态论争，不采取结盟和对抗的斗争方式，而是通过加强政党交流，做“人”的工作，增进情感，增加了解，解决冲突，开展合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思维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和平对外政策，遵循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坚持“超越意识形态”“永不当头”“广交朋友”“互学互鉴”等理念，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和平的党际关系。
进入新时代，区别于改革开放前战争思维下的零和博弈，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思维的基础上，秉持“共同体”思维来开展对外党际交流。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倡议，要探索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从而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在“共同体”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遵循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既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又兼顾对方利益，通过党际交流渠道寻求双方（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三）交流对象：从有限单一到广泛多元，广交天下朋友。改革开放前一段时间，随着中苏两党关系不断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少共产党和工人党与中国共产党断绝或中断了关系。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从“文化大革命”前的80多个，减少到了10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党际上拓宽了交流对象类型，增加了交流对象数量，实现了与世界各国各类主流政党进行全方位交流的“历史性转变和突破”。第一，在类型上，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对象逐渐多元化，既有传统政党，也有新兴政党;既有左翼政党，也有中右翼政党;既有亚非拉等第三世界政党，也有发达国家政党;既有建交国家政党，也有未建交国家政党;既有执政党，也有非执政党。此外，一些地区性、国际性政党组织也逐渐成为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重要对象，如社会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和人民党国际、拉美政党常设大会等。第二，在数量上，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对象逐渐增多。改革开放初期10年，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对象发展到了110个国家的270多个政党。今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旧不断拓宽对外党际交流对象，“广交天下朋友”。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未来5年，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各國政党提供1.5万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会。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期间，中联部部长宋涛会见了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等几位非洲领导人，通过此访，中国共产党与布运动党正式建立了联系。
（四）交流形式：从传统到创新，拓宽交流平台。党际交流不拘泥于政党外交、政府外交等一般外交形式和礼仪，它形式多种多样。传统的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形式，除常见的致电（函）、传递文件和材料外，还有派中共代表（代表团）出访，接待来访的外国政党代表（代表团），主办或参加重要国际会议等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形式不断创新，党际交流平台不断拓宽。第一，在规制上，探索建立政党对话机制，推动党际交流机制化。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党际交流机制化成为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一大发展趋势，如已建立的中日政党交流机制、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中美政党高层对话机制等。第二，在边际上，除双边党际交流外，积极推进多边党际交流。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实现了从常见的双边党际交流，发展到两国政党党际交流，再到地区性的、国际性的多边党际交流。第三，在议题上，除常规性党际交流外，积极开展专题性党际交流。从实践上看，专题性党际交流多以专题会议形式开展，如经济专题会议、治党治国经验专题会议、扶贫专题会议等。第四，在层次上，政党高层对话发展，政党高层论坛兴起。高层交流是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重要特色之一。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发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外党际交流中作用的同时，还设立了政党高层对话、政党高层论坛等新的高层交流形式，如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等。第五，在机构上，除中联部外，其他党际交流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联部设立“理论小组”，旨在加强研究工作，总结历史经验;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等。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的现实启示
（一）建立动态战略发展观是与时俱进推进对外党际交流的现实要求。党际交流不是被一次性设计而后按照预定路径去执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主题、国际局势、国内形势、工作中心以及政党身份等方面不断发生变化，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理论不断发展丰富，党际交流实践不断拓展深入。进入新时代，由于政党、党际交流所处的环境不断变化，后疫情时代下的逆全球化愈加严重，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分化与组合，中共对外党际交流要面对的新的不确定、不稳定和不能预料的因素不断增多，而传统的党际交流经验与模式既有优势，又存在不足。因此，面对新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中国共产党要准确研判现实形势，积极作为把握时代机遇，推进中共对外党际交流理论与实践的包容开放、灵活多变、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