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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希望在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时,我们都已经带着巨额财富退休。”美国某评级巨头分析师在邮件中如是说。这赤裸的言辞,表明一些评级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已消失殆尽。
近日,维尔京群岛政府雇员退休基金将摩根士丹利告上了法庭。原告方指称这家华尔街知名投行与两大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标普公司合谋,向投资者销售了价值12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相关债券。大摩明知该债券的风险度明显超过“AAA”评级所指示的程度,但依然“别有用心地以优质评级来欺骗投资者”。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起诉讼的起因是债券风险与其信用级别严重不匹配,但被告席上却没有评级机构的身影。
事实上,国际评级巨头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的角色早已引起各方关注。毋庸置疑,美国住宅房贷担保证券(RMBS)与担保债务凭证(CDO)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初始因素。是信用评级机构的虚高评级打通了次级贷款与二级市场之间的屏障,使风险放大成为可能。
评级机构之所以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主要还在于其无可比拟的垄断地位。历经跨越百年的大浪淘沙,目前全球一线评级机构仅留存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家,其评级结果已经成为各国投资者决策的标杆。但如今,失去竞争压力、并享有“只负道义上责任,不承担法律义务”特权的“三巨头”,与其成立之初所秉持的“独立、公正”理念渐行渐远。
在前期东南亚危机以及本轮次贷危机中,评级巨头屡屡先行虚高评级结果,而在问题爆发后迅速调低评级结果的做法广受诟病。公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7年间创立的CDO,有85%的产品被标准普尔评为AAA级。根据定义,该级别的债券在理论上几乎没有违约的可能,等同于美国国债。多数次贷产品竟然都能得到最高级别的评级结果,显然有悖常理。而在次贷危机萌芽初现之后,该机构迅速下调了612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立即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实为金融危机中的推波助澜者。
其实,在评级结果让人信服的程度大减的背后,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评级巨头早已失去了百年前先辈们对铁路证券尽职尽责评级时的激情,在出具报告时大都采取向受评机构收取费用的模式,常常会陷入利益“纠结”之中。穆迪的高管曾羞愧地公开承认,“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各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对评级分析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日渐提升。分析师在定性分析中需要考量的因素众多,很难面面俱到;而定量分析又是在严格限制条件和假定前提下进行的,其预测结果也难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评级巨头的专业技术水平已遇到了现实瓶颈,难免会让最终评级结果有所偏颇。
时至今日,国际评级巨头在对他人进行评判的同时,自身经营运作却依然超脱于任何机构的监督与约束。即便被证明评级结论与事实偏差极大,评级公司也仅是被舆论谴责一番而已,真正受到重创的则是那些被评级结果蒙蔽的投资者。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雷曼兄弟公司在申请破产的前一天,仍然被三大评级巨头追捧為高信用评级投行。
反观国内稚嫩的评级市场则更加令人唏嘘感慨:数家评级机构甚至没有经受市场历练,便在行政呵护下“顺理成章”地享有了垄断地位。它们在经营运作中需要顾及的因素更加纷繁复杂,除了付款客户的利益诉求、竞争对手的出价状况外,甚至还需要考虑如何对关键行政部门进行“公关”。这一现状极大地弱化了国内评级的参考意义,让评级结果流于形式。
在金融危机阴影逐步散去之际,摩根士丹利诉讼案件再次向世人发问:究竟谁才有资格去评价金融产品风险,而评判者自己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希望在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时,我们都已经带着巨额财富退休。”美国某评级巨头分析师在邮件中如是说。这赤裸的言辞,表明一些评级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已消失殆尽。
近日,维尔京群岛政府雇员退休基金将摩根士丹利告上了法庭。原告方指称这家华尔街知名投行与两大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标普公司合谋,向投资者销售了价值12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相关债券。大摩明知该债券的风险度明显超过“AAA”评级所指示的程度,但依然“别有用心地以优质评级来欺骗投资者”。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起诉讼的起因是债券风险与其信用级别严重不匹配,但被告席上却没有评级机构的身影。
事实上,国际评级巨头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的角色早已引起各方关注。毋庸置疑,美国住宅房贷担保证券(RMBS)与担保债务凭证(CDO)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初始因素。是信用评级机构的虚高评级打通了次级贷款与二级市场之间的屏障,使风险放大成为可能。
评级机构之所以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主要还在于其无可比拟的垄断地位。历经跨越百年的大浪淘沙,目前全球一线评级机构仅留存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家,其评级结果已经成为各国投资者决策的标杆。但如今,失去竞争压力、并享有“只负道义上责任,不承担法律义务”特权的“三巨头”,与其成立之初所秉持的“独立、公正”理念渐行渐远。
在前期东南亚危机以及本轮次贷危机中,评级巨头屡屡先行虚高评级结果,而在问题爆发后迅速调低评级结果的做法广受诟病。公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7年间创立的CDO,有85%的产品被标准普尔评为AAA级。根据定义,该级别的债券在理论上几乎没有违约的可能,等同于美国国债。多数次贷产品竟然都能得到最高级别的评级结果,显然有悖常理。而在次贷危机萌芽初现之后,该机构迅速下调了612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立即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实为金融危机中的推波助澜者。
其实,在评级结果让人信服的程度大减的背后,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评级巨头早已失去了百年前先辈们对铁路证券尽职尽责评级时的激情,在出具报告时大都采取向受评机构收取费用的模式,常常会陷入利益“纠结”之中。穆迪的高管曾羞愧地公开承认,“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各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对评级分析师的专业素质要求也日渐提升。分析师在定性分析中需要考量的因素众多,很难面面俱到;而定量分析又是在严格限制条件和假定前提下进行的,其预测结果也难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评级巨头的专业技术水平已遇到了现实瓶颈,难免会让最终评级结果有所偏颇。
时至今日,国际评级巨头在对他人进行评判的同时,自身经营运作却依然超脱于任何机构的监督与约束。即便被证明评级结论与事实偏差极大,评级公司也仅是被舆论谴责一番而已,真正受到重创的则是那些被评级结果蒙蔽的投资者。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雷曼兄弟公司在申请破产的前一天,仍然被三大评级巨头追捧為高信用评级投行。
反观国内稚嫩的评级市场则更加令人唏嘘感慨:数家评级机构甚至没有经受市场历练,便在行政呵护下“顺理成章”地享有了垄断地位。它们在经营运作中需要顾及的因素更加纷繁复杂,除了付款客户的利益诉求、竞争对手的出价状况外,甚至还需要考虑如何对关键行政部门进行“公关”。这一现状极大地弱化了国内评级的参考意义,让评级结果流于形式。
在金融危机阴影逐步散去之际,摩根士丹利诉讼案件再次向世人发问:究竟谁才有资格去评价金融产品风险,而评判者自己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