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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阳光照进教室，照着一颗颗晃动的脑袋和一张张开合的嘴。我们在晨读，我们在大声晨读。别人读的是英语，我对英语不感兴趣，我在读语文。英语老师从后面走进教室，我没觉察。他冷不防从我手中把书抢了，反手就甩了我一个耳光，同时骂道：你妈拉个巴子！一教室沸沸扬扬的声音就这样被他突如其来的耳光给扇哑了，大家愣愣地看着我俩，早晨照进来的阳光这时也有些茫然无措的样子。
英语老师扭过头叫道：你们停下来干吗！然后一教室芽一般的声音又怯怯冒出来，顷刻间又是一片灿烂。英语老师拍了一下手，没事般地走了。
他没事一般，我可不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俯下身把语文课本拾起，然后伏在课桌上，一动也不动。我能遏止自己的哭声，但止不住的泪水却从我的指缝里快速渗出来。虽然我知道错了，周一周三周五的早晨该读英语，但我的过错难道就该由这记毫无商量余地的耳光来惩罚吗？想到这里，我的眼泪流得更快了。我从没有被人打过耳光，更没有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下受过辱，我满脸火辣辣的，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羞耻！我感觉我那个叫自尊心的东西，在这个早晨，像被一把无形的快刀给拦腰斩断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不声不响低着头进出教室，而心中，仇恨的水草却疯了般昂扬生长。是的，我要报复，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这个让我当众丢丑的家伙！我要用最解恨的方法报复……我低着头，一声不响，就这样在自己的幻想中把内心捣鼓得壮怀激烈。那被拦腰斩断的自尊心在伤口处似乎又长出了细嫩的芽儿来。但我最终还是失去了寻刀杀人的耐心，英语老师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逃过一劫。我后来的想法是，我一定要发奋读书，将来超过他，再来羞辱他！
但很快就有一件事，让我进入了两难境地。那天英语老师闯进教室，对教室里的三个同学说：下午帮我去挖薯吧。你，你，还有你。来，把书收起，我们这就走。
三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我，英语老师仿佛早就忘了两个月以前发生的事。但现在他既然点到我了，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心中的仇恨。我只能皱着眉头，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了他家。我记得一进家门，他就像个妇人一样唠唠叨叨地骂着他的妻子：天天死人，怎么不见你死？这样骂人的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根深蒂固。挖薯时，我时不时就把红薯给挖断了。我应该不是故意这样的。挖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体力活，在家里，这常常是我爸的事。我还太小，力气也小，一锄下去，挖得不深，红薯往往就被拦腰截断了。我看见英语老师不时地皱着眉头，后来他说：宗玉啊，你书也读得不好，事也做得不好，以后就等着进棺材吧。我一脸羞怍，我年纪尚小，他竟把我与棺材联系上了。心中的恨意一下子又增加了，可手中的活儿并不能停下……
我现在算有些明白他那时为什么脱口就是“棺材”就是“死”了。那时他除了当老师，晚上常常替人唱号歌，哪里死了人，来请他，他一般不拒绝，十里八里也要赶去。他的号歌唱得不错。小时他在茶陵住过，一口的茶陵腔，用茶陵腔唱号歌，别具一格。有时在教室上课，他的声音也拉得好长，像唱号歌。有时夜里唱号歌唱得太晚，白天上课，他把作业布置下去，就趴在讲桌上睡着了。
挖薯回来后不久，学校组织学生入团。那时入团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我们班只有三个名额，英语老师就把帮他挖过薯的三个同学都推荐上去了。全班同学知道这事后，议论纷纷。因为如果凭成绩，我们三个没有一个能被推荐上去。后来，那两个同学就在那次入了团，而我没有。因为我拒绝写入团申请书。我这样做，一是对英语老师的软性对抗，用老甘的话说，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吧；二是在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中，实在没什么脸面写入团申请书。
好在与英语老师总算有分开的一天。初中毕业，我怀揣着仇恨悄悄离开学校。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终是要回来的。
可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幼稚的想法感到好笑了。我看金庸那些侠骨豪情的武打书，江湖上的似海深仇都可以一笑泯之，而我与英语老师之间的破事儿，算得了什么呢？他自己也许根本就没把这事记在心上，几年过后，我这个人就可能从他头脑中淡出了。
在大学里，有天晚上，我与一个同学在法律楼的天台上闲扯，说到中学的事，他居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依然把恨记在心上。他说：总有一天，我要跑回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一顿。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
不过，回头想想，也许并不完全是少年人的心胸太过狭窄。我们怀揣多深的仇恨上路，说明我们当时受到的伤害就有多深。随着时间的淘洗，仇恨也许可以忘记，但伤害之痛事隔多年仍可以使心灵颤抖。那时的心灵是多么柔弱啊，可仿佛没有几个大人（包括老师、家长和其他成年人）注意，所以成长的心灵，注定会遍布刀斫之痕。
英语老师后来教不了英语，就调到邻校一个中学敲钟守门。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我还真的碰上他了。我远远看到他，心里猛地颤了一下，然后想也没想，就逃也似的溜了。
走远了，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英语老师他真的很老了，老得让我有说不出的怜悯。
英语老师扭过头叫道：你们停下来干吗！然后一教室芽一般的声音又怯怯冒出来，顷刻间又是一片灿烂。英语老师拍了一下手，没事般地走了。
他没事一般，我可不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俯下身把语文课本拾起，然后伏在课桌上，一动也不动。我能遏止自己的哭声，但止不住的泪水却从我的指缝里快速渗出来。虽然我知道错了，周一周三周五的早晨该读英语，但我的过错难道就该由这记毫无商量余地的耳光来惩罚吗？想到这里，我的眼泪流得更快了。我从没有被人打过耳光，更没有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下受过辱，我满脸火辣辣的，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羞耻！我感觉我那个叫自尊心的东西，在这个早晨，像被一把无形的快刀给拦腰斩断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不声不响低着头进出教室，而心中，仇恨的水草却疯了般昂扬生长。是的，我要报复，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这个让我当众丢丑的家伙！我要用最解恨的方法报复……我低着头，一声不响，就这样在自己的幻想中把内心捣鼓得壮怀激烈。那被拦腰斩断的自尊心在伤口处似乎又长出了细嫩的芽儿来。但我最终还是失去了寻刀杀人的耐心，英语老师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逃过一劫。我后来的想法是，我一定要发奋读书，将来超过他，再来羞辱他！
但很快就有一件事，让我进入了两难境地。那天英语老师闯进教室，对教室里的三个同学说：下午帮我去挖薯吧。你，你，还有你。来，把书收起，我们这就走。
三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我，英语老师仿佛早就忘了两个月以前发生的事。但现在他既然点到我了，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心中的仇恨。我只能皱着眉头，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了他家。我记得一进家门，他就像个妇人一样唠唠叨叨地骂着他的妻子：天天死人，怎么不见你死？这样骂人的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根深蒂固。挖薯时，我时不时就把红薯给挖断了。我应该不是故意这样的。挖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体力活，在家里，这常常是我爸的事。我还太小，力气也小，一锄下去，挖得不深，红薯往往就被拦腰截断了。我看见英语老师不时地皱着眉头，后来他说：宗玉啊，你书也读得不好，事也做得不好，以后就等着进棺材吧。我一脸羞怍，我年纪尚小，他竟把我与棺材联系上了。心中的恨意一下子又增加了，可手中的活儿并不能停下……
我现在算有些明白他那时为什么脱口就是“棺材”就是“死”了。那时他除了当老师，晚上常常替人唱号歌，哪里死了人，来请他，他一般不拒绝，十里八里也要赶去。他的号歌唱得不错。小时他在茶陵住过，一口的茶陵腔，用茶陵腔唱号歌，别具一格。有时在教室上课，他的声音也拉得好长，像唱号歌。有时夜里唱号歌唱得太晚，白天上课，他把作业布置下去，就趴在讲桌上睡着了。
挖薯回来后不久，学校组织学生入团。那时入团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我们班只有三个名额，英语老师就把帮他挖过薯的三个同学都推荐上去了。全班同学知道这事后，议论纷纷。因为如果凭成绩，我们三个没有一个能被推荐上去。后来，那两个同学就在那次入了团，而我没有。因为我拒绝写入团申请书。我这样做，一是对英语老师的软性对抗，用老甘的话说，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吧；二是在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中，实在没什么脸面写入团申请书。
好在与英语老师总算有分开的一天。初中毕业，我怀揣着仇恨悄悄离开学校。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终是要回来的。
可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幼稚的想法感到好笑了。我看金庸那些侠骨豪情的武打书，江湖上的似海深仇都可以一笑泯之，而我与英语老师之间的破事儿，算得了什么呢？他自己也许根本就没把这事记在心上，几年过后，我这个人就可能从他头脑中淡出了。
在大学里，有天晚上，我与一个同学在法律楼的天台上闲扯，说到中学的事，他居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依然把恨记在心上。他说：总有一天，我要跑回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一顿。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
不过，回头想想，也许并不完全是少年人的心胸太过狭窄。我们怀揣多深的仇恨上路，说明我们当时受到的伤害就有多深。随着时间的淘洗，仇恨也许可以忘记，但伤害之痛事隔多年仍可以使心灵颤抖。那时的心灵是多么柔弱啊，可仿佛没有几个大人（包括老师、家长和其他成年人）注意，所以成长的心灵，注定会遍布刀斫之痕。
英语老师后来教不了英语，就调到邻校一个中学敲钟守门。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我还真的碰上他了。我远远看到他，心里猛地颤了一下，然后想也没想，就逃也似的溜了。
走远了，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英语老师他真的很老了，老得让我有说不出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