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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年底，解放成都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几十万国民党军战俘的处置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本文作者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简称“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一中队（连）学员，参与了遣送两批战俘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的行动。
战俘安置问题浮出水面
1949年11月底12月初，二野三个兵团及一野十八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西南：十一和十二军一部解放了大西南重镇——重庆；十军部队解放了泸州、宜宾；一野十八兵团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大巴山防线，直逼成都平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不断向成都溃退，其他杂牌军及地方部队集结在成都平原一带，计有60万人之众。在二野刘、邓首长发出和平解放通令后，刘文辉、邓锡侯部在彭县宣布起义；罗广文部在我地下党促动下，于德阳、郫县起义；国民党王牌部队胡宗南部也不堪一击，在成都外围被歼，其余纷纷向解放军缴械投降，成都歼灭战胜利结束。这时，几十万国民党军俘虏的处置，就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于是，我解放军各部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军事代表团，参加处置、改编工作，一大批自愿回乡的战俘，交由各地方军区及民政部门资遣还乡，以安定社会秩序。
川东区党委责令川东行署民政厅成立训练大队，负责收容川东各地及川西军区、川南军区遣送来渝战俘，对其进行管训、资遣。川东行署民政厅副厅长刘湘屏兼任大队长，奉节县一起义县长罗某任副队长，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调派一个中队（连）学员做工作人员，我就是其中一个。
遣送第一批战俘到汉口
1950年4月，我们徒步行军到达重庆黄桷垭川东行政公署报到。一天，中队长孙立琐通知我们在行署礼堂听报告，由行署办公厅主持会议。行署主任闫红彦向大家讲解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及川东土匪活动的情况，提出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是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二是征粮以济军需民用；三是遣送国民党军战俘，改造投诚起义部队。
接着，刘湘屏副厅长交代了遣俘工作的任务、方针和方法，她说：成都歼灭战结束后，几十万战俘的处理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团以上军官一律送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下级军官及士兵经过诉苦教育及政策学习后，愿意留下的补充解放军兵源，不愿留下的一律遣送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由我们供给伙食、发足路费，不能让他们逃跑去当土匪。你们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任务。当前川陕公路沿线土匪猖獗，公路不通，而胡宗南部官兵大部分是河南、陕西人，由我们遣送到武汉交中南军区转送回原籍。她接着说，要注意的是这些被遣送的人员思想反动，特别是下级军官多是国民党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 培训出来的，对共产党有仇恨心，不服管教，名曰遣送，实则押送，途中不能让一个跑掉。
不久，我们中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整队集合，出发到重庆南岸玄圯庙、觉林寺战俘收容所报到。
接待我们的是先期到达的李学敏。我们接的第一批战俘800多人，是川西军区派军车押送来的，都是胡宗南的部属，由管训的两个分队（排）管理，组织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教唱革命歌曲。遣送任务由一个分队负责，我是遣送分队的班长，担任了第一批遣送任务。
这批遣送的800多名战俘，由民生轮船公司派“民宪轮”前来装运。上船前，训练大队长把全体被遣战俘集中在觉林寺坝上训话，他讲了人民解放军的宽待政策、要注意的有关问题，要求战俘遵守纪律。告诫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平安回家。他特别强调在路途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逃跑等等。次日清晨，我们领着战俘到玄圯庙码头上船。上船后，安排他们按班、排序列在甲板上席地打铺而卧。后勤部门早准备了大米、蔬菜等生活物资。
我们遣送班的战友黄安量、李学敏等人分工负责，成立管训组、资遣组，对沿途下船回乡的填发资遣证，并按步行里程天数发给路费。在船上，我们组织战俘学习时事，讲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以消除战俘的抵触情绪。因为其中一部分是胡宗南部的连、排长，都是西安战干团毕业的，思想反动，他们手臂上、背心上都刺有“忠党爱国”4个蓝色字样，表示忠于国民党的决心，我们非常注意这些死硬分子，提防他们煽动俘虏逃跑、哗变，警惕他们隐藏武器、弹药。尽管我军代表曾多次动员收缴武器，但仍有顽抗不缴的。经个别深入进行思想工作后，终于交了出来。
经过3天航程，“民宪轮”到达宜昌。由于该轮还要返回重庆继续赶运战俘，因此全船战俘只有在宜昌换船去武汉。
我先上了岸，找到二野第七兵站，这是二野进军西南时设立的兵站，一位姓张的站长接待了我。我向张站长介绍了要在宜昌转运战俘等候换船的情况，希望他帮助安排营房，让战俘们暂住。张站长立刻表示可把战俘送到北门战俘收容所，并派了两个战士带路。
我们把战俘食宿安顿好后，就去沿江码头找船。这里没有大轮船开武汉，我们找到湖南汉湘轮船公司，用小火轮拖带木驳船运载。等候了两天，船舶配好了，我们带着战俘上了木驳船启航。木驳船条件太差，舱位很窄，又挤又乱，吃饭、煮饭都很困难，一路上要停船上岸煮好饭再把锣锅抬上船，把饭菜发到每个人面前。我们遣送班的同志就同船员一起吃饭，湖南船员喜欢吃辣椒，把我们辣得有苦难言，只好尽量吃自带的榨菜。
江汉平原云梦泽一带，航道弯曲，又很狭窄，沙碛特多，不能夜航。船队就在湖北监利县岸边停泊过夜。这里是十年九涝的地方，上一年又遇特大洪水，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哀鸿遍野，饥民都是一家老小挤在一条舢板上漂泊度日。当我们船靠岸时，有很多饥民前来讨饭，我们只好煮饭施济饥民。男女老少排着长队，拿着碗、盆前来盛饭，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船队经过3天航行抵达汉口，此时已是傍晚。为了次日将战俘移交给中南军区遣俘招待站，必须把船靠在民生路口码头。我找船长商量停靠码头。船长告诉我，木船、拖驳只能靠在汉江里面，民生路口码头是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中国船不准停靠。我对他说，全中国都快解放了，中国人民要收回主权，洋人的码头也要去靠。 我负责上岸交涉，你们靠过去再说。于是我们的船慢慢地靠在庞然大物似的大铁趸船边。我立刻找到船上值班的人，他是一位中国工人，我向他说明我们靠此趸船的缘由，他见我是解放军战士，马上站起来表示：“你们靠嘛！没关系！”就这样，我们整船战俘，在洋码头度过了平静的一晚。
第二天，大家吃过早饭后，我们组织战俘整队步行到了民生路中南军区招待站。
这是一座民生轮船公司的仓库，四壁无窗户，靠电灯照明。我们把战俘带进去后，随即向招待站办理移交手续，将全部造册登记的名册交给对方，他们给我们出具收条。然后，我们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了两天时间。
两天后，我们踏上了返重庆的归途，在船上悠闲自乐。老船长付孟德不时向我们介绍大湖平原风光。同时，我们听到了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深受鼓舞。
圆满完成遣送任务
当我们回到重庆后，又接受了第二批战俘资遣任务。这批人来历十分复杂，有胡宗南部属，有川南军区送来国民党泸州荣军学校残兵败将，还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学生。这些学生死心塌地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流亡到广州，又从广州流亡到重庆，把他们同战俘一道遣送，学生们思想抵触很大。
这批人员有一部分是南方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各省都有，我们在出发前就分地区编队，以便于管理、遣送。当船到洞庭湖城陵矶时，便将遣往南方的两个连的人员，用小舢板送至岳阳，交由湖南岳阳军分区分别遣送。我们登上岳阳码头后，由两个同志带领队伍，原地休息等候，我迅速赶到军分区接洽。他们派了两位解放军干部来把队伍领到战俘收容所，我们办妥移交手续后，到分区招待所住宿，第二天乘火车到达汉口与战友会合。
7月，我们圆满地完成遣俘任务。
战俘安置问题浮出水面
1949年11月底12月初，二野三个兵团及一野十八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西南：十一和十二军一部解放了大西南重镇——重庆；十军部队解放了泸州、宜宾；一野十八兵团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大巴山防线，直逼成都平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不断向成都溃退，其他杂牌军及地方部队集结在成都平原一带，计有60万人之众。在二野刘、邓首长发出和平解放通令后，刘文辉、邓锡侯部在彭县宣布起义；罗广文部在我地下党促动下，于德阳、郫县起义；国民党王牌部队胡宗南部也不堪一击，在成都外围被歼，其余纷纷向解放军缴械投降，成都歼灭战胜利结束。这时，几十万国民党军俘虏的处置，就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于是，我解放军各部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军事代表团，参加处置、改编工作，一大批自愿回乡的战俘，交由各地方军区及民政部门资遣还乡，以安定社会秩序。
川东区党委责令川东行署民政厅成立训练大队，负责收容川东各地及川西军区、川南军区遣送来渝战俘，对其进行管训、资遣。川东行署民政厅副厅长刘湘屏兼任大队长，奉节县一起义县长罗某任副队长，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调派一个中队（连）学员做工作人员，我就是其中一个。
遣送第一批战俘到汉口
1950年4月，我们徒步行军到达重庆黄桷垭川东行政公署报到。一天，中队长孙立琐通知我们在行署礼堂听报告，由行署办公厅主持会议。行署主任闫红彦向大家讲解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及川东土匪活动的情况，提出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是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二是征粮以济军需民用；三是遣送国民党军战俘，改造投诚起义部队。
接着，刘湘屏副厅长交代了遣俘工作的任务、方针和方法，她说：成都歼灭战结束后，几十万战俘的处理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团以上军官一律送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下级军官及士兵经过诉苦教育及政策学习后，愿意留下的补充解放军兵源，不愿留下的一律遣送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由我们供给伙食、发足路费，不能让他们逃跑去当土匪。你们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任务。当前川陕公路沿线土匪猖獗，公路不通，而胡宗南部官兵大部分是河南、陕西人，由我们遣送到武汉交中南军区转送回原籍。她接着说，要注意的是这些被遣送的人员思想反动，特别是下级军官多是国民党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 培训出来的，对共产党有仇恨心，不服管教，名曰遣送，实则押送，途中不能让一个跑掉。
不久，我们中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整队集合，出发到重庆南岸玄圯庙、觉林寺战俘收容所报到。
接待我们的是先期到达的李学敏。我们接的第一批战俘800多人，是川西军区派军车押送来的，都是胡宗南的部属，由管训的两个分队（排）管理，组织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教唱革命歌曲。遣送任务由一个分队负责，我是遣送分队的班长，担任了第一批遣送任务。
这批遣送的800多名战俘，由民生轮船公司派“民宪轮”前来装运。上船前，训练大队长把全体被遣战俘集中在觉林寺坝上训话，他讲了人民解放军的宽待政策、要注意的有关问题，要求战俘遵守纪律。告诫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平安回家。他特别强调在路途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逃跑等等。次日清晨，我们领着战俘到玄圯庙码头上船。上船后，安排他们按班、排序列在甲板上席地打铺而卧。后勤部门早准备了大米、蔬菜等生活物资。
我们遣送班的战友黄安量、李学敏等人分工负责，成立管训组、资遣组，对沿途下船回乡的填发资遣证，并按步行里程天数发给路费。在船上，我们组织战俘学习时事，讲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以消除战俘的抵触情绪。因为其中一部分是胡宗南部的连、排长，都是西安战干团毕业的，思想反动，他们手臂上、背心上都刺有“忠党爱国”4个蓝色字样，表示忠于国民党的决心，我们非常注意这些死硬分子，提防他们煽动俘虏逃跑、哗变，警惕他们隐藏武器、弹药。尽管我军代表曾多次动员收缴武器，但仍有顽抗不缴的。经个别深入进行思想工作后，终于交了出来。
经过3天航程，“民宪轮”到达宜昌。由于该轮还要返回重庆继续赶运战俘，因此全船战俘只有在宜昌换船去武汉。
我先上了岸，找到二野第七兵站，这是二野进军西南时设立的兵站，一位姓张的站长接待了我。我向张站长介绍了要在宜昌转运战俘等候换船的情况，希望他帮助安排营房，让战俘们暂住。张站长立刻表示可把战俘送到北门战俘收容所，并派了两个战士带路。
我们把战俘食宿安顿好后，就去沿江码头找船。这里没有大轮船开武汉，我们找到湖南汉湘轮船公司，用小火轮拖带木驳船运载。等候了两天，船舶配好了，我们带着战俘上了木驳船启航。木驳船条件太差，舱位很窄，又挤又乱，吃饭、煮饭都很困难，一路上要停船上岸煮好饭再把锣锅抬上船，把饭菜发到每个人面前。我们遣送班的同志就同船员一起吃饭，湖南船员喜欢吃辣椒，把我们辣得有苦难言，只好尽量吃自带的榨菜。
江汉平原云梦泽一带，航道弯曲，又很狭窄，沙碛特多，不能夜航。船队就在湖北监利县岸边停泊过夜。这里是十年九涝的地方，上一年又遇特大洪水，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哀鸿遍野，饥民都是一家老小挤在一条舢板上漂泊度日。当我们船靠岸时，有很多饥民前来讨饭，我们只好煮饭施济饥民。男女老少排着长队，拿着碗、盆前来盛饭，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船队经过3天航行抵达汉口，此时已是傍晚。为了次日将战俘移交给中南军区遣俘招待站，必须把船靠在民生路口码头。我找船长商量停靠码头。船长告诉我，木船、拖驳只能靠在汉江里面，民生路口码头是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中国船不准停靠。我对他说，全中国都快解放了，中国人民要收回主权，洋人的码头也要去靠。 我负责上岸交涉，你们靠过去再说。于是我们的船慢慢地靠在庞然大物似的大铁趸船边。我立刻找到船上值班的人，他是一位中国工人，我向他说明我们靠此趸船的缘由，他见我是解放军战士，马上站起来表示：“你们靠嘛！没关系！”就这样，我们整船战俘，在洋码头度过了平静的一晚。
第二天，大家吃过早饭后，我们组织战俘整队步行到了民生路中南军区招待站。
这是一座民生轮船公司的仓库，四壁无窗户，靠电灯照明。我们把战俘带进去后，随即向招待站办理移交手续，将全部造册登记的名册交给对方，他们给我们出具收条。然后，我们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了两天时间。
两天后，我们踏上了返重庆的归途，在船上悠闲自乐。老船长付孟德不时向我们介绍大湖平原风光。同时，我们听到了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深受鼓舞。
圆满完成遣送任务
当我们回到重庆后，又接受了第二批战俘资遣任务。这批人来历十分复杂，有胡宗南部属，有川南军区送来国民党泸州荣军学校残兵败将，还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学生。这些学生死心塌地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流亡到广州，又从广州流亡到重庆，把他们同战俘一道遣送，学生们思想抵触很大。
这批人员有一部分是南方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各省都有，我们在出发前就分地区编队，以便于管理、遣送。当船到洞庭湖城陵矶时，便将遣往南方的两个连的人员，用小舢板送至岳阳，交由湖南岳阳军分区分别遣送。我们登上岳阳码头后，由两个同志带领队伍，原地休息等候，我迅速赶到军分区接洽。他们派了两位解放军干部来把队伍领到战俘收容所，我们办妥移交手续后，到分区招待所住宿，第二天乘火车到达汉口与战友会合。
7月，我们圆满地完成遣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