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夏末，我的新书《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首先以中英文同步出版，现已被翻译成其他多种语言。我的初衷是想通过本书呼吁欧洲和亚洲认识到发展活力经济的益处、实质和经验，进而升级至一种全面参与尝试自主创新的经济。然而，随着论述的深入，本书的最后部分不得不谈到，有证据表明，1970年以来美国创新日渐衰落。最后，本书呼吁美国要认识到自己过去空前的经济活力——一种渗透到美国内心深处、延伸到民间的活力，并理解恢复这种活力的重要性。
除了许多人认可本书的观点和信息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本书奉为经典教材。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要想实现大众创新、高就业率、薪资上涨以及良好的就业满意度这几个经济维度，就需要新的活力基础或者需要恢复活力基础。美中两国的一些企业家大量订购本书，送给思想领袖、政府官员和商人。美国西部的一个视频博客认为本书是“应运而生”的，是各国摆脱萧条和低迷的自助手册。
负面的评价也当然存在，尤其在美国。人们对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提出异议，既误解了它对经济衰退的诊断，也不认为本书开出的处方对症。对于一本倡议从根本上改变创新、创造力和良好经济的书籍来说，这些反映都可理解，也是正常的。
对于创新在美国衰落的论断，许多读者持反对意见。他们无视硅谷如此之小，认为硅谷 “科技”创新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已然成为创新的心脏地带。
真正的经济学家对这一论断毫无异议。按照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经济的创新率是新的本土产品和方法的流动总量。美国通常用来衡量创新率的指标是多要素生产率增速。美国的多要素生产率增速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下降，而且自那以后，除了互联网经济繁荣的8年，一直低迷不振 。如果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遭遇了创新衰落，随之而来的便会是薪资下降、失业率飙升和就业满意度下降。与通常的景气与萧条循环一起，我们的确目睹了这些。
许多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和他们持相同看法的业外人士拒绝接受如下观点，即一国可能拥有催生“本土创新”的“活力”。他们的观点源自德国历史学家和年轻的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后者认为，新的创新只是对“科学家和航海家”新发现的应用。熊彼特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应用。从这种传统观点来看，我的书毫无意义。
《大繁荣》列举的一系列直接和间接证据表明，在衰退来临之前（或许直至今日），大多数创新都源于普通人，而且是通过日常业务沉淀出的成果。人们一方面观察、探索、修正、想象、构思、创造、试验、测试和营销，另一方面检验、尝试和冒险应用。此外，由于未来充满未知数，自主创新尝试的失败更是家常便饭。要想让一个国家盛行这种创新，就需要巨大的活力——人们愿意创新、有能力创新并享有创新的空间。
政治保守派反对各国活力有强有弱的观点。他们认为，活力是人类与生俱有的。只要给予人们所需的全部经济自由，他们就会抓住机会创新。尽管探索未知世界和孤注一掷是人类的天性，但一些国家却可能培育了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活力。若使经济具有活力，除了必不可少的经济自由以外，还需要具有支持性的道德（一组价值观）来激发和促进创新。美英两国首先开始从重商资本主义转向活力资本主义，当时（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盛行的支持性价值观达到了群聚效应，鼓励人们利用已有的经济自由去尝试创新。对同时代数据的统计调查发现，价值观的不同（远远超过制度上的不同）解释了不同国家在整体经济表现和就业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部的“发达国家”之间。简言之，在现代主义对传统主义占据上风的国家里，自主创新非常普遍，普通人（不只是精英人士）也纷纷参与创新。
一些读者还对《大繁荣》的另一部分感到困惑。我在书中问道，激发活力的态度、信念和规范等价值观是什么？哪些价值观扼杀了活力？本书认为，现代价值观对激发创新欲必不可少。它们以人们熟悉的个人主义、生机论和表现主义的名义出现——标新立异、扬名立万和探索未知等价值观。在现代价值观盛行的国家，大多数人会寻找能发挥主动性的工作并从事有趣的职业；他们接受新观点、变化和竞争。我在书中阐明，西方将会因更加信奉这些价值观而受益。
许多读者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辩称，各种传统价值观是经济保持稳定和创造力所需的粘合剂。然而我的主要论点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或完全反现代的价值观正在消耗社会的大部分活力。亲密的家庭关系、循规蹈矩和物质主义（全都是传统价值观）往往会打消年轻人准备投身于具有挑战性且不确定的创新职业的想法。短期主义在金融和大企业当中大行其道，而政府部门盛行着庇护主义——现代版的俾斯麦（Bismarck）社团主义。这让公司从追求创新转向回报率高得多的游说活动。一旦企业从游说中获得寻租收入，利益集团成为它们的“社会保障”——通过永不过期的专利、税收优惠和监管例外——具有创新想法的外部人士和新入行者就无法与它们竞争。最后，社会连带主义（community solidarism）、优越感和利益相关主义（全都具有社团主义的特征），缩小了有益的创新空间。
批评者认为，美国已摒弃了不良传统，只留下了珍贵的社会纽带，但“纽带束缚”限制或妨碍了人们打破陈规并超越未来，从而阻止我们整个社会追求生活乐趣和个人成长的美好生活。
还有批评者认为，自主创新的经济不会实现美好生活，因为它会出现个人失败、社区分崩离析以及景气与衰退循环。他们青睐社团经济，尽管社团经济就业满意度低而且会停滞不前。
这种观点基本是错误的。正如科学家的生活所展示的那样，失败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分崩离析好过固守一成不变的旧日财富和生活方式。活跃经济体的投机性波动是创新经济体与生俱有的，就像有创造力的作曲家在其职业生涯中既有高峰又有低谷一样。
这些批评者当中的许多人对经济带来的美好生活持相反的看法。他们提出的目标，是为“生活质量”锦上添花的财富、闲暇、长寿以及舒适。
但是，如果没有变化、挑战和个人成长之旅，财富、闲暇和长寿就无异于长期幽禁。
除了许多人认可本书的观点和信息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将本书奉为经典教材。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要想实现大众创新、高就业率、薪资上涨以及良好的就业满意度这几个经济维度，就需要新的活力基础或者需要恢复活力基础。美中两国的一些企业家大量订购本书，送给思想领袖、政府官员和商人。美国西部的一个视频博客认为本书是“应运而生”的，是各国摆脱萧条和低迷的自助手册。
负面的评价也当然存在，尤其在美国。人们对这本书所讲述的历史提出异议，既误解了它对经济衰退的诊断，也不认为本书开出的处方对症。对于一本倡议从根本上改变创新、创造力和良好经济的书籍来说，这些反映都可理解，也是正常的。
对于创新在美国衰落的论断，许多读者持反对意见。他们无视硅谷如此之小，认为硅谷 “科技”创新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已然成为创新的心脏地带。
真正的经济学家对这一论断毫无异议。按照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经济的创新率是新的本土产品和方法的流动总量。美国通常用来衡量创新率的指标是多要素生产率增速。美国的多要素生产率增速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下降，而且自那以后，除了互联网经济繁荣的8年，一直低迷不振 。如果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遭遇了创新衰落，随之而来的便会是薪资下降、失业率飙升和就业满意度下降。与通常的景气与萧条循环一起，我们的确目睹了这些。
许多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和他们持相同看法的业外人士拒绝接受如下观点，即一国可能拥有催生“本土创新”的“活力”。他们的观点源自德国历史学家和年轻的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后者认为，新的创新只是对“科学家和航海家”新发现的应用。熊彼特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应用。从这种传统观点来看，我的书毫无意义。
《大繁荣》列举的一系列直接和间接证据表明，在衰退来临之前（或许直至今日），大多数创新都源于普通人，而且是通过日常业务沉淀出的成果。人们一方面观察、探索、修正、想象、构思、创造、试验、测试和营销，另一方面检验、尝试和冒险应用。此外，由于未来充满未知数，自主创新尝试的失败更是家常便饭。要想让一个国家盛行这种创新，就需要巨大的活力——人们愿意创新、有能力创新并享有创新的空间。
政治保守派反对各国活力有强有弱的观点。他们认为，活力是人类与生俱有的。只要给予人们所需的全部经济自由，他们就会抓住机会创新。尽管探索未知世界和孤注一掷是人类的天性，但一些国家却可能培育了比其他国家更强的活力。若使经济具有活力，除了必不可少的经济自由以外，还需要具有支持性的道德（一组价值观）来激发和促进创新。美英两国首先开始从重商资本主义转向活力资本主义，当时（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盛行的支持性价值观达到了群聚效应，鼓励人们利用已有的经济自由去尝试创新。对同时代数据的统计调查发现，价值观的不同（远远超过制度上的不同）解释了不同国家在整体经济表现和就业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部的“发达国家”之间。简言之，在现代主义对传统主义占据上风的国家里，自主创新非常普遍，普通人（不只是精英人士）也纷纷参与创新。
一些读者还对《大繁荣》的另一部分感到困惑。我在书中问道，激发活力的态度、信念和规范等价值观是什么？哪些价值观扼杀了活力？本书认为，现代价值观对激发创新欲必不可少。它们以人们熟悉的个人主义、生机论和表现主义的名义出现——标新立异、扬名立万和探索未知等价值观。在现代价值观盛行的国家，大多数人会寻找能发挥主动性的工作并从事有趣的职业；他们接受新观点、变化和竞争。我在书中阐明，西方将会因更加信奉这些价值观而受益。
许多读者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辩称，各种传统价值观是经济保持稳定和创造力所需的粘合剂。然而我的主要论点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观或完全反现代的价值观正在消耗社会的大部分活力。亲密的家庭关系、循规蹈矩和物质主义（全都是传统价值观）往往会打消年轻人准备投身于具有挑战性且不确定的创新职业的想法。短期主义在金融和大企业当中大行其道，而政府部门盛行着庇护主义——现代版的俾斯麦（Bismarck）社团主义。这让公司从追求创新转向回报率高得多的游说活动。一旦企业从游说中获得寻租收入，利益集团成为它们的“社会保障”——通过永不过期的专利、税收优惠和监管例外——具有创新想法的外部人士和新入行者就无法与它们竞争。最后，社会连带主义（community solidarism）、优越感和利益相关主义（全都具有社团主义的特征），缩小了有益的创新空间。
批评者认为，美国已摒弃了不良传统，只留下了珍贵的社会纽带，但“纽带束缚”限制或妨碍了人们打破陈规并超越未来，从而阻止我们整个社会追求生活乐趣和个人成长的美好生活。
还有批评者认为，自主创新的经济不会实现美好生活，因为它会出现个人失败、社区分崩离析以及景气与衰退循环。他们青睐社团经济，尽管社团经济就业满意度低而且会停滞不前。
这种观点基本是错误的。正如科学家的生活所展示的那样，失败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分崩离析好过固守一成不变的旧日财富和生活方式。活跃经济体的投机性波动是创新经济体与生俱有的，就像有创造力的作曲家在其职业生涯中既有高峰又有低谷一样。
这些批评者当中的许多人对经济带来的美好生活持相反的看法。他们提出的目标，是为“生活质量”锦上添花的财富、闲暇、长寿以及舒适。
但是，如果没有变化、挑战和个人成长之旅，财富、闲暇和长寿就无异于长期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