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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沉迷于名篇名著，我们醉心于经典舞曲。我们惊叹名家鬼斧神工的杰作之余，也好渴望了解这些名人背后的一些东东。其实，抛开“家”们的作品，我们发现他们也有很平实的一面，看看胡适与苹果的关系，再看看三毛小时的“远大理想”，是不是觉得名家离我们很近？
胡适 为苹果改行
胡适因家道中落，16岁便考取中国公学，20岁考取了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为节省学费，接济家庭，胡适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康奈尔农学院的教学大纲里设有实习课程，学生必须实习各项农事，包括洗马、套车、驾车等，还要亲自下田农耕。本来，胡适生于乡野，不畏农事，对洗马、套车还都有兴趣，也可应付自如。可是，到了苹果分类一项时，胡适却洋相百出。校方要求学生把三十多种苹果分门别类，许多美国农家出身的学生二三十分钟就弄得一清二楚；而胡适花去两个半小时对苹果翻来覆去地仔细比较、观察，也只能勉强分辨出二十种。如此下去，胡适丧失了学农兴趣，也失去信心。他便转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文学，学海无涯，以苦作乐，终至功成名就。
胡适一生得过35个博士学位，如果，当初不是因为苹果改行，哪里会有以文学、哲学闻名于世的胡适之呢？（选摘自《人民政协报》 张洁/文）
季羡林 手茧的感触
1958年“大跃进”，季羡林等北大教授到海淀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劳动的内容是砍玉米秸。当他拿起砍刀干活时，腰哈不下，刀砍不准，步伐也乱，根本找不着感觉，一位公社老大娘看不下去，就接过他手中的砍刀给他做示范动作，交刀的一刹那，他触摸到大娘手上的老茧，大学问家的心态是很特殊的，他由手茧想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想到了生他养他勤劳一生的农村母亲；进而又想到了知识分子是应该参加劳动锻炼的。这一浪漫的联想，展示了他的百姓情结，以及人民之子的情怀。（选摘自今日作家网站 严宽/文）
马友友 被拒绝拉琴
华裔音乐奇才马友友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1988年创立“丝绸之路计划”的人就是他。凡听过他演奏的观众，走出音乐厅时都感觉磁石一般，仍旧被那如泣如诉的曲子吸引着。但是，他也曾被人拒绝拉琴。
柯赫纳的妻子格蒂病了，马友友带着心爱的大提琴前去探望，准备为格蒂演奏她喜爱的巴赫组曲。可是这一次，柯赫纳问格蒂：“马友友来了，你要听琴，还是要腌菜。”格蒂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腌菜。”马友友二话没说，放下琴，一溜烟跑出门。半个小时后，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的手里揣着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腌莱。（栖云/文）
迈娅 不太喜欢白天鹅
迈娅是俄罗斯著名芭蕾舞演员，也许你不知道，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美丽无暇的白天鹅和狡诈残忍的魔女奥季莉娅均由迈娅饰演，她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一演就是 800场。
美丽、温婉、纯洁的白天鹅打动了数万观众的心，可是迈娅却说，我对黑天鹅奥季莉娅情有独钟。因为魔女奥季莉娅集火热与冷酷于一身，惊艳于绝情于一体，既偏听偏信，又尖酸刻薄，奥季莉娅内心活动太丰富了，舞台形象太有层次感了，鲜明、奔放、热烈。迈娅的舞鞋一沾舞台的边儿，就立刻融化在奥季莉娅冰与火的旋风中。
迈娅说，她不太喜欢过于完美的白天鹅，尽管她将白天鹅诠释得优美绝伦。（栖云/文）
哲学家罗素 算错了题
人们把伯特兰·罗素看成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数学、浪漫主义爱情和政治等对人们的灵魂产生过深远影响。罗素强调，“科学的”心理学意味着行为主义，要培养“摆脱了恐惧和障碍以及反叛或受压抑之本能的”年轻人。他的儿子约翰就在这种逢时关头出生，不可避免地成为罗素演练的一道题。罗素严格按照他所希望获得的习惯培养儿子，他一丝不苟，全神贯注，虽然这道题的答案需要时间来揭开，但罗素已经把每个步骤都安顿妥了，仿佛渔民将网撒开，只待收线。
可是这道题却按截然相反的结论演绎下去。约翰才两岁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性格，并没有成为罗素期望的无所畏惧的孩子，而是个胆怯又害羞的文静小男孩。他害怕阴影、狗、猫、机械玩具，甚至还恐惧襁褓中的妹妹。对罗素而言，这次实验的失败给他辉煌的哲学思想涂上重重的败笔，他选择了逃脱。
约翰从此失去父爱，开始悲剧性的一生，甚至后来患了严重的精神病。（栖云/文）
J·K·罗琳 哈利·波特的由来
我妹妹是第一个忍受我讲故事的人，至今还记得给她讲的一个兔子的故事。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我非常渴望做一个作家，但是我从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种想法，因为我害怕他们说我根本没戏。我和妹妹整天与一帮当地的孩子玩在一起。其中有两个孩子姓波特（Potter），是兄妹俩。我很喜欢这个姓。那时我总是喜欢人家的姓，而不喜欢自己的姓，因为他们总是拿我的姓开玩笑，叫我“擀面杖”（英文中的 Rowling 使人联想到rolling pin“擀面杖”）。
上中学时，我常常在吃午饭的时候对那些不爱动又用功的朋友讲系列故事。它们都是一些在生活中我们都做不来的英雄和大胆冒险故事。不过有一次我却和同一年级中最壮的女孩子打了一架，一连好几天，我总是名声在外，因为她居然没有把我打倒。这时候，我写了不少东西，但是很少拿出来给人看，除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以外。直到26岁的时候，我才开始写哈利·波特的故事，当得知《哈利·波特》一书可以出版的时候，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选摘自bookoo.com.cn）
三毛 我的志愿
“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更重要的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什么文章嘛！你……”老师大吼一声，“乱写！乱写！什么拾破烂的！将来要拾破烂，现在书也不必念了，滚出去好了，对不对得起父母……”老师大拍桌子惊天动地的喊，“重写！别的同学可以下课。”老师瞪了三毛一眼便出去了。于是，三毛又写：
“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烤红薯的街头小贩，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玩耍，更重要的是，一面做生意，一面可以顺便看看，沿街的垃圾箱里，有没有被人丢弃的好东西，……”第二次作文缴上去，老师划了个大红叉，当然又丢下来叫重写。结果三毛只好胡乱写着：“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老师看了十分感动，批了个甲，并且说：“这才是一个有理想，不辜负父母期望的志愿。”（三毛/文）
张中行 拿“人头马”没办法
一个晚辈给张中行老先生送来一瓶“人头马”，偏偏张老只认二锅头，竟将这瓶价值1800元的“贵客”丢在屋角。幸亏报纸上的价值信息给他提了个醒，“人头马”被重新请了出来。喝了吧，但一想到喝一两就相当于喝掉了180元钱，实在下不了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吧，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怕日后见面不好交待。这真是一件烦恼的事。面对这瓶洋酒，张老又联想到现在谁在喝“人头马”，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好好的一瓶酒，被张老七想八想，就只剩下杞人忧天了。（选摘自《不衫不履文钞》 张中行/文）
周作人 一稿三投
周作人在抗战期间投敌出任伪职，是他一生中无法洗刷的一大污点。但谁能想到，在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催发下，周作人文章一度成为副刊的大热门，他也就玩起了一稿多投的伎俩。
在50年代中期，周作人给《人民广场》副刊编辑寄去两篇署名“长年”的随笔短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节气与阴历”，主要观点认为：阴历根据月亮圆缺计算，而二十四节气是说气候的冷暖，应与太阳日照有关，因此应以《二十四节气农事歌》中所说：“公历节气真好算，一月两节不改变，上半年来五、廿一，下半年来七、廿三”来推算阳历节气，最为简便。
这两篇文章都在1957年8月份刊诸报端。但后来发现，早在1957年3月7日，周作人以“农历与渔历”为题，曾在《工人日报》刊登过内容基本相同，文字略有出入的文章。到1963年9月，他又在香港《新晚报》上写了一篇文字稍稍改动的《农历与渔历》，足见他以同一内容，几经修改，分作三次发表，或者说，是一稿三投，蒙了好多读者和副刊编辑。（选摘自《杂忆》陈诏/文）
村上春树 酒吧情结
村上春树年轻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与众不同。其一，22岁时，身为一个在学的大学生，村上春树早婚。其二，三年后，1974年，仍是学生的他，以打工所得加上银行贷款共500万日元，在东京开了一家爵士酒吧。一边经营酒吧一边从事创作，这就是成名以前的村上春树。所以，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总会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人和事，出现在酒吧。
在那么多名称各异、气氛有别的酒吧中，惟有一间的业主，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国境之南太阳之西》中的阿始。（选摘自中华校园网 素素/文）
冰心 五四运动“震”上了写作道路
1919年5月4日，当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掀起声势浩大反帝反封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时，19岁的冰心当时只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在协和女大的校园里算不上是一个骨干分子，但她却因为擅长作文，被选作了协和女大自治会的“文书”。
作为“文书”和宣传股成员的冰心，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给正在北京《晨报》当编辑的表兄刘放园看。刘放园先生对表妹的见解大为欣赏。这样，女大学生们的宣传文字，就陆陆续续地在《晨报》上发表了。
刘放园先生不断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杂志，拿给冰心，鼓励她多多阅读这些杂志和报纸，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学生们，是怎样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尤其是让她多多阅读大学生们的新作，以便让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气，努力写作。
于是，这位过去一心想作医生的年轻姑娘，就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写作的道路。
（选摘自《冰心传》 肖风/文）编辑/顿号
黄仁宇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但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受到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安好，甚至她还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或“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有一次，她竟邀我参加她的家庭聚会。但她常常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当时囊中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之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自己的浴室——黄仁宇回忆录
胡适 为苹果改行
胡适因家道中落，16岁便考取中国公学，20岁考取了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为节省学费，接济家庭，胡适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康奈尔农学院的教学大纲里设有实习课程，学生必须实习各项农事，包括洗马、套车、驾车等，还要亲自下田农耕。本来，胡适生于乡野，不畏农事，对洗马、套车还都有兴趣，也可应付自如。可是，到了苹果分类一项时，胡适却洋相百出。校方要求学生把三十多种苹果分门别类，许多美国农家出身的学生二三十分钟就弄得一清二楚；而胡适花去两个半小时对苹果翻来覆去地仔细比较、观察，也只能勉强分辨出二十种。如此下去，胡适丧失了学农兴趣，也失去信心。他便转学自己感兴趣的历史、文学，学海无涯，以苦作乐，终至功成名就。
胡适一生得过35个博士学位，如果，当初不是因为苹果改行，哪里会有以文学、哲学闻名于世的胡适之呢？（选摘自《人民政协报》 张洁/文）
季羡林 手茧的感触
1958年“大跃进”，季羡林等北大教授到海淀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劳动的内容是砍玉米秸。当他拿起砍刀干活时，腰哈不下，刀砍不准，步伐也乱，根本找不着感觉，一位公社老大娘看不下去，就接过他手中的砍刀给他做示范动作，交刀的一刹那，他触摸到大娘手上的老茧，大学问家的心态是很特殊的，他由手茧想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想到了生他养他勤劳一生的农村母亲；进而又想到了知识分子是应该参加劳动锻炼的。这一浪漫的联想，展示了他的百姓情结，以及人民之子的情怀。（选摘自今日作家网站 严宽/文）
马友友 被拒绝拉琴
华裔音乐奇才马友友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1988年创立“丝绸之路计划”的人就是他。凡听过他演奏的观众，走出音乐厅时都感觉磁石一般，仍旧被那如泣如诉的曲子吸引着。但是，他也曾被人拒绝拉琴。
柯赫纳的妻子格蒂病了，马友友带着心爱的大提琴前去探望，准备为格蒂演奏她喜爱的巴赫组曲。可是这一次，柯赫纳问格蒂：“马友友来了，你要听琴，还是要腌菜。”格蒂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腌菜。”马友友二话没说，放下琴，一溜烟跑出门。半个小时后，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的手里揣着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腌莱。（栖云/文）
迈娅 不太喜欢白天鹅
迈娅是俄罗斯著名芭蕾舞演员，也许你不知道，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美丽无暇的白天鹅和狡诈残忍的魔女奥季莉娅均由迈娅饰演，她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一演就是 800场。
美丽、温婉、纯洁的白天鹅打动了数万观众的心，可是迈娅却说，我对黑天鹅奥季莉娅情有独钟。因为魔女奥季莉娅集火热与冷酷于一身，惊艳于绝情于一体，既偏听偏信，又尖酸刻薄，奥季莉娅内心活动太丰富了，舞台形象太有层次感了，鲜明、奔放、热烈。迈娅的舞鞋一沾舞台的边儿，就立刻融化在奥季莉娅冰与火的旋风中。
迈娅说，她不太喜欢过于完美的白天鹅，尽管她将白天鹅诠释得优美绝伦。（栖云/文）
哲学家罗素 算错了题
人们把伯特兰·罗素看成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数学、浪漫主义爱情和政治等对人们的灵魂产生过深远影响。罗素强调，“科学的”心理学意味着行为主义，要培养“摆脱了恐惧和障碍以及反叛或受压抑之本能的”年轻人。他的儿子约翰就在这种逢时关头出生，不可避免地成为罗素演练的一道题。罗素严格按照他所希望获得的习惯培养儿子，他一丝不苟，全神贯注，虽然这道题的答案需要时间来揭开，但罗素已经把每个步骤都安顿妥了，仿佛渔民将网撒开，只待收线。
可是这道题却按截然相反的结论演绎下去。约翰才两岁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性格，并没有成为罗素期望的无所畏惧的孩子，而是个胆怯又害羞的文静小男孩。他害怕阴影、狗、猫、机械玩具，甚至还恐惧襁褓中的妹妹。对罗素而言，这次实验的失败给他辉煌的哲学思想涂上重重的败笔，他选择了逃脱。
约翰从此失去父爱，开始悲剧性的一生，甚至后来患了严重的精神病。（栖云/文）
J·K·罗琳 哈利·波特的由来
我妹妹是第一个忍受我讲故事的人，至今还记得给她讲的一个兔子的故事。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我非常渴望做一个作家，但是我从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种想法，因为我害怕他们说我根本没戏。我和妹妹整天与一帮当地的孩子玩在一起。其中有两个孩子姓波特（Potter），是兄妹俩。我很喜欢这个姓。那时我总是喜欢人家的姓，而不喜欢自己的姓，因为他们总是拿我的姓开玩笑，叫我“擀面杖”（英文中的 Rowling 使人联想到rolling pin“擀面杖”）。
上中学时，我常常在吃午饭的时候对那些不爱动又用功的朋友讲系列故事。它们都是一些在生活中我们都做不来的英雄和大胆冒险故事。不过有一次我却和同一年级中最壮的女孩子打了一架，一连好几天，我总是名声在外，因为她居然没有把我打倒。这时候，我写了不少东西，但是很少拿出来给人看，除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以外。直到26岁的时候，我才开始写哈利·波特的故事，当得知《哈利·波特》一书可以出版的时候，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选摘自bookoo.com.cn）
三毛 我的志愿
“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可以大街小巷的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更重要的是，人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许多还可以利用的好东西当作垃圾丢掉，拾破烂的人最愉快的时刻就是将这些蒙尘的好东西再度发掘出来……”“什么文章嘛！你……”老师大吼一声，“乱写！乱写！什么拾破烂的！将来要拾破烂，现在书也不必念了，滚出去好了，对不对得起父母……”老师大拍桌子惊天动地的喊，“重写！别的同学可以下课。”老师瞪了三毛一眼便出去了。于是，三毛又写：
“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夏天卖冰棒，冬天卖烤红薯的街头小贩，因为这种职业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玩耍，更重要的是，一面做生意，一面可以顺便看看，沿街的垃圾箱里，有没有被人丢弃的好东西，……”第二次作文缴上去，老师划了个大红叉，当然又丢下来叫重写。结果三毛只好胡乱写着：“我长大要做医生，拯救天下万民……”老师看了十分感动，批了个甲，并且说：“这才是一个有理想，不辜负父母期望的志愿。”（三毛/文）
张中行 拿“人头马”没办法
一个晚辈给张中行老先生送来一瓶“人头马”，偏偏张老只认二锅头，竟将这瓶价值1800元的“贵客”丢在屋角。幸亏报纸上的价值信息给他提了个醒，“人头马”被重新请了出来。喝了吧，但一想到喝一两就相当于喝掉了180元钱，实在下不了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吧，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怕日后见面不好交待。这真是一件烦恼的事。面对这瓶洋酒，张老又联想到现在谁在喝“人头马”，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好好的一瓶酒，被张老七想八想，就只剩下杞人忧天了。（选摘自《不衫不履文钞》 张中行/文）
周作人 一稿三投
周作人在抗战期间投敌出任伪职，是他一生中无法洗刷的一大污点。但谁能想到，在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催发下，周作人文章一度成为副刊的大热门，他也就玩起了一稿多投的伎俩。
在50年代中期，周作人给《人民广场》副刊编辑寄去两篇署名“长年”的随笔短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节气与阴历”，主要观点认为：阴历根据月亮圆缺计算，而二十四节气是说气候的冷暖，应与太阳日照有关，因此应以《二十四节气农事歌》中所说：“公历节气真好算，一月两节不改变，上半年来五、廿一，下半年来七、廿三”来推算阳历节气，最为简便。
这两篇文章都在1957年8月份刊诸报端。但后来发现，早在1957年3月7日，周作人以“农历与渔历”为题，曾在《工人日报》刊登过内容基本相同，文字略有出入的文章。到1963年9月，他又在香港《新晚报》上写了一篇文字稍稍改动的《农历与渔历》，足见他以同一内容，几经修改，分作三次发表，或者说，是一稿三投，蒙了好多读者和副刊编辑。（选摘自《杂忆》陈诏/文）
村上春树 酒吧情结
村上春树年轻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与众不同。其一，22岁时，身为一个在学的大学生，村上春树早婚。其二，三年后，1974年，仍是学生的他，以打工所得加上银行贷款共500万日元，在东京开了一家爵士酒吧。一边经营酒吧一边从事创作，这就是成名以前的村上春树。所以，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总会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人和事，出现在酒吧。
在那么多名称各异、气氛有别的酒吧中，惟有一间的业主，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国境之南太阳之西》中的阿始。（选摘自中华校园网 素素/文）
冰心 五四运动“震”上了写作道路
1919年5月4日，当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掀起声势浩大反帝反封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时，19岁的冰心当时只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在协和女大的校园里算不上是一个骨干分子，但她却因为擅长作文，被选作了协和女大自治会的“文书”。
作为“文书”和宣传股成员的冰心，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给正在北京《晨报》当编辑的表兄刘放园看。刘放园先生对表妹的见解大为欣赏。这样，女大学生们的宣传文字，就陆陆续续地在《晨报》上发表了。
刘放园先生不断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杂志，拿给冰心，鼓励她多多阅读这些杂志和报纸，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学生们，是怎样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尤其是让她多多阅读大学生们的新作，以便让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气，努力写作。
于是，这位过去一心想作医生的年轻姑娘，就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写作的道路。
（选摘自《冰心传》 肖风/文）编辑/顿号
黄仁宇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但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受到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安好，甚至她还派人送来“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或“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有一次，她竟邀我参加她的家庭聚会。但她常常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当时囊中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之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自己的浴室——黄仁宇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