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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四个西方人尽量选择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在极端组织“人间地狱”里的经历。有几次，他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因为他们的经历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落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结果会是什么？被折磨？被斩首？在支付赎金后获释？最近，4个曾被极端组织扣为人质的西方人举行聚会，讲述他们过去两年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遭到极端组织的绑架、每天都挨打、几个星期被捆绑在一起、几个月见不到阳关、很少有食物吃、衣服肮脏的悲惨遭遇，以及在如此十分艰难的情况结下战斗友谊，互相帮助和鼓励，最后成功获得自由的经历。
55岁的法国记者迪蒂尔落入极端组织的过程很快。2013年6月的一天上午，他乘车越过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进入叙利亚境内。半个小时后，他就被极端组织抓走了。迪蒂尔说，“回想起来，我跨越土叙边境时，就已经落入极端组织的圈套。当时，在我所乘坐的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汽车。而在我的前面，也有另外一辆汽车，上面有5个男子，看上去非常职业，我是无路可逃啊。他们把我拦截下来后，把我的眼镜摘了下来，还把我的鞋子拿走。这样，我就难以逃走。随后，我被蒙上了眼睛，手机也被拿走了。我知道，这下完了，成为极端组织的人质了。”
31岁的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大学时读的是海洋专业，但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对叙利亚中北部城市拉卡很感兴趣，后来就到了那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当时，拉卡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政府军手里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现在则成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的“首都”。
皮尔雷说，“我2013年6月被极端组织抓住时，正在我朋友家附近散步，也就走出去两分钟的路。一辆汽车突然停在我的左边，车上有4到5人，都带着面罩。在拉卡的大街上，人们带着面罩出行并不是奇怪的现象。我想，‘噢，也许他们不知道时间，想问问我吧。’突然，我看到了枪管，意识到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下车后，开始对我进行推搡，用枪托砸我。我差点倒在地上，等看到地上有血迹时才发现我的头上出血了。就这样，我被他们抓走了。”
意大利志愿者弗德里克是和荷兰摄影师丹尼尔一起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一个名叫阿特马的难民营附近被极端组织抓走的。当时，他们刚结束在难民营的救援工作，回到汽车上，准备离开时被极端组织武装人员的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夹住了，上面大约有8个武装人员，其中有人还朝天开枪。他们把弗德里克和丹尼尔拖下汽车，放倒在地上。弗德里克说，“我记得很清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嘴里说着，‘啊，是圈套！’”后来，我们两人被塞进极端组织的汽车里，然后快速离开。”
上述四个西方人是最近几年来被极端组织绑架的几十个人员中的缩影。他们去叙利亚，或是为了新闻报道，或是为了志愿工作，以帮助当地人减轻苦难。不幸的是，他们都落入了极端组织的魔掌，受尽折磨。其中，19个男性人质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另外一间屋子里则关着5个女性人质。
但是，他们四人也是幸运的，毕竟活了下来，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和法国记者迪蒂尔分别在2014年4月和5月获释，2013年5月被抓的丹麦摄影师丹尼尔在2014年6月获释，此外还有其他9个人质获释。这些人质获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极端组织拿到了赎金。而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记者和志愿者，还有成百上千的叙利亚人没能活着讲述他们的经历，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蒂文和詹姆斯、美国志愿者彼得、英国志愿者戴维和艾伦外，还有俄罗斯人谢尔盖。还有一些人质被无限期关押，如英国记者约翰。5个女性人质的命运也各不相同，3人获释，1人还在押，而志愿者卡拉被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四个西方人尽量选择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在极端组织“人间地狱”里的经历。有几次，他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因为他们的经历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在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后，西方人质并不是盲目服从，而是设法与极端组织进行抗争。荷兰摄影师丹尼尔说，“极端组织的一个看守问我，‘你的肩膀咋那么宽呢？你看上去不像个摄影师，而是个军人或者警察啥的。’我回答说，‘不！不！我不是军人的，我是个摄影师，以前是个体操运动员，因此肩膀比别人要宽一点。’”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看守认为丹尼尔是间谍，这使他吓坏了，因为如果他被极端组织认定为间谍的话，肯定要被处死。为此，丹尼尔要想办法证明他不是间谍。然而，那个看守说，“你不用证明。我一会要审讯你、折磨你。”接着，其他一些看守也围了过来，对他进行吼叫和推搡。这些看守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是叙利亚人，而是外国人，有来自欧洲，也有来自西方国家，似乎比叙利亚人更具攻击性。有一次，他们把丹尼尔带出牢房，逼着他跳探戈舞，使他感到受了羞辱。
法国记者迪蒂尔说，他感到最大的困难在于他失去了自由，身处“法外之地”。没有规则约束，极端组织的看守可以对人质做任何事情，而人质对自己失去了控制，唯一能做的是尽量保持尊严。在迪蒂尔眼里，看守没有好坏之分，都是坏蛋，只是看守人质的方式不同而已，有的采取极端暴力手段，而有的采取的是软性手法。例如，有个法国看守喜欢在思想上折磨人质，而英国看守则直来直去：对人质进行看守和殴打，没有理由，动手就打。如遇反抗，就打得更狠。有的看守还在人质的脸上撒辣椒粉，连续4天不给他们发放食物和水。
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被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空荡荡的，使他很不自在，因此想斗争和反抗，就瞄上了一个年轻的看守，可能来自突尼斯。皮尔雷站在他的跟前，眼睛直接看着他。那些看守对人质的“身体语言”很敏感。皮尔雷那样站在他的面前，尽管没说话，但实际上是在骂他。于是那名看守被激怒了，先是推了皮尔雷一下，然后用一根棍子试图将其打倒，但皮尔雷依然站立着。后来，他把皮尔雷打得遍体鳞伤，还用脚踹其腹部，使皮尔雷大小便失禁。但是，皮尔雷还是觉得在精神上战胜了看守，感到很自豪。
落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结果会是什么？被折磨？被斩首？在支付赎金后获释？最近，4个曾被极端组织扣为人质的西方人举行聚会，讲述他们过去两年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遭到极端组织的绑架、每天都挨打、几个星期被捆绑在一起、几个月见不到阳关、很少有食物吃、衣服肮脏的悲惨遭遇，以及在如此十分艰难的情况结下战斗友谊，互相帮助和鼓励，最后成功获得自由的经历。
中圈套落入“人间地狱”
55岁的法国记者迪蒂尔落入极端组织的过程很快。2013年6月的一天上午，他乘车越过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进入叙利亚境内。半个小时后，他就被极端组织抓走了。迪蒂尔说，“回想起来，我跨越土叙边境时，就已经落入极端组织的圈套。当时，在我所乘坐的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汽车。而在我的前面，也有另外一辆汽车，上面有5个男子，看上去非常职业，我是无路可逃啊。他们把我拦截下来后，把我的眼镜摘了下来，还把我的鞋子拿走。这样，我就难以逃走。随后，我被蒙上了眼睛，手机也被拿走了。我知道，这下完了，成为极端组织的人质了。”
31岁的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大学时读的是海洋专业，但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对叙利亚中北部城市拉卡很感兴趣，后来就到了那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当时，拉卡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政府军手里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现在则成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的“首都”。
皮尔雷说，“我2013年6月被极端组织抓住时，正在我朋友家附近散步，也就走出去两分钟的路。一辆汽车突然停在我的左边，车上有4到5人，都带着面罩。在拉卡的大街上，人们带着面罩出行并不是奇怪的现象。我想，‘噢，也许他们不知道时间，想问问我吧。’突然，我看到了枪管，意识到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下车后，开始对我进行推搡，用枪托砸我。我差点倒在地上，等看到地上有血迹时才发现我的头上出血了。就这样，我被他们抓走了。”
意大利志愿者弗德里克是和荷兰摄影师丹尼尔一起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一个名叫阿特马的难民营附近被极端组织抓走的。当时，他们刚结束在难民营的救援工作，回到汽车上，准备离开时被极端组织武装人员的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夹住了，上面大约有8个武装人员，其中有人还朝天开枪。他们把弗德里克和丹尼尔拖下汽车，放倒在地上。弗德里克说，“我记得很清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嘴里说着，‘啊，是圈套！’”后来，我们两人被塞进极端组织的汽车里，然后快速离开。”
上述四个西方人是最近几年来被极端组织绑架的几十个人员中的缩影。他们去叙利亚，或是为了新闻报道，或是为了志愿工作，以帮助当地人减轻苦难。不幸的是，他们都落入了极端组织的魔掌，受尽折磨。其中，19个男性人质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另外一间屋子里则关着5个女性人质。
但是，他们四人也是幸运的，毕竟活了下来，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和法国记者迪蒂尔分别在2014年4月和5月获释，2013年5月被抓的丹麦摄影师丹尼尔在2014年6月获释，此外还有其他9个人质获释。这些人质获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极端组织拿到了赎金。而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记者和志愿者，还有成百上千的叙利亚人没能活着讲述他们的经历，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蒂文和詹姆斯、美国志愿者彼得、英国志愿者戴维和艾伦外，还有俄罗斯人谢尔盖。还有一些人质被无限期关押，如英国记者约翰。5个女性人质的命运也各不相同，3人获释，1人还在押，而志愿者卡拉被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四个西方人尽量选择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在极端组织“人间地狱”里的经历。有几次，他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因为他们的经历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与看守斗智斗勇
在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后，西方人质并不是盲目服从，而是设法与极端组织进行抗争。荷兰摄影师丹尼尔说，“极端组织的一个看守问我，‘你的肩膀咋那么宽呢？你看上去不像个摄影师，而是个军人或者警察啥的。’我回答说，‘不！不！我不是军人的，我是个摄影师，以前是个体操运动员，因此肩膀比别人要宽一点。’”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看守认为丹尼尔是间谍，这使他吓坏了，因为如果他被极端组织认定为间谍的话，肯定要被处死。为此，丹尼尔要想办法证明他不是间谍。然而，那个看守说，“你不用证明。我一会要审讯你、折磨你。”接着，其他一些看守也围了过来，对他进行吼叫和推搡。这些看守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是叙利亚人，而是外国人，有来自欧洲，也有来自西方国家，似乎比叙利亚人更具攻击性。有一次，他们把丹尼尔带出牢房，逼着他跳探戈舞，使他感到受了羞辱。
法国记者迪蒂尔说，他感到最大的困难在于他失去了自由，身处“法外之地”。没有规则约束，极端组织的看守可以对人质做任何事情，而人质对自己失去了控制，唯一能做的是尽量保持尊严。在迪蒂尔眼里，看守没有好坏之分，都是坏蛋，只是看守人质的方式不同而已，有的采取极端暴力手段，而有的采取的是软性手法。例如，有个法国看守喜欢在思想上折磨人质，而英国看守则直来直去：对人质进行看守和殴打，没有理由，动手就打。如遇反抗，就打得更狠。有的看守还在人质的脸上撒辣椒粉，连续4天不给他们发放食物和水。
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被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空荡荡的，使他很不自在，因此想斗争和反抗，就瞄上了一个年轻的看守，可能来自突尼斯。皮尔雷站在他的跟前，眼睛直接看着他。那些看守对人质的“身体语言”很敏感。皮尔雷那样站在他的面前，尽管没说话，但实际上是在骂他。于是那名看守被激怒了，先是推了皮尔雷一下，然后用一根棍子试图将其打倒，但皮尔雷依然站立着。后来，他把皮尔雷打得遍体鳞伤，还用脚踹其腹部，使皮尔雷大小便失禁。但是，皮尔雷还是觉得在精神上战胜了看守，感到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