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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度”是一个村庄
“隘子”意为道路狭隘，易守难攻。始兴县的隘子镇虽面积不大，但却赫赫有名——这里不仅有“满堂客家大围”，有“龙斗峰”，还是张九龄的故乡。这位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是始兴县人，因具有远见卓识，被誉为“岭南第一人”。张九龄自幼聪明敏健，善写文章，任宰相后屡建功勋。在岭南人看来，他最大的功绩，是建议唐玄宗开凿大庾岭，修通了梅关古道，让从中原到岭南的交通得到很大改善。
从隘子镇出发后，汽车一直行驶在山路上，一圈绕着一圈，每一圈都看着十分相似。突然，路旁出现了一个牌匾，上面写着“省级红色村，风度欢迎您”。风度村既是贫困村，又是“红色村”。在广东，有六十个“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旨在弘扬优良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挖掘保护红色资源，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紧密结合，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精神成为党组织和党员引领脱贫攻坚、推进基层治理的动力源泉。
风度村的原名叫彩岭村，位于隘子镇的南面，总面积有三万四千多亩，人口近两千人。村民主要靠种植水稻、玉米、番薯、芋头、香菇、花生和灵芝等为生。然而，由于可耕地很少，且离县城太远，交通不便，村民们即便再精打细算，日子也总是入不敷出。很多人家的大米都不够吃，便用芋头和番薯煮粥代饭。2017年被列为“红色村”后，风度村走出了一条红色党建与脱贫攻坚融合促进之路。
崔智成是风度村的“第一书记”。他看上去像个英姿飒爽的运动员，浑身透着干练劲——身着短袖T恤衫、迷彩裤和长筒雨靴;在那头乌黑的短发下，是浓眉、深目和高鼻，宽厚的肩膀像横梁。站在上午的阳光下，他的脸部反射出异常的金黄色，甚至连双手和胳膊也闪着金光。他走路的频率非常快，全身的骨节异常灵活。无论走到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能说出与之相关的故事。原来，自2016年开始，他便来到了村里。当第一轮扶贫工作结束后，他原本可申请返回原单位，但他总感觉村里的事还没干完，故而申请了第二轮扶贫。
和城市相比，村庄是一个相对乏味的地方。出现在这里的事物，看起来都格外相似——一栋民居像另一栋，一条巷道像另一条，一片农田像另一片。然而，崔智成驻扎在村里的这四年，不仅村庄发生了改变，连他自己也发生了改变。2020年夏天，当东莞科技局的领导来村里考察时，拍着他的肩膀道：“你的变化太大了！”他身上的青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融通。他真正地成熟了——这是扶贫工作带来的成长。他感慨道：“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能让人在锻炼中成长起来。”
最初来到村里时，他努力克服语言障碍，用客家话挨家挨户做调查。摊开本子拿起笔，他一条条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了什么。他没想到，这种调查得到的结果是令人惊骇的——村民们在梯田上耕作，每年仅收成一次，可耕地少之又少;村里的巷道没有铺柏油，孩子们跑过时灰尘腾空而起;人们住在泥土屋中，墙面腐败，屋顶的黑瓦残破，墙角泛着青绿霉斑;有的人家，除了木桌、木椅和木床外，几乎别无他物;有的男人好手好脚，似乎什么零件都不缺，但脑子却是一团糨糊;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坐在门前木凳上，脸庞像皴裂的戈壁，皱纹爬满额头和嘴角，青筋暴突在手背上。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村里七十岁的老人家都在干活——虽然满头白发，腰背佝偻，但依旧忙碌地锄草、施肥和摘菜。
要想改变这里，便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自己融入其中——不仅是身体的融入，更需要心灵的融入。正午时分，看到有人在搬木桌，他便赶过去帮忙——脱了外套就开始抬，胳膊上的腱子肉一愣一愣地凸起来;傍晚时分，他到贫困户家访问，正赶上大妈在做晚饭，他便在灶火前帮忙烧火;深夜时分，他来到另一户人家，这家的房子已衰朽不堪，墙皮脱落，墙基也不稳当，他三番五次上门，劝屋主人趁国家有危房改造补贴，赶紧建新房。“当真有补贴吗？”“当然，有四万呢！”“四万啊？”对方的脸上浮出一个迟疑的微笑。
在工作队和村委会的努力下，风度村已修建了桥梁、道路和水坝，还购买了全民健身体育器材;又挖掘了历史遗迹，并对遗迹进行抢救性修复;还对革命烈属、伤残人员、孤寡老人进行慰问，解决革命后代教育及老人医疗等问题。然而，村里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容易。在原单位，崔智成不过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而在村里，大事小事都要他来负责和解决。有一天，有个村民气势汹汹地来找他，面露愠色地质问：“听说你给别人家发了九千块，为啥我家没有？”他拿出奖补的有关政策，指着上面的条例反驳：“那家人有三个上学的孩子，每人每年有三千元生活补助，你家有人在上学吗？”崔智成提高了声调：“在村里生活，不仅要和人搞好关系，还要和狗搞好关系。走村道时要格外小心，除了注意石板上的青苔，还要注意时不时窜出来的大狗。”村里的狗一般没有主人跟着，也不拴链子。而现在，当他走在村里时，不仅村民会热情地打招呼，连狗儿们也都默默地摇着尾巴。
张发奎与风度村
在崔智成的车上，我发现了一本书：《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他最近正在研读。“不了解张发奎，便不了解风度村！”原来，张发奎于1896年出生在这个小村。八岁时，他和一位小伙伴去游泳，但那个伙伴不幸溺水淹死，他因怕回家挨打，便去了广州。他在那里当学徒学染织，十六岁时从军当兵，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营长。之后，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名将。1980年，他病逝于香港，终年八十四岁。
跟在崔智成身后走进风度村，感觉小村虽然极朴素，但却格外整洁。清晨的阳光洒在连绵的群山上，让树林显得容光焕发，也让天空变得湛蓝新鲜。山脚下的党群服务中心，是一栋白墙灰瓦的两层小楼;楼房对面挺立着“卫生展示栏”，张贴着各种动态信息;路边的指示牌上，红底白字写着“消防取水点”;路灯上缀着红色的中国结和五角星;篮球场是泛白的水泥地面，顶部撑着大棚;在“城乡社会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里，几个耄耋老人正低声聊天。这个小村充满古意——木杆上编织着辫子一般的大蒜，晾晒的衬衫裤子都抻得平平展展，石板路上看不到任何垃圾碎屑。“现在的村里很干净，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四年前，路上到处都是烟头——老辈人总是习惯性地到处丢烟头。后来，村里请了贫困户当清洁员，还配发了环卫车。 我们来到了一条水流发黄的小河旁。河边有座小桥，桥的对面便是“向华泉”。原来，这里既是村里人泡温泉的地方，也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地方。在崔智成的协调努力下，村里在温泉旁修建了彩岭广场——草坪、红砖地、各种运动器械、红旗雕塑和射击训练雕塑。“你看，这个公园是四方形的！其实，设计图是我自己画的！”崔智成坦言——因为资金有限，请人设计的费用太高，他便自己操刀干了起来。公园建好后，村民们都举起了大拇指，赞不绝口。
我想起刚刚经过的那条小河——一百多年前，那个八岁男孩就在那里游泳。他因害怕父亲责骂而离家出走。那时的他，也许并没有注意到父亲作为成年人的痛苦——那痛苦就藏在眼睑下。在广州当学徒工时，他经常一文不名，但却依旧不敢回家。后来，他的命运能发生大的反转，和他本人的机巧聪慧是分不开的。当他花重金修建“贵庐”时，也许是想落叶归根的。然而最终，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他在香港落了脚，成为真正的游子。“家”这个字，应是张发奎一生的隐痛。
革命历史陈列馆
我惊诧地发现，作为始兴县第一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风度革命历史陈列馆”看起来很像海丰县红宫红场的缩小版。陈列馆虽然朴素内敛，但和小村的格调正好相配。在陈列馆的墙上，挂着很多张描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运动的图文;在电子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这个村的历史沿革。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东江纵队与珠江纵队曾在这里会师;而张氏宗祠不只是祠堂，更是张光第、吴新民等人组织秘密农协小组的地方。一尊雕塑重现了上世纪最激越的一幕——1944年冬天，在祠堂里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围着那张木桌的几个男人，或坐或站。雕塑是按人体比例雕刻的，显得栩栩如生。
漫步馆中，我看到墙上有一幅图片是《风度学校校歌》——风度学校被誉为“革命摇篮”，在学校大门两侧写着的“培育后代精英，铭记革命源流”，正道出了这所学校的意义。在另一张图片中，拿着“旋风”旗帜的是风度篮球队队长吴新民。“篮球把文明的种子带到了山沟！”如今，风度村成立的篮球队便命名为“风度球队”。总是带队打比赛且总能获奖的崔智成笑了起来：“我喜欢打篮球，所以便组建了球队，但我不是故意去做的。后来我发现，原来这里早就有球队时，感觉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崔智成慨叹：“一切东西，只有做过才知道不容易。”在他看来，“第一书记”其实是个多重身份，既要忙扶贫，又要忙产业，还要防洪和防火。筹建“风度革命历史陈列馆”时，他为了节约经费，能自己干的事全都亲力亲为。为了刷墙，他自己戴上白手套，拎着桶子，用滚子一点点涂抹。墙刷白了后，还要打扫卫生。他便将两根长杆绑在一起，七八米长，又在顶部绑上抹布，一点点擦拭。
陈列馆建成后，他不仅撰写了解说词，还因为没有讲解员，便自己“顶硬上”。第一天讲解时，他起了个大早，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又换上了蓝色短袖衫、白色休闲裤和运动鞋，一派精干模样。虽然他努力地放松心情，但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而紧张。面对游客，他如何开口？当第一个词语从舌尖吐出后，其余的词也便跟着说了出来。虽然说得磕磕绊绊，但毕竟还是撑了下来。等讲了几次后，他发现自己的舌头像被捋直了，词语一个接一个地被弹了出来。他为那流利而感到纳闷——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天赋！
他接待了很多游客。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接待革命先烈的后代。他嘿嘿一笑：“经验都是在工作中總结出来的。”在那个雕塑中，有革命先辈吴新民，但那时，谁都没想到要给雕塑做个姓名牌。当吴新民的女儿询问“哪个是我爸爸”时，崔智成便指了指一位戴眼镜的男子。女儿抱着雕塑就哭了起来，大喊“爸爸”。后来才发现——雕塑里有两个戴眼镜的男子。吴新民的女儿很支持他的工作，捐了很多父亲的旧物。崔智成和队员开着货车去邻村取时，村干部上前阻止：“你们搬什么！”他说：“我们做了个展馆，要搬些旧物。”村干部说：“不要搬太多啊，我们也想做个展馆。”
在革命历史陈列馆里，还有一个专门卖灵芝的大柜子——那是崔智成和队员一起使劲抬进来的。游客来参观陈列馆，是不用买门票的，但他叮嘱讲解员在最后加上一句：“大家可以买一点我们村产的灵芝，也算是消费扶贫。”在他看来——“搞产业扶贫，就是要把产品销售出去;况且，有些人是真心想买，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原生态的。”他坦言：“微信扫码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些钱，最后都到了村集体的账上。自2019年9月开馆以来，有两万人来此参观。
风度学校的“风度”
现在的风度小学，一二年级加起来共九个人。而此前，这个学校的规模很大，学生也很多。张发奎一生戎马，但却极重视文化教育。风度学校，便是由他出资修建的。作为第一任校长，张光第为这个学校定下了办学理念——“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来办学”。就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居然涌现出了五十多名共产党员。风度村离县城的距离非常遥远，这里是个天然的宝地，基本上没发生过战争。1936年，当风度学校建成后，便成为抗战时期始兴县委的指挥中心，也是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和风度大队会合的地方。
全赓靖有着一头乌黑的短发，孩子气的刘海，椭圆的脸庞上除了浓眉、大眼和薄唇，还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她总是穿着一袭旗袍，看起来是个聪慧而文弱的女子，然而，她的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作为风度学校的第二任校长，可能是她人生中最为华彩的篇章。全赓靖是满族人，她考入北平国立艺术学院，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到许多进步书籍，思想倾向进步。日本侵略中国后，北平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而全赓靖也毅然地加入到抗日行列。然而，她的婚姻生活却非常不幸——丈夫婚后两年便去世。因为张发奎是她丈夫的好友，所以在1939年时，张发奎邀约全赓靖到风度学校任教，后来她成为校长。
当全赓靖来到这个山区学校时，被眼前的景象所深深震撼——这个岭南小村和北方的村庄完全不同。这个村庄不仅远离城市，且被大山拽到一个坑窝中，夏季燠热而漫长，冬天短暂得像不存在;这里的阳光总是放荡而刺眼，地面像一口烧红的平锅;这里的台风总是神出鬼没，暴躁时能掀起巨大浪花，过后又带来喘不上气的低气压。她努力地调整着，让自己尽快适应南方的天气、饮食和生活。 全赓靖为风度学校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息——北方的气息！政治的气息！抗日的气息！她引导全校师生关心国家命运的走向。在学校的周会上，她会将这周抗日的进展通报给大家。她的声调因高亢而变得又尖又细——“东三省已被日本人吃掉了！”“广州和延边也开始被吃了！”“每天、每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城中。”全赓靖的手看起来非常纤细，有着精致的线条和结构，但挥舞起来时，却显得格外有力。人们在这双手的感召下，体会到了一种尖锐的渴望——抗日！抗日！抗日！
当风度学校成立自卫队后，全赓靖请张发奎发一些武器，用以保卫学校。张采纳了她的建议，发了一个营的装备。后来，风度抗日自卫大队打游击时，用的就是这些装备。1939年冬天，当日军向粤北进军时，全赓靖创作了《风度学校校歌》，并请人谱上了曲。这首歌后来更名为《风度大队队歌》。
风度，风度
诞生在抗战其中
建立在粤北山城
义勇决诚是我们的校训
教、学、做是一贯的作风
我们要实现广大人民的希望
更不要忘记打日本的決心
为故乡文化开一条新道路
为民族解放建立一支生力军
风度，风度，随着时代前进
风度，风度，随着时代前进
当全赓靖校长挥手打着节拍时，那镜片后的黑眼睛里闪着火热的光芒。事实上，她在那段时间里，并非安静平和，反而惊心动魄！1944年，当北江特委李福海在曲江被捕后，全赓靖四处奔走，最后将李福海保释出狱;1945年，当北江特委林华康来始兴后，被国民党拘留审查，全赓靖又以校长名义将他保释。终于，在1945年5月，全赓靖举起拳头，在宣誓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6月下旬，她带着儿女和进步师生加入了风度抗日游击队。因高度近视，她无法随军打仗，党组织便安排她做民运工作。白天，她走家串户，向农民宣传抗日;晚上，她举办民众夜校，教农民识字唱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45年8月1日，国民党“围剿”始兴县外营村时，全赓靖不幸被捕。敌人用电刑逼她投降，但她却宁死不屈、坚贞顽强。当她在江西寻乌被杀害时，年仅三十六岁。消息传到风度村后，闻者无不悲伤流泪。那是岭南一个极为古怪的夜晚——一轮夺目的白月亮挂在半空，让苍穹涂满了清冷的苍黄色，让人们在高温中感觉格外寒冷。然而，这是最后、最后的寒冷。所有的村民都知道，曙光就在眼前。
不一样的米粉和灵芝
风度米粉厂看起来像一幅幅摄影作品的联展——那个上下两层楼的厂房甚为宽敞，白墙红顶，线条流畅，色泽艳丽;那些工人们将米片塞入机器后，一根根米粉便被切好了。这个魔幻的过程，就像孕妇产下胎儿般神秘;那些挂着围裙戴着帽子的大妈，用翻飞的手指将米粉一根根摆放整齐。那些细细的粉丝在阳光下闪着光，充满了食物特有的高贵感;那个年轻的妈妈用布兜将孩子背在身后，双手忙碌地干着活，脸庞上浮现出一种恬静的满足感;那些晾晒在户外的米粉，摊在又窄又长的竹床上，一束挨着一束，像一个个巨大的蚕宝宝。它们就那样安静地躺着，比任何媒介都更直接地表达出生命的真实。
进入灵芝产业基地后，我发现那个昏暗的空间很像蔬菜大棚——顶部蒙着黑色棚布，脚下是黑乎乎的泥地。一根根椴木用塑料袋包好，一个挨一个地放在地上。椴木要先放在高压锅中蒸一遍，杀菌后再把灵芝的菌种打进去。灵芝看起来厚实而有光泽，像一把把小伞，枝干呈浓黑色，顶部则是灰黑中泛着酱红的颜色。我在地上看到了一些白色石灰，原来是为了防虫的。
这个基地共十五亩，是2018年投入了七十万元修建的。灵芝是个宝——“种一年，收五年”，而且不是收一次，从七月到十二月都能有收成。灵芝的药用价值早已得到公认——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在炖猪肉、牛肉和鸡肉汤时加入。灵芝具有养心安神、养肺益气、理气化瘀、治肝健脾的功能，对治疗疲乏有神奇功效。崔智成感慨道：“搞农业的风险很大。种的时候怕种不出来，种出来又怕销售不了。”他记得在2018年1月的某个周末凌晨三点，他的手机响了。话筒里传来刺耳的声音——“崔书记啊，不好了，八级台风把灵芝基地的棚都卷到天上去了！”那一刻，他浑身颤抖，欲哭无泪：“为什么这样！”那时，刚刚种下去的灵芝还没长出来，就已经夭折了，没办法，只得种第二次。
在2016年时，风度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三十三户九十三人，到2020年，这些人已全部脱贫，人均年收入达一万六千元。崔智成坦言：“对风度村来说，如何脱贫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致富。”工作队累计投入两百二十五万资金实施扶贫项目——建立了米粉厂、灵芝基地，且入股电站，又购买商铺出租等，均获得了预期效益。到2020年，风度村的集体年收入超过三十万元。
不要让快乐被偷走
崔智成是个典型的东莞仔——父母曾是东莞石龙中心小学的教师，而他则是在东莞读完小学、中学后，又考入东莞理工学院法律系。他觉得自己读大学的经历就像上了另一所高中，因为“没有人文环境的改变”。大学毕业后，他到东莞科技局工作时才二十一岁。他坦言：“其实，我很胆小。”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实在简单，就是三点一线——“要么在单位上班，要么去打球，要么在家里。”他的工作主要是搞配套——某企业若拿到了国家项目，地方政府要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虽然也加班加点，但性质还是比较单一。在来扶贫之前，他的生活像一条小溪，可一眼望到底。
当他决定走出舒适圈，到村里扶贫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一致反对！然而，他还是想试一试：“试了，可能失败，但也可能成功。如果不试，根本不可能成功。”现在，五年倏忽而逝，他已从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变成沉稳的中年人。“扶贫在我的人生里就像是一场军训，也像是读了个研究生。”他胳膊一挥：“肯定是收获更多！”然而，这收获里却凝结着无数的汗水和泪水。从三十二岁到三十七岁——他将人生中最华彩的时光奉献给了风度村。现在，他已将韶关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虽然以前也出门旅游过，但却从没在东莞之外的城市生活过。” 每当听到有人说扶贫多么辛苦时，他都摇摇头。“不能让自己陷入悲苦情绪中，要正确地面对困难。我要快乐扶贫！”他在风度村已驻扎了四年。这是个不算大的村子，巷道交叉，屋宇灰旧，看起来乡里乡气。然而，这里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他的个人印记。工作之余，他唯一的爱好便是打篮球。他不喜欢抽烟喝酒，也不喜欢吹牛聊天。他说自己最幸福的一刻，便是带着球队去县城打球，听别人高声说：“隘子的人来啦！隘子的人来啦。”2017年，他在村里组建了风度村男子篮球队。2018年，他率隘子镇男子篮球队在全县篮球比赛中获得镇历史上第一座奖杯。2019年，他又带领队员收获了隘子镇第一座冠军奖杯。篮球于他，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很多扶贫干部到了村子后，因为业余生活匮乏，总感觉郁郁寡欢，但崔智成却不一样——他庆幸自己拥有篮球。在他看来：“打球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团结年轻人，还能改变整个村里的风气。”
2017年底，父母从东莞来村里看望他。两位老人先到镇里的酒店登记了房间后，才来到村子里。眼前的儿子似乎成熟了许多——身体变壮了，脸庞变宽了，面孔上也有了笃定的表情。然而，等看到儿子住的那间小屋后，母亲的脸色陡然凝滞起来。在那个逼仄的空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风扇外，别无他物。母亲什么都没说，好像被阳光刺痛了眼睛，猛然背过身子，低下头抽泣了起来。父亲无言地拍打着她的肩头，试图让她平静下来。站在父母身旁的他，紧紧地咬住下嘴唇，直咬得那里出现斑驳和猩红的印子。
虽然他说了要“快乐扶贫”，但谈及自己的女儿时，他的脸色黯淡了下来。他刚来扶贫的那一年，女儿满七岁，上小学一年级。而现在，女儿马上要上初中了。在整个小学阶段，他从没有接送过孩子，也没有辅导过一次作业。他坦言：“只有努力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家人的期望、领导的嘱托、东莞的瞩目。”
结语：大时代里的普通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岭南，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那些遍布中国大地的红色种子，最终，燃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大火。当我来到风度村后，看到的不仅仅是百年历史的风云变迁，更有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试图通过劳动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历史是一本大书，既要记住大人物，也应记住小人物，因为他们就是构成“人民”这个群体的一分子——他们就是具体而实在的人民，就是眼神里闪烁着博爱之光的人民。
【丁燕，20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1993年至2010年生活在新疆乌鲁木齐，后定居广东东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會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有《工厂女孩》《工厂男孩》《西北偏西，岭南以南》《岭南万户皆春色》《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阳光洒满上学路》《双重生活》《沙孜湖》《和生命约会40周》等多部作品。作品曾获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责任编辑 韦 露
“隘子”意为道路狭隘，易守难攻。始兴县的隘子镇虽面积不大，但却赫赫有名——这里不仅有“满堂客家大围”，有“龙斗峰”，还是张九龄的故乡。这位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是始兴县人，因具有远见卓识，被誉为“岭南第一人”。张九龄自幼聪明敏健，善写文章，任宰相后屡建功勋。在岭南人看来，他最大的功绩，是建议唐玄宗开凿大庾岭，修通了梅关古道，让从中原到岭南的交通得到很大改善。
从隘子镇出发后，汽车一直行驶在山路上，一圈绕着一圈，每一圈都看着十分相似。突然，路旁出现了一个牌匾，上面写着“省级红色村，风度欢迎您”。风度村既是贫困村，又是“红色村”。在广东，有六十个“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旨在弘扬优良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挖掘保护红色资源，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紧密结合，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精神成为党组织和党员引领脱贫攻坚、推进基层治理的动力源泉。
风度村的原名叫彩岭村，位于隘子镇的南面，总面积有三万四千多亩，人口近两千人。村民主要靠种植水稻、玉米、番薯、芋头、香菇、花生和灵芝等为生。然而，由于可耕地很少，且离县城太远，交通不便，村民们即便再精打细算，日子也总是入不敷出。很多人家的大米都不够吃，便用芋头和番薯煮粥代饭。2017年被列为“红色村”后，风度村走出了一条红色党建与脱贫攻坚融合促进之路。
崔智成是风度村的“第一书记”。他看上去像个英姿飒爽的运动员，浑身透着干练劲——身着短袖T恤衫、迷彩裤和长筒雨靴;在那头乌黑的短发下，是浓眉、深目和高鼻，宽厚的肩膀像横梁。站在上午的阳光下，他的脸部反射出异常的金黄色，甚至连双手和胳膊也闪着金光。他走路的频率非常快，全身的骨节异常灵活。无论走到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能说出与之相关的故事。原来，自2016年开始，他便来到了村里。当第一轮扶贫工作结束后，他原本可申请返回原单位，但他总感觉村里的事还没干完，故而申请了第二轮扶贫。
和城市相比，村庄是一个相对乏味的地方。出现在这里的事物，看起来都格外相似——一栋民居像另一栋，一条巷道像另一条，一片农田像另一片。然而，崔智成驻扎在村里的这四年，不仅村庄发生了改变，连他自己也发生了改变。2020年夏天，当东莞科技局的领导来村里考察时，拍着他的肩膀道：“你的变化太大了！”他身上的青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融通。他真正地成熟了——这是扶贫工作带来的成长。他感慨道：“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能让人在锻炼中成长起来。”
最初来到村里时，他努力克服语言障碍，用客家话挨家挨户做调查。摊开本子拿起笔，他一条条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了什么。他没想到，这种调查得到的结果是令人惊骇的——村民们在梯田上耕作，每年仅收成一次，可耕地少之又少;村里的巷道没有铺柏油，孩子们跑过时灰尘腾空而起;人们住在泥土屋中，墙面腐败，屋顶的黑瓦残破，墙角泛着青绿霉斑;有的人家，除了木桌、木椅和木床外，几乎别无他物;有的男人好手好脚，似乎什么零件都不缺，但脑子却是一团糨糊;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坐在门前木凳上，脸庞像皴裂的戈壁，皱纹爬满额头和嘴角，青筋暴突在手背上。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村里七十岁的老人家都在干活——虽然满头白发，腰背佝偻，但依旧忙碌地锄草、施肥和摘菜。
要想改变这里，便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自己融入其中——不仅是身体的融入，更需要心灵的融入。正午时分，看到有人在搬木桌，他便赶过去帮忙——脱了外套就开始抬，胳膊上的腱子肉一愣一愣地凸起来;傍晚时分，他到贫困户家访问，正赶上大妈在做晚饭，他便在灶火前帮忙烧火;深夜时分，他来到另一户人家，这家的房子已衰朽不堪，墙皮脱落，墙基也不稳当，他三番五次上门，劝屋主人趁国家有危房改造补贴，赶紧建新房。“当真有补贴吗？”“当然，有四万呢！”“四万啊？”对方的脸上浮出一个迟疑的微笑。
在工作队和村委会的努力下，风度村已修建了桥梁、道路和水坝，还购买了全民健身体育器材;又挖掘了历史遗迹，并对遗迹进行抢救性修复;还对革命烈属、伤残人员、孤寡老人进行慰问，解决革命后代教育及老人医疗等问题。然而，村里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容易。在原单位，崔智成不过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而在村里，大事小事都要他来负责和解决。有一天，有个村民气势汹汹地来找他，面露愠色地质问：“听说你给别人家发了九千块，为啥我家没有？”他拿出奖补的有关政策，指着上面的条例反驳：“那家人有三个上学的孩子，每人每年有三千元生活补助，你家有人在上学吗？”崔智成提高了声调：“在村里生活，不仅要和人搞好关系，还要和狗搞好关系。走村道时要格外小心，除了注意石板上的青苔，还要注意时不时窜出来的大狗。”村里的狗一般没有主人跟着，也不拴链子。而现在，当他走在村里时，不仅村民会热情地打招呼，连狗儿们也都默默地摇着尾巴。
张发奎与风度村
在崔智成的车上，我发现了一本书：《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他最近正在研读。“不了解张发奎，便不了解风度村！”原来，张发奎于1896年出生在这个小村。八岁时，他和一位小伙伴去游泳，但那个伙伴不幸溺水淹死，他因怕回家挨打，便去了广州。他在那里当学徒学染织，十六岁时从军当兵，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营长。之后，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名将。1980年，他病逝于香港，终年八十四岁。
跟在崔智成身后走进风度村，感觉小村虽然极朴素，但却格外整洁。清晨的阳光洒在连绵的群山上，让树林显得容光焕发，也让天空变得湛蓝新鲜。山脚下的党群服务中心，是一栋白墙灰瓦的两层小楼;楼房对面挺立着“卫生展示栏”，张贴着各种动态信息;路边的指示牌上，红底白字写着“消防取水点”;路灯上缀着红色的中国结和五角星;篮球场是泛白的水泥地面，顶部撑着大棚;在“城乡社会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里，几个耄耋老人正低声聊天。这个小村充满古意——木杆上编织着辫子一般的大蒜，晾晒的衬衫裤子都抻得平平展展，石板路上看不到任何垃圾碎屑。“现在的村里很干净，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四年前，路上到处都是烟头——老辈人总是习惯性地到处丢烟头。后来，村里请了贫困户当清洁员，还配发了环卫车。 我们来到了一条水流发黄的小河旁。河边有座小桥，桥的对面便是“向华泉”。原来，这里既是村里人泡温泉的地方，也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地方。在崔智成的协调努力下，村里在温泉旁修建了彩岭广场——草坪、红砖地、各种运动器械、红旗雕塑和射击训练雕塑。“你看，这个公园是四方形的！其实，设计图是我自己画的！”崔智成坦言——因为资金有限，请人设计的费用太高，他便自己操刀干了起来。公园建好后，村民们都举起了大拇指，赞不绝口。
我想起刚刚经过的那条小河——一百多年前，那个八岁男孩就在那里游泳。他因害怕父亲责骂而离家出走。那时的他，也许并没有注意到父亲作为成年人的痛苦——那痛苦就藏在眼睑下。在广州当学徒工时，他经常一文不名，但却依旧不敢回家。后来，他的命运能发生大的反转，和他本人的机巧聪慧是分不开的。当他花重金修建“贵庐”时，也许是想落叶归根的。然而最终，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他在香港落了脚，成为真正的游子。“家”这个字，应是张发奎一生的隐痛。
革命历史陈列馆
我惊诧地发现，作为始兴县第一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风度革命历史陈列馆”看起来很像海丰县红宫红场的缩小版。陈列馆虽然朴素内敛，但和小村的格调正好相配。在陈列馆的墙上，挂着很多张描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运动的图文;在电子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这个村的历史沿革。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东江纵队与珠江纵队曾在这里会师;而张氏宗祠不只是祠堂，更是张光第、吴新民等人组织秘密农协小组的地方。一尊雕塑重现了上世纪最激越的一幕——1944年冬天，在祠堂里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围着那张木桌的几个男人，或坐或站。雕塑是按人体比例雕刻的，显得栩栩如生。
漫步馆中，我看到墙上有一幅图片是《风度学校校歌》——风度学校被誉为“革命摇篮”，在学校大门两侧写着的“培育后代精英，铭记革命源流”，正道出了这所学校的意义。在另一张图片中，拿着“旋风”旗帜的是风度篮球队队长吴新民。“篮球把文明的种子带到了山沟！”如今，风度村成立的篮球队便命名为“风度球队”。总是带队打比赛且总能获奖的崔智成笑了起来：“我喜欢打篮球，所以便组建了球队，但我不是故意去做的。后来我发现，原来这里早就有球队时，感觉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崔智成慨叹：“一切东西，只有做过才知道不容易。”在他看来，“第一书记”其实是个多重身份，既要忙扶贫，又要忙产业，还要防洪和防火。筹建“风度革命历史陈列馆”时，他为了节约经费，能自己干的事全都亲力亲为。为了刷墙，他自己戴上白手套，拎着桶子，用滚子一点点涂抹。墙刷白了后，还要打扫卫生。他便将两根长杆绑在一起，七八米长，又在顶部绑上抹布，一点点擦拭。
陈列馆建成后，他不仅撰写了解说词，还因为没有讲解员，便自己“顶硬上”。第一天讲解时，他起了个大早，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又换上了蓝色短袖衫、白色休闲裤和运动鞋，一派精干模样。虽然他努力地放松心情，但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而紧张。面对游客，他如何开口？当第一个词语从舌尖吐出后，其余的词也便跟着说了出来。虽然说得磕磕绊绊，但毕竟还是撑了下来。等讲了几次后，他发现自己的舌头像被捋直了，词语一个接一个地被弹了出来。他为那流利而感到纳闷——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天赋！
他接待了很多游客。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接待革命先烈的后代。他嘿嘿一笑：“经验都是在工作中總结出来的。”在那个雕塑中，有革命先辈吴新民，但那时，谁都没想到要给雕塑做个姓名牌。当吴新民的女儿询问“哪个是我爸爸”时，崔智成便指了指一位戴眼镜的男子。女儿抱着雕塑就哭了起来，大喊“爸爸”。后来才发现——雕塑里有两个戴眼镜的男子。吴新民的女儿很支持他的工作，捐了很多父亲的旧物。崔智成和队员开着货车去邻村取时，村干部上前阻止：“你们搬什么！”他说：“我们做了个展馆，要搬些旧物。”村干部说：“不要搬太多啊，我们也想做个展馆。”
在革命历史陈列馆里，还有一个专门卖灵芝的大柜子——那是崔智成和队员一起使劲抬进来的。游客来参观陈列馆，是不用买门票的，但他叮嘱讲解员在最后加上一句：“大家可以买一点我们村产的灵芝，也算是消费扶贫。”在他看来——“搞产业扶贫，就是要把产品销售出去;况且，有些人是真心想买，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原生态的。”他坦言：“微信扫码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些钱，最后都到了村集体的账上。自2019年9月开馆以来，有两万人来此参观。
风度学校的“风度”
现在的风度小学，一二年级加起来共九个人。而此前，这个学校的规模很大，学生也很多。张发奎一生戎马，但却极重视文化教育。风度学校，便是由他出资修建的。作为第一任校长，张光第为这个学校定下了办学理念——“用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来办学”。就在这所小小的学校里，居然涌现出了五十多名共产党员。风度村离县城的距离非常遥远，这里是个天然的宝地，基本上没发生过战争。1936年，当风度学校建成后，便成为抗战时期始兴县委的指挥中心，也是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和风度大队会合的地方。
全赓靖有着一头乌黑的短发，孩子气的刘海，椭圆的脸庞上除了浓眉、大眼和薄唇，还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她总是穿着一袭旗袍，看起来是个聪慧而文弱的女子，然而，她的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作为风度学校的第二任校长，可能是她人生中最为华彩的篇章。全赓靖是满族人，她考入北平国立艺术学院，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到许多进步书籍，思想倾向进步。日本侵略中国后，北平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而全赓靖也毅然地加入到抗日行列。然而，她的婚姻生活却非常不幸——丈夫婚后两年便去世。因为张发奎是她丈夫的好友，所以在1939年时，张发奎邀约全赓靖到风度学校任教，后来她成为校长。
当全赓靖来到这个山区学校时，被眼前的景象所深深震撼——这个岭南小村和北方的村庄完全不同。这个村庄不仅远离城市，且被大山拽到一个坑窝中，夏季燠热而漫长，冬天短暂得像不存在;这里的阳光总是放荡而刺眼，地面像一口烧红的平锅;这里的台风总是神出鬼没，暴躁时能掀起巨大浪花，过后又带来喘不上气的低气压。她努力地调整着，让自己尽快适应南方的天气、饮食和生活。 全赓靖为风度学校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息——北方的气息！政治的气息！抗日的气息！她引导全校师生关心国家命运的走向。在学校的周会上，她会将这周抗日的进展通报给大家。她的声调因高亢而变得又尖又细——“东三省已被日本人吃掉了！”“广州和延边也开始被吃了！”“每天、每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城中。”全赓靖的手看起来非常纤细，有着精致的线条和结构，但挥舞起来时，却显得格外有力。人们在这双手的感召下，体会到了一种尖锐的渴望——抗日！抗日！抗日！
当风度学校成立自卫队后，全赓靖请张发奎发一些武器，用以保卫学校。张采纳了她的建议，发了一个营的装备。后来，风度抗日自卫大队打游击时，用的就是这些装备。1939年冬天，当日军向粤北进军时，全赓靖创作了《风度学校校歌》，并请人谱上了曲。这首歌后来更名为《风度大队队歌》。
风度，风度
诞生在抗战其中
建立在粤北山城
义勇决诚是我们的校训
教、学、做是一贯的作风
我们要实现广大人民的希望
更不要忘记打日本的決心
为故乡文化开一条新道路
为民族解放建立一支生力军
风度，风度，随着时代前进
风度，风度，随着时代前进
当全赓靖校长挥手打着节拍时，那镜片后的黑眼睛里闪着火热的光芒。事实上，她在那段时间里，并非安静平和，反而惊心动魄！1944年，当北江特委李福海在曲江被捕后，全赓靖四处奔走，最后将李福海保释出狱;1945年，当北江特委林华康来始兴后，被国民党拘留审查，全赓靖又以校长名义将他保释。终于，在1945年5月，全赓靖举起拳头，在宣誓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6月下旬，她带着儿女和进步师生加入了风度抗日游击队。因高度近视，她无法随军打仗，党组织便安排她做民运工作。白天，她走家串户，向农民宣传抗日;晚上，她举办民众夜校，教农民识字唱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45年8月1日，国民党“围剿”始兴县外营村时，全赓靖不幸被捕。敌人用电刑逼她投降，但她却宁死不屈、坚贞顽强。当她在江西寻乌被杀害时，年仅三十六岁。消息传到风度村后，闻者无不悲伤流泪。那是岭南一个极为古怪的夜晚——一轮夺目的白月亮挂在半空，让苍穹涂满了清冷的苍黄色，让人们在高温中感觉格外寒冷。然而，这是最后、最后的寒冷。所有的村民都知道，曙光就在眼前。
不一样的米粉和灵芝
风度米粉厂看起来像一幅幅摄影作品的联展——那个上下两层楼的厂房甚为宽敞，白墙红顶，线条流畅，色泽艳丽;那些工人们将米片塞入机器后，一根根米粉便被切好了。这个魔幻的过程，就像孕妇产下胎儿般神秘;那些挂着围裙戴着帽子的大妈，用翻飞的手指将米粉一根根摆放整齐。那些细细的粉丝在阳光下闪着光，充满了食物特有的高贵感;那个年轻的妈妈用布兜将孩子背在身后，双手忙碌地干着活，脸庞上浮现出一种恬静的满足感;那些晾晒在户外的米粉，摊在又窄又长的竹床上，一束挨着一束，像一个个巨大的蚕宝宝。它们就那样安静地躺着，比任何媒介都更直接地表达出生命的真实。
进入灵芝产业基地后，我发现那个昏暗的空间很像蔬菜大棚——顶部蒙着黑色棚布，脚下是黑乎乎的泥地。一根根椴木用塑料袋包好，一个挨一个地放在地上。椴木要先放在高压锅中蒸一遍，杀菌后再把灵芝的菌种打进去。灵芝看起来厚实而有光泽，像一把把小伞，枝干呈浓黑色，顶部则是灰黑中泛着酱红的颜色。我在地上看到了一些白色石灰，原来是为了防虫的。
这个基地共十五亩，是2018年投入了七十万元修建的。灵芝是个宝——“种一年，收五年”，而且不是收一次，从七月到十二月都能有收成。灵芝的药用价值早已得到公认——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在炖猪肉、牛肉和鸡肉汤时加入。灵芝具有养心安神、养肺益气、理气化瘀、治肝健脾的功能，对治疗疲乏有神奇功效。崔智成感慨道：“搞农业的风险很大。种的时候怕种不出来，种出来又怕销售不了。”他记得在2018年1月的某个周末凌晨三点，他的手机响了。话筒里传来刺耳的声音——“崔书记啊，不好了，八级台风把灵芝基地的棚都卷到天上去了！”那一刻，他浑身颤抖，欲哭无泪：“为什么这样！”那时，刚刚种下去的灵芝还没长出来，就已经夭折了，没办法，只得种第二次。
在2016年时，风度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三十三户九十三人，到2020年，这些人已全部脱贫，人均年收入达一万六千元。崔智成坦言：“对风度村来说，如何脱贫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致富。”工作队累计投入两百二十五万资金实施扶贫项目——建立了米粉厂、灵芝基地，且入股电站，又购买商铺出租等，均获得了预期效益。到2020年，风度村的集体年收入超过三十万元。
不要让快乐被偷走
崔智成是个典型的东莞仔——父母曾是东莞石龙中心小学的教师，而他则是在东莞读完小学、中学后，又考入东莞理工学院法律系。他觉得自己读大学的经历就像上了另一所高中，因为“没有人文环境的改变”。大学毕业后，他到东莞科技局工作时才二十一岁。他坦言：“其实，我很胆小。”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实在简单，就是三点一线——“要么在单位上班，要么去打球，要么在家里。”他的工作主要是搞配套——某企业若拿到了国家项目，地方政府要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虽然也加班加点，但性质还是比较单一。在来扶贫之前，他的生活像一条小溪，可一眼望到底。
当他决定走出舒适圈，到村里扶贫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一致反对！然而，他还是想试一试：“试了，可能失败，但也可能成功。如果不试，根本不可能成功。”现在，五年倏忽而逝，他已从一个单纯的年轻人变成沉稳的中年人。“扶贫在我的人生里就像是一场军训，也像是读了个研究生。”他胳膊一挥：“肯定是收获更多！”然而，这收获里却凝结着无数的汗水和泪水。从三十二岁到三十七岁——他将人生中最华彩的时光奉献给了风度村。现在，他已将韶关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虽然以前也出门旅游过，但却从没在东莞之外的城市生活过。” 每当听到有人说扶贫多么辛苦时，他都摇摇头。“不能让自己陷入悲苦情绪中，要正确地面对困难。我要快乐扶贫！”他在风度村已驻扎了四年。这是个不算大的村子，巷道交叉，屋宇灰旧，看起来乡里乡气。然而，这里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他的个人印记。工作之余，他唯一的爱好便是打篮球。他不喜欢抽烟喝酒，也不喜欢吹牛聊天。他说自己最幸福的一刻，便是带着球队去县城打球，听别人高声说：“隘子的人来啦！隘子的人来啦。”2017年，他在村里组建了风度村男子篮球队。2018年，他率隘子镇男子篮球队在全县篮球比赛中获得镇历史上第一座奖杯。2019年，他又带领队员收获了隘子镇第一座冠军奖杯。篮球于他，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很多扶贫干部到了村子后，因为业余生活匮乏，总感觉郁郁寡欢，但崔智成却不一样——他庆幸自己拥有篮球。在他看来：“打球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团结年轻人，还能改变整个村里的风气。”
2017年底，父母从东莞来村里看望他。两位老人先到镇里的酒店登记了房间后，才来到村子里。眼前的儿子似乎成熟了许多——身体变壮了，脸庞变宽了，面孔上也有了笃定的表情。然而，等看到儿子住的那间小屋后，母亲的脸色陡然凝滞起来。在那个逼仄的空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风扇外，别无他物。母亲什么都没说，好像被阳光刺痛了眼睛，猛然背过身子，低下头抽泣了起来。父亲无言地拍打着她的肩头，试图让她平静下来。站在父母身旁的他，紧紧地咬住下嘴唇，直咬得那里出现斑驳和猩红的印子。
虽然他说了要“快乐扶贫”，但谈及自己的女儿时，他的脸色黯淡了下来。他刚来扶贫的那一年，女儿满七岁，上小学一年级。而现在，女儿马上要上初中了。在整个小学阶段，他从没有接送过孩子，也没有辅导过一次作业。他坦言：“只有努力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家人的期望、领导的嘱托、东莞的瞩目。”
结语：大时代里的普通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岭南，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那些遍布中国大地的红色种子，最终，燃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大火。当我来到风度村后，看到的不仅仅是百年历史的风云变迁，更有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试图通过劳动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历史是一本大书，既要记住大人物，也应记住小人物，因为他们就是构成“人民”这个群体的一分子——他们就是具体而实在的人民，就是眼神里闪烁着博爱之光的人民。
【丁燕，20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1993年至2010年生活在新疆乌鲁木齐，后定居广东东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會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有《工厂女孩》《工厂男孩》《西北偏西，岭南以南》《岭南万户皆春色》《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阳光洒满上学路》《双重生活》《沙孜湖》《和生命约会40周》等多部作品。作品曾获第六届、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亚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