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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新年的味道，总带着令人鼓舞的希望，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温情。2011年将近，这个新年对我们意义非凡。30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新年，《飞碟探索》呱呱坠地，一群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开始了自己的远征。30年后的今天，征程还未结束，他们则华发早生，或退休颐养天年，或精神矍铄。依然默默地关注这份杂志的成长。
这就是《飞碟探索》的历史，历史依然在延续；这就是他们的故事，故事还远未结束。
钟声已经响起，嗨，大家新年好!
何晓东
2010年岁末
1980年年末的一天，王化鹏同志拿着一封信进了我们大办公室，他是来征求大家意见的。
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的思想界空前活跃，广大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和强国的欲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中国的开放政策打开了对外的窗口，在封闭状态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从这个窗口涌进来的新鲜空气。在出版界，普及科学知识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
当时在北京有几位学者，他们看准了这个潮流，酝酿着办一份探索不明飞行物的刊物，他们四处联络能出版这份刊物的出版单位。王化鹏手里拿的正是他们的来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刊物由他们组稿，由他们编辑，由他们设计，只是找一个出版单位来出版。他们只挣一个辛苦钱：每期1200元人民币!至于杂志出版后的发行以及盈与亏，全由出版社来承担。
这件事在当时来说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样办刊符合不符合规定?刊物的内容符合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会不会犯自由化的错误?出版以后发行不出去会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王化鹏同志有心打破坚冰，尝一尝这个螃蟹，但还是有些拿不准。他是来找我们为他打气来着。当时的大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四位同志，记得陈景明、康克仁、丁如山等同志异口同声地支持他，当然我也是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这下子王化鹏同志有底气了，他把办刊的报告交到了编辑室主任郭耀中同志手上，得到了主任的支持，很快报到了社里。社里主持编辑业务的总编辑曹克己同志很快做了批复：办!
给北京方面的回信已经发出去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终于有回音了。原来北京方面联络了好几家出版单位，在得到的回复中，有的抱着迟疑的态度，有的还在酬劳费上讨价还价，只有甘肃方面的态度最积极、最干脆，所以他们决定把这份刊物交给爽快的甘肃人来办。
第一期的稿子来了。记得创刊号的封面图案是一个大飞碟，四边是1厘米宽的红边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仿照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做的这个红边框，这在当时国内的刊物里也是首创。可惜这个风格没有坚持到现在，否则也一定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创刊号印了几万份，邮局的发行渠道还没打开，大家集中在大办公室里加班加点地装信封，给全国所有县一级的领导寄样刊，争取他们的订数。几期下来，终于有五六万的订条，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那时的杂志编辑工作，出版社方面只有王化鹏同志一个人负责。
1985年，王化鹏同志调任甘肃出版总社任职，刊物的工作由我接手，具体的文字编辑工作由高文波同志负责。
1987年，结合中央对经济发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顿，新闻出版署也开始了整顿，这种以外包形式存在的杂志，杂志社有能力继续办的要定编定员自己办刊，没条件办的一律下马。
形势严峻!
甘肃人民出版社当时办有6份刊物，按月刊12人、双月刊6人的编制，那就要有七八十人来办这6份刊物，可当时出版社的专业编辑人员还不到100人，根本无法按上面的要求定编定员，某些刊物的下马已成定局。特别是像《飞碟探索》这样的皮包编辑部，更是无望生存下去了!
记得当时党委在开会，把我传了去，只问我一句话：《飞碟探索》你们还有能力办没能力办?当时就要决定，不允许犹豫。如果再犹豫，下马就成定局了。我心痛这份杂志，我与这份杂志有着感情，虽然这几年是王化鹏同志在主持杂志的工作，但平日里拆阅读者作者的来信，给读者作者复信等工作我们都在做。这份杂志里有我们大家的心血。为了我们的这份心血，也为了全国十来万读者。一咬牙：办!但我给领导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增人!领导的回答是：只能增两个人，多一个都不行!
当时的《飞碟探索》是双月刊，按新闻出版署的要求，专职的采编人员至少要6人。领导的意见是：由郭耀中同志兼任主编(郭耀中同志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我任副主编(主持杂志工作)，王季瑜同志兼任副主编，高文波以及再增2人任专职编辑，这样从人数上正好是6个人，勉强符合新闻出版署关于办刊的人员条件。
就这样定了。可是，作者群在哪里?稿源在哪里?我们是两眼一抹黑!
会后就是马不停蹄的工作，找作者，找稿子，找图片!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心里终于有了一个底。同时，在这几个月的努力谈判中我们也与北京方面达成共识，他们也理解整顿的政策，同意在稿源上再支持我们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再创刊的过程，也是与其他杂志不同的历程。几十年来，要说我对《飞碟探索》做了什么工作，研究办刊方向、
感谢高文波、刘俭云、刘兰生、徐晋林、施煊、刘海平、尚再宗等同志，他们为刊物的发展壮大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们是这份刊物的铺路石。
于2010年11月4日
这就是《飞碟探索》的历史，历史依然在延续；这就是他们的故事，故事还远未结束。
钟声已经响起，嗨，大家新年好!
何晓东
2010年岁末
1980年年末的一天，王化鹏同志拿着一封信进了我们大办公室，他是来征求大家意见的。
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的思想界空前活跃，广大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和强国的欲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中国的开放政策打开了对外的窗口，在封闭状态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从这个窗口涌进来的新鲜空气。在出版界，普及科学知识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
当时在北京有几位学者，他们看准了这个潮流，酝酿着办一份探索不明飞行物的刊物，他们四处联络能出版这份刊物的出版单位。王化鹏手里拿的正是他们的来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刊物由他们组稿，由他们编辑，由他们设计，只是找一个出版单位来出版。他们只挣一个辛苦钱：每期1200元人民币!至于杂志出版后的发行以及盈与亏，全由出版社来承担。
这件事在当时来说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样办刊符合不符合规定?刊物的内容符合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会不会犯自由化的错误?出版以后发行不出去会不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王化鹏同志有心打破坚冰，尝一尝这个螃蟹，但还是有些拿不准。他是来找我们为他打气来着。当时的大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四位同志，记得陈景明、康克仁、丁如山等同志异口同声地支持他，当然我也是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这下子王化鹏同志有底气了，他把办刊的报告交到了编辑室主任郭耀中同志手上，得到了主任的支持，很快报到了社里。社里主持编辑业务的总编辑曹克己同志很快做了批复：办!
给北京方面的回信已经发出去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终于有回音了。原来北京方面联络了好几家出版单位，在得到的回复中，有的抱着迟疑的态度，有的还在酬劳费上讨价还价，只有甘肃方面的态度最积极、最干脆，所以他们决定把这份刊物交给爽快的甘肃人来办。
第一期的稿子来了。记得创刊号的封面图案是一个大飞碟，四边是1厘米宽的红边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仿照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做的这个红边框，这在当时国内的刊物里也是首创。可惜这个风格没有坚持到现在，否则也一定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创刊号印了几万份，邮局的发行渠道还没打开，大家集中在大办公室里加班加点地装信封，给全国所有县一级的领导寄样刊，争取他们的订数。几期下来，终于有五六万的订条，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那时的杂志编辑工作，出版社方面只有王化鹏同志一个人负责。
1985年，王化鹏同志调任甘肃出版总社任职，刊物的工作由我接手，具体的文字编辑工作由高文波同志负责。
1987年，结合中央对经济发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顿，新闻出版署也开始了整顿，这种以外包形式存在的杂志，杂志社有能力继续办的要定编定员自己办刊，没条件办的一律下马。
形势严峻!
甘肃人民出版社当时办有6份刊物，按月刊12人、双月刊6人的编制，那就要有七八十人来办这6份刊物，可当时出版社的专业编辑人员还不到100人，根本无法按上面的要求定编定员，某些刊物的下马已成定局。特别是像《飞碟探索》这样的皮包编辑部，更是无望生存下去了!
记得当时党委在开会，把我传了去，只问我一句话：《飞碟探索》你们还有能力办没能力办?当时就要决定，不允许犹豫。如果再犹豫，下马就成定局了。我心痛这份杂志，我与这份杂志有着感情，虽然这几年是王化鹏同志在主持杂志的工作，但平日里拆阅读者作者的来信，给读者作者复信等工作我们都在做。这份杂志里有我们大家的心血。为了我们的这份心血，也为了全国十来万读者。一咬牙：办!但我给领导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增人!领导的回答是：只能增两个人，多一个都不行!
当时的《飞碟探索》是双月刊，按新闻出版署的要求，专职的采编人员至少要6人。领导的意见是：由郭耀中同志兼任主编(郭耀中同志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我任副主编(主持杂志工作)，王季瑜同志兼任副主编，高文波以及再增2人任专职编辑，这样从人数上正好是6个人，勉强符合新闻出版署关于办刊的人员条件。
就这样定了。可是，作者群在哪里?稿源在哪里?我们是两眼一抹黑!
会后就是马不停蹄的工作，找作者，找稿子，找图片!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心里终于有了一个底。同时，在这几个月的努力谈判中我们也与北京方面达成共识，他们也理解整顿的政策，同意在稿源上再支持我们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再创刊的过程，也是与其他杂志不同的历程。几十年来，要说我对《飞碟探索》做了什么工作，研究办刊方向、
感谢高文波、刘俭云、刘兰生、徐晋林、施煊、刘海平、尚再宗等同志，他们为刊物的发展壮大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们是这份刊物的铺路石。
于2010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