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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连续7年成为英国最优秀大学，但牛津从来不会因“政治正确”而违背传统，不论对方是谁。
在牛津城的Broad Street和商业街交接处，笔者找到了“水石书店”。在一楼咖啡厅坐下，便迫不及待地点了一份Espresso，翻开刚从书架上取来的新书《我们的大学为何不再教授生命的意义》，作者是耶鲁法学院的讲座教授安东尼·克隆曼。他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大学的通识教育会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庸俗化？”作者自问自答，认为美式办学模式造成了当前大学文化的“悲惨景象”。
在近日推出的《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上，牛津大学连续第七次占据英国优秀大学排名榜首。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泰晤士报》创办此排名以来，剑桥大学就长期占据着第一位置，牛津只得屈居次席。但从2002年开始，牛津终超剑桥，并将纪录保持至今。
多年来，英国高校仿效美国的教育产业化，因而被指责为导致社会庸俗化的敛财机器。作为英国大学的执牛耳者，牛津大学对美国教育产业化理念的输入可谓不遗余力。更为重要的是，牛津成功引入了美国大学的捐赠机制，学校财力剧增。牛津人甚至将他们大学的独立学院制比作美国的联邦制政体，声称这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治学原则。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在今年排名榜的各项指标上，牛津与剑桥相差无几，然而在“学校设施建设”一项上，牛津则大大领先于包括剑桥在内的大部分英国高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媒体排名上金钱决定名次的“真理”。
牛津大学去年发起了10亿英镑的筹资运动，用以兴建学校建筑和发放奖学金。在雷德克里夫新建的校园便是这场筹资运动的成果。学校近期还斥资6000万英镑建了欧洲最大的化学系，并改建了经济系大楼，紧接着又修建新的社科图书馆。
当然，经济政策上的“亲美”并未使牛津丧失对英国古老传统的恪守。虽然年收入逾6亿英镑的牛津已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大学之一，但它依旧保持着古朴风格。初到牛津的人，都会觉得每个学院都像废弃的古庙，一进门就给人一种寂寞与萧瑟之感。有些学院上课时，甚至还规定必须穿黑袍，正式的考试、庆典，更是维系中世纪的繁文缛节。一位在林肯学院念书的朋友告诉笔者，牛津最厚的一本书就是他们的考试法典，上面记录了数百年积累下的各种条款，学生们至今需要对其中的章程恪守不渝。
保留这些“过时”的规矩，看似没有必要，实际上却反映了牛津对待传统的严谨态度和学术独立性。据说，在布莱尔执政时期，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有一位女生获得牛津面试机会。但校方在面试后却认为她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潜质，婉拒了其入学申请。
当地政府甚为不平，便将此事“反映”到英国议会，甚至请布莱尔出面求情。岂料，牛津仍然拒绝接受此学生，理由只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权更改学院的面试结果。尴尬的布莱尔在事后抱怨牛津过于古板，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师生听闻后十分愤慨，立即取消了原定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的计划，并对政府干预校方事务的做法提出严正抗議。
在重视传统及阶级意识的英国社会中，牛津大学声望之高，其影响力无远弗届。在英国历届49位首相中，毕业于牛津的就有25位。其校友中的名人更是不胜枚举。但牛津从来不会因“政治正确”而违背传统，不论对方是谁。正是这种近乎刻板的价值观，让牛津得以从一个“养不起自己学者”的修道院，发展为英国大学的一面旗帜。
回到我所在的书店——这个“星巴克”文化与牛津传统的接合部。在全球教育日益美国化的今天，它颇能象征英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在变革中如何才能不迷失自我传统。这使笔者想起前段时间国内流行的一个说法:过分的市场化或官场化，都是制约大学发展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牛津既远离了“官场”，又在教育产业化与古老传统间保持了良好平衡。这恰如牛津的默顿学院和沃尔夫森学院，两者组建时间虽相差了7个世纪，却能在21世纪的今天同时存在，联为整体。
在牛津城的Broad Street和商业街交接处，笔者找到了“水石书店”。在一楼咖啡厅坐下，便迫不及待地点了一份Espresso，翻开刚从书架上取来的新书《我们的大学为何不再教授生命的意义》，作者是耶鲁法学院的讲座教授安东尼·克隆曼。他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大学的通识教育会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庸俗化？”作者自问自答，认为美式办学模式造成了当前大学文化的“悲惨景象”。
在近日推出的《泰晤士报优秀大学指南》上，牛津大学连续第七次占据英国优秀大学排名榜首。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泰晤士报》创办此排名以来，剑桥大学就长期占据着第一位置，牛津只得屈居次席。但从2002年开始，牛津终超剑桥，并将纪录保持至今。
多年来，英国高校仿效美国的教育产业化，因而被指责为导致社会庸俗化的敛财机器。作为英国大学的执牛耳者，牛津大学对美国教育产业化理念的输入可谓不遗余力。更为重要的是，牛津成功引入了美国大学的捐赠机制，学校财力剧增。牛津人甚至将他们大学的独立学院制比作美国的联邦制政体，声称这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治学原则。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在今年排名榜的各项指标上，牛津与剑桥相差无几，然而在“学校设施建设”一项上，牛津则大大领先于包括剑桥在内的大部分英国高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媒体排名上金钱决定名次的“真理”。
牛津大学去年发起了10亿英镑的筹资运动，用以兴建学校建筑和发放奖学金。在雷德克里夫新建的校园便是这场筹资运动的成果。学校近期还斥资6000万英镑建了欧洲最大的化学系，并改建了经济系大楼，紧接着又修建新的社科图书馆。
当然，经济政策上的“亲美”并未使牛津丧失对英国古老传统的恪守。虽然年收入逾6亿英镑的牛津已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大学之一，但它依旧保持着古朴风格。初到牛津的人，都会觉得每个学院都像废弃的古庙，一进门就给人一种寂寞与萧瑟之感。有些学院上课时，甚至还规定必须穿黑袍，正式的考试、庆典，更是维系中世纪的繁文缛节。一位在林肯学院念书的朋友告诉笔者，牛津最厚的一本书就是他们的考试法典，上面记录了数百年积累下的各种条款，学生们至今需要对其中的章程恪守不渝。
保留这些“过时”的规矩，看似没有必要，实际上却反映了牛津对待传统的严谨态度和学术独立性。据说，在布莱尔执政时期，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有一位女生获得牛津面试机会。但校方在面试后却认为她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潜质，婉拒了其入学申请。
当地政府甚为不平，便将此事“反映”到英国议会，甚至请布莱尔出面求情。岂料，牛津仍然拒绝接受此学生，理由只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权更改学院的面试结果。尴尬的布莱尔在事后抱怨牛津过于古板，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师生听闻后十分愤慨，立即取消了原定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的计划，并对政府干预校方事务的做法提出严正抗議。
在重视传统及阶级意识的英国社会中，牛津大学声望之高，其影响力无远弗届。在英国历届49位首相中，毕业于牛津的就有25位。其校友中的名人更是不胜枚举。但牛津从来不会因“政治正确”而违背传统，不论对方是谁。正是这种近乎刻板的价值观，让牛津得以从一个“养不起自己学者”的修道院，发展为英国大学的一面旗帜。
回到我所在的书店——这个“星巴克”文化与牛津传统的接合部。在全球教育日益美国化的今天，它颇能象征英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在变革中如何才能不迷失自我传统。这使笔者想起前段时间国内流行的一个说法:过分的市场化或官场化，都是制约大学发展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牛津既远离了“官场”，又在教育产业化与古老传统间保持了良好平衡。这恰如牛津的默顿学院和沃尔夫森学院，两者组建时间虽相差了7个世纪，却能在21世纪的今天同时存在，联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