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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售黄金
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结束，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弄得百业凋敝，法币贬值，物价狂涨。
面对如此时局，正在南京准备召开“国大”的蒋介石责成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他拿出办法来“立刻解决”。宋子文说：“为今之计，只有抛售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这个办法。黄金一上市，法币就会大量回笼，法币一回笼，币值就会提高，物价自然下跌。不出一个月，人心也会趋于稳定，困难迎刃而解。”蒋介石问道：“中央银行有多少库存黄金，抛售完了怎么办？”宋子文说库存黄金还有800多万两，售完了还有10亿美元外汇，此外尚有正在洽谈、可望成功的20亿美元贷款，社会上的游资不会有如此大的胃口。听到这个答复，蒋介石紧皱的眉头一舒，立刻拍桌定案。于是抛售黄金方案便在紧锣密鼓中出台了。
正当蒋、宋自以为使出杀手锏，立可挽救危局的时候，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顷刻之间抢购黄金风潮铺天盖地而起，贪得无厌的金牛党应运而生。
金牛党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人为黄金投机团伙所取的名称。上海黄金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有权有势，后台很硬，能在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操纵涨落。因这伙人其贪如狼，其凶似虎，上海人把他们称做金老虎；第二类资金雄厚，经营有年，因这类人胃口很大，上海人把他们叫做金黄牛；等而下之的是第三类金苍蝇，这伙人零炒零卖，靠信息转手吃钱，在黄金市场飞来飞去，专赶浪头。
金老虎大都是上海金号业的“大开”。上海共有65家金号，其中44家不但没有营业执照，甚至连营业门面都没有，全是皮包金号。这伙人来无踪去无影，在黄金市场上靠军警宪特撑腰买空卖空，投机倒把。
且说这类人中有个叫詹莲生的，神通广大。为了赶抢购黄金风潮这趟浑水，临时成立了同丰余金号，并被捧为金号业公会的主席。
詹莲生当上金号业公会主席后更是如虎添翼，成天跑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明仁的公馆，陪他们的太太和小姐这家金号进，那家银楼出，专门选送最贵重的金银首饰、珠玉宝石，就是对业务局的次要官员也处处烧香，“恪尽孝道”。
黄金抛售刚开始时，别的黄金投机商只能排队登记，按定额分配得到官价黄金，而詹莲生走的却是后门，甚至还有中央银行官员自动送货上门。案发后詹莲生在供词中称：仅1947年1月15日至2月15日，他到手的黄金就达40多万两！据国民党监察院档案记载：詹莲生前前后后吞进的黄金有案可查的就有120万两左右，而无案可查的尚不止此数。
比起金老虎稍逊一筹的金黄牛，大都是上海银楼业的大亨。上海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黄金商人，创业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在1947年抢购黄金风潮中，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丰富的商场经验大显身手。
金苍蝇实际上就是黄金黑市上的“串串”。他们人数较多，抢购官价黄金他们没有门路，只能在手中握有官价黄金的金老虎、金黄牛手下讨些残羹剩饭，再拿到黄金黑市上哄价抬价牟取暴利。
黄金大掠夺
抛售黄金弄得国民党在财政经济上油干灯草尽，宋子文也黔驴技穷，只好于1947年2月16日炮制出一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议通过，于3月中旬开始实施。该方案宣布 停止一切黄金买卖，不准以黄金作为通货在市场流行，个人不得携带和存有黄金，方案实施前存有黄金者立即到中央银行按1946年价格换回法币，违反者一经查出将依法治罪。这一掠夺性的政策出台之后，军警宪特闻风而动，把金苍蝇和一般黄金持有者赶得鸡飞狗跳。普通商民叫苦连天，大骂行政院长是全国最大的抢劫犯，中央银行是黑帮中的黑帮。
是年3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扛起“打金牛党”的大旗，成立经济监察团，发动上海军警宪特连夜出动，突击工厂商家，把守车站和码头，逮捕金苍蝇，并制订鼓励告密办法：凡密报核实者以查得黄金的20%提奖。经监团的成员和告密者有了这样好的发财机会，哪肯轻易放过，在检查中形同明火执仗，在密告中捕风捉影，闹得乌烟瘴气。
经监团把上海正泰橡胶厂、大中华造纸厂、生化制药厂的老板送进特种监狱，诬他们是金老虎，开门见山地对3个老板说：“你们的案子大也大得小也小得，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要钱还是要命？要命就把黄金吐出来，要钱就准备棺材收尸。”
据档案中宣铁吾向国民党监察院的报告记述：该经监团经3天3夜的突击，对1600多家商店、400多家工厂、1200多个行商、800多个庄号、200多家妓院做了彻底搜查，共查获没收黄金20余万两，美钞120多万元，以及价值超过三四百亿的棉纱百货。
搜查民间黄金油水如此之大，刺激得国民党方方面面都想借机插手。继宣铁吾行动之后出马的是军统二号大头目、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1947年4月，郑介民带领一个检查团到达上海，为了不与宣铁吾的经监团发生冲突，他先向宣铁吾打招呼：“铁吾兄，兄弟上命所差，来到你的地盘，我们先来个君子协定，你管民，我管军，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宣铁吾说：“好说好说，我们一言为定。”郑介民说要搜查军方抢购的黄金，那是因为他掌握了较多这方面的情报。他从情报中得知军方抢购的黄金数量大，油水多，不似民间那么零零散散。
1947年驻在山东、河南的有3个军。3个军的军需处处长在南京领了几大卡车的军饷后，从南京返回驻地。运钞车到达徐州时，听说上海正在抛售黄金。3个军需处处长灵机一动，命令汽车回头跑往上海，然后各派出一排荷槍实弹的士兵，挨家挨户地找金号银楼用法币换黄金。经过“挤脖子”，每个军也挤得三五千两黄金。
郑介民来到上海，毫不掩饰地对他的部属说：“军队会挤金老虎的脖子，我们就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挤他们的脖子。”为了给3个军需处处长和自己捞油水留余地，他写了3封私函分别给3个军需处处长，要他们立刻到上海对簿公堂。这3个军需处处长得到郑介民的私函，知道这是要脑袋搬家的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立刻赶到上海，经过与郑介民周旋，把到手的黄金与郑介民五五分账，皆大欢喜。
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结束，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弄得百业凋敝，法币贬值，物价狂涨。
面对如此时局，正在南京准备召开“国大”的蒋介石责成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他拿出办法来“立刻解决”。宋子文说：“为今之计，只有抛售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这个办法。黄金一上市，法币就会大量回笼，法币一回笼，币值就会提高，物价自然下跌。不出一个月，人心也会趋于稳定，困难迎刃而解。”蒋介石问道：“中央银行有多少库存黄金，抛售完了怎么办？”宋子文说库存黄金还有800多万两，售完了还有10亿美元外汇，此外尚有正在洽谈、可望成功的20亿美元贷款，社会上的游资不会有如此大的胃口。听到这个答复，蒋介石紧皱的眉头一舒，立刻拍桌定案。于是抛售黄金方案便在紧锣密鼓中出台了。
正当蒋、宋自以为使出杀手锏，立可挽救危局的时候，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顷刻之间抢购黄金风潮铺天盖地而起，贪得无厌的金牛党应运而生。
金牛党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人为黄金投机团伙所取的名称。上海黄金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有权有势，后台很硬，能在黄金市场上呼风唤雨，操纵涨落。因这伙人其贪如狼，其凶似虎，上海人把他们称做金老虎；第二类资金雄厚，经营有年，因这类人胃口很大，上海人把他们叫做金黄牛；等而下之的是第三类金苍蝇，这伙人零炒零卖，靠信息转手吃钱，在黄金市场飞来飞去，专赶浪头。
金老虎大都是上海金号业的“大开”。上海共有65家金号，其中44家不但没有营业执照，甚至连营业门面都没有，全是皮包金号。这伙人来无踪去无影，在黄金市场上靠军警宪特撑腰买空卖空，投机倒把。
且说这类人中有个叫詹莲生的，神通广大。为了赶抢购黄金风潮这趟浑水，临时成立了同丰余金号，并被捧为金号业公会的主席。
詹莲生当上金号业公会主席后更是如虎添翼，成天跑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明仁的公馆，陪他们的太太和小姐这家金号进，那家银楼出，专门选送最贵重的金银首饰、珠玉宝石，就是对业务局的次要官员也处处烧香，“恪尽孝道”。
黄金抛售刚开始时，别的黄金投机商只能排队登记，按定额分配得到官价黄金，而詹莲生走的却是后门，甚至还有中央银行官员自动送货上门。案发后詹莲生在供词中称：仅1947年1月15日至2月15日，他到手的黄金就达40多万两！据国民党监察院档案记载：詹莲生前前后后吞进的黄金有案可查的就有120万两左右，而无案可查的尚不止此数。
比起金老虎稍逊一筹的金黄牛，大都是上海银楼业的大亨。上海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黄金商人，创业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在1947年抢购黄金风潮中，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丰富的商场经验大显身手。
金苍蝇实际上就是黄金黑市上的“串串”。他们人数较多，抢购官价黄金他们没有门路，只能在手中握有官价黄金的金老虎、金黄牛手下讨些残羹剩饭，再拿到黄金黑市上哄价抬价牟取暴利。
黄金大掠夺
抛售黄金弄得国民党在财政经济上油干灯草尽，宋子文也黔驴技穷，只好于1947年2月16日炮制出一个“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议通过，于3月中旬开始实施。该方案宣布 停止一切黄金买卖，不准以黄金作为通货在市场流行，个人不得携带和存有黄金，方案实施前存有黄金者立即到中央银行按1946年价格换回法币，违反者一经查出将依法治罪。这一掠夺性的政策出台之后，军警宪特闻风而动，把金苍蝇和一般黄金持有者赶得鸡飞狗跳。普通商民叫苦连天，大骂行政院长是全国最大的抢劫犯，中央银行是黑帮中的黑帮。
是年3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扛起“打金牛党”的大旗，成立经济监察团，发动上海军警宪特连夜出动，突击工厂商家，把守车站和码头，逮捕金苍蝇，并制订鼓励告密办法：凡密报核实者以查得黄金的20%提奖。经监团的成员和告密者有了这样好的发财机会，哪肯轻易放过，在检查中形同明火执仗，在密告中捕风捉影，闹得乌烟瘴气。
经监团把上海正泰橡胶厂、大中华造纸厂、生化制药厂的老板送进特种监狱，诬他们是金老虎，开门见山地对3个老板说：“你们的案子大也大得小也小得，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要钱还是要命？要命就把黄金吐出来，要钱就准备棺材收尸。”
据档案中宣铁吾向国民党监察院的报告记述：该经监团经3天3夜的突击，对1600多家商店、400多家工厂、1200多个行商、800多个庄号、200多家妓院做了彻底搜查，共查获没收黄金20余万两，美钞120多万元，以及价值超过三四百亿的棉纱百货。
搜查民间黄金油水如此之大，刺激得国民党方方面面都想借机插手。继宣铁吾行动之后出马的是军统二号大头目、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1947年4月，郑介民带领一个检查团到达上海，为了不与宣铁吾的经监团发生冲突，他先向宣铁吾打招呼：“铁吾兄，兄弟上命所差，来到你的地盘，我们先来个君子协定，你管民，我管军，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宣铁吾说：“好说好说，我们一言为定。”郑介民说要搜查军方抢购的黄金，那是因为他掌握了较多这方面的情报。他从情报中得知军方抢购的黄金数量大，油水多，不似民间那么零零散散。
1947年驻在山东、河南的有3个军。3个军的军需处处长在南京领了几大卡车的军饷后，从南京返回驻地。运钞车到达徐州时，听说上海正在抛售黄金。3个军需处处长灵机一动，命令汽车回头跑往上海，然后各派出一排荷槍实弹的士兵，挨家挨户地找金号银楼用法币换黄金。经过“挤脖子”，每个军也挤得三五千两黄金。
郑介民来到上海，毫不掩饰地对他的部属说：“军队会挤金老虎的脖子，我们就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挤他们的脖子。”为了给3个军需处处长和自己捞油水留余地，他写了3封私函分别给3个军需处处长，要他们立刻到上海对簿公堂。这3个军需处处长得到郑介民的私函，知道这是要脑袋搬家的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立刻赶到上海，经过与郑介民周旋，把到手的黄金与郑介民五五分账，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