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数以万计的乡镇人口告别故土，依靠繁重的体力劳动，最终在城市扎根。光阴如梭，他们有了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城市中出生、成长，已经没有了故土的印记，却徘徊在城市的边缘。
人户分离、经济压力等各种原因导致农民工子弟学校悄然出现在“北上广”等大都市城乡结合部。2011年，由于拆迁和学校本身的不安全因素，各地相继关闭了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城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各种服务，却吝啬于让他们的孩子享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
当今社会，公平的意义不言而喻。不少学者倡议，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种语带不屑的称呼，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移民”。称呼容易改变，可对已离故土、在城市中生儿育女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孩子来说，让他们享受城市公民应有的权利，似乎比称谓上的尊重和体谅更为重要。
——编者
回访“小天鹅”
本刊记者 张子琦
“我长大后也要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让和我一样的孩子都有书读。”在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教室里，五年级的小男孩谢希强认真地对记者说。
谢希强特别喜欢数学，每次做数学题都第一个想出答案。和大多数同龄男孩子一样，他活泼好动，有些调皮。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面临失学的危险。
谢希强幼年时父亲离家出走；四年前，久病缠身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他和姐姐谢希慧只能依靠姥姥姥爷拾荒艰难度日。两个孩子每学期几百元的学费足以压垮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家庭，姐姐谢希慧只好选择退学。
一年多前，接手燕京打工子弟学校的燕兆时在一次家访中发现了这对姐弟的窘况，当即决定全免谢希强姐弟上学期间的所有费用。已经失学三年的姐姐终于可以重返课堂，而谢希强也可以不用再担心下学期的学费。
“我们学校全免学费的学生很多，她也是。”谢希强指着前桌的小女孩说。燕京小天鹅学校共有200多名学生，有近一半的学生享受了减免学费和饭费的待遇，而学校教师的待遇也在同类学校中最高。这所位于北京五环外的打工子弟学校，因为校长燕兆时而开始了与众不同的办学之路。
2010年前，燕兆时还是一名年薪超过十几万元的白领，生活富足，热爱公益，定期为打工子弟学校义教。2010年6月，他的生活轨迹被原校长“太困难，不做了”的决定改变。是接下这个注定赔钱的“项目”还是转战其他学校继续做义教？他选择了前者。
办学初期，燕兆时不接受媒体采访和个人捐款，“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他坚持的底线。一个学年下来，“不是带孩子，而是真正让孩子受到教育”的理念，让燕兆时个人付出了十几万元。今年10月，入不敷出的燕兆时再次面临选择，筹资继续办学？停办一走了之？他又一次选择了更为艰难的道路。
燕兆时戏言自己是“做销售的”，四处奔走筹集可以让学校继续留存的资金。2011年10月，燕兆时接受了第一笔来自个人的捐款，但他更希望能够得到基金会或者企业的赞助。在学校的网站上，记者看到，截至11月30日，来自社会各界的私人捐款已接近9万元。
11月，燕兆时接到了优米网抛来的橄榄枝，他们可以参加“对话史玉柱”公益活动。活动以网络投票的形式进行，得票前三位的申报项目可以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公益基金。经过反复商讨，燕兆时申报了“园丁计划”，也就是“教师公益金”，以此提供学校教师的雇佣金。这样既能为师范生提供就业机会，也能解决学校聘用教师资金困难的问题。
在燕兆时看来，办学校的目的不是培养“第二代农民工”；资助打工子弟学校也不是送一些铅笔盒和书包这么简单，提高教学质量才是转变这些孩子命运的关键。而微薄的工资和过低的福利待遇使打工子弟学校聘不起合格教师。“没有正常的收入，就没有足够多的合格老师；没有足够多的合格教师，就无法教育好学生。其实捐助老师，根本的受益者就是学生。”燕兆时说。
12月初，优米网的票选结果出台，“园丁计划”以微弱的差距惜败，与奖金失之交臂。得知消息时，燕兆时难掩失望。即便如此，和两个月前相比，小天鹅学校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学校的新浪微博粉丝达5000多人。
再见校长燕兆时，他对未来的期望和底气增加了不少。“已经在和两个企业谈，虽然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总比以前无人问津要好。”燕兆时说，“最起码今年的煤供应没有问题，孩子们不用挨冻。”
教室仍然没有门，但安上了棉门帘，足以阻挡外面的寒风；暖气也烧得还好，不冻手脚，教室里不少孩子只穿着毛衣。正值午休时间，还有十几个孩子和志愿者一起排练英文短剧。他们和城里孩子一样，在这所由仓库改建的学校里安然享受着童年的欢快时光。
由于拆迁，学校明年将会搬迁到新的校址，位于西五环边另一个城乡结合部。“新学校比现在的环境好很多，是由办公室改建的，租金一年19万元。”学校能否负担起比原来每年8万元翻出一倍多的租金？燕兆时表示，租方同意他们分期交付房租，再加上最近筹集到的善款，学校勉强可以承担所需资金。
午休时，一位给孩子送饭的家长找燕兆时咨询学校搬迁的事情，询问新校址，衡量学校和家的距离。“燕老师人很好，我不想给孩子换学校，明年孩子可能要坐车去上学了。”这位家长说。
与这位家长一样，更多家长选择和学校一起搬迁，他们把孩子的未来寄托在这里，寄托在了“人很好的燕老师”身上。
流动子女入学政策太模糊
——访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嘉玲
本刊记者 张子琦
12月16日，记者在北京西三环一家茶馆如约见到了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嘉玲女士。韩嘉玲1997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一直致力于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是我国最早关注城市流动儿童的学者之一。
今年8月，北京市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在此之前，北京各区县已陆续关停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诚然，这些林立在城乡结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无论从校舍安全还是教学质量上，都存在极大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但对于那些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孩子来说，这些学校承载的却是他们童年的回忆和读书的梦想。
随后，北京市及各区县教委相继作出承诺，将采取分流和委托办学的方法确保每一个愿意留在北京的打工子弟都有学可上。至此，看似圆满地解决了打工子弟入学问题，可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确保他们获得身份认同感，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更深一层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对于“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这一举措，韩嘉玲并不反对。在采访过程中，她一直强调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义务教育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她看来，民办学校提供的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而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学校必须坚持的原则。委托办学也是一种办学途径，但根本上来说，学生只是从一所民办学校转移到了另外一所民办学校。
韩嘉玲说，也许校舍的安全以及学校的硬件设施更好一些，但教育质量不等于教育投入，这些孩子的教育软环境并没有改变。另外，国家对于流动子女入学的问题存在政策上的模糊，只规定以流入地的公立学校接收为主，缺乏对流入地政府的量化考核机制。
韩嘉玲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本身就是依社区内流动人口的需求而建，符合家长选择学校“就近方便”的原则，与其大费周章地委托办学，不如改建原学校不合格的地方，使其达到合格校舍的标准。同时对学校进行收购或者监管，聘用合格的教师或者返聘公立学校的退休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远比漂亮的校舍更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对打工子弟们做“另案”处理，他们始终生活在“孤岛”中，生活中只有农民工。
“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学，将有助于孩子们长大后更好地融入社会。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纳税，作为人口流入地，我们需要把他们的教育纳入教育规划。教育的规划不能只按户籍人口计算，应以实地人口计算，按照学生分布情况规划学校，根据学生居住地吸纳生源，学校布点必须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分布。”韩嘉玲说。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如果放开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将会导致教育移民现象的爆发，韩嘉玲不置可否，“不能把教育移民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相提并论。如果没有工作机会，农民工不会单纯为孩子的教育来到城市。”
对于明年流动儿童教育的整体规划，韩嘉玲认为，这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独成的问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各种问题在教育上的体现。要从政策、经费、执行、监测各个环节上同时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回放2011
2011年暑假期间，北京市大兴区、朝阳区、海淀区24所打工子弟学校因有安全隐患，或校舍为非法建筑在拆迁范畴之内等原因被关停。
关闭学校后，1.4万名打工子弟该去哪里读书？一时间，“打工子弟的未来”成为国内外媒体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8月中旬，各区教委相继对媒体表态，表示将采取分流和委托办学等形式，“让每一个愿意留在北京的孩子都有学可上”。
“城市新移民”的教育问题中，不容忽视的还有学前教育。作为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入地，2011年5月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实施了《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规定放宽幼儿园办园限制；并计划新建40所小规模幼儿园，以期缓解近年来越来越凸显的入园难问题。
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乡结合部，“黑幼儿园”应运而生。缺乏资金的支持，幼儿园的安全和质量也无从谈起。于是这一年，大批不合格的“黑幼儿园”消失在整顿治理的过程中。
即使经济条件较好的“新移民”们通过缴纳赞助费等形式获得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户籍所在地高考”仍是他们求学路上无法攻克的“堡垒”。
2011年3月，在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但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异地高考成为最被关注的教育热点。
2011年10月24日，包括北大、清华等高校专家在内的15名公民联名向总理写建议书，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呼吁取消有关“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的规定。29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随迁子女家长联合提出“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民间方案”，据悉，这些随迁子女家长已连续16次向教育部递交呼吁书和建议书。
出现问题的并不只是北京，2011年，上述问题在“北上广”和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几乎从未停止上演。
（张子琦）
媒体论道
没有妥善的安置方案，就以违法建筑为由拆学校，只会令舆论大哗，让政府陷入被动。
——新京报
尽管备受攻讦，但实行多年的统一高考和按省区录取办法，依然是目前最行之有效、较为理性和公平的一种体制。
——人民日报
来京务工人员的子女，因价格低的无证私营幼儿园被关停，因高额的赞助费及户口的限制止步在公办幼儿园的门前，他们的童年，该在何处安放？
——新京报
寄望2012
崔永元：我希望中国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实名制开微博，每天报告他们遇到的情况，这样能引起全民的关注，从而能引起政府的关注……
打工子弟家长：打工子弟学校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方便，我们工作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学校不会介意多带一会儿孩子。
网友amyq4781：关停幼儿园之前，要把孩子们的去向给安顿好。
人户分离、经济压力等各种原因导致农民工子弟学校悄然出现在“北上广”等大都市城乡结合部。2011年，由于拆迁和学校本身的不安全因素，各地相继关闭了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惊讶地发现，城市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各种服务，却吝啬于让他们的孩子享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
当今社会，公平的意义不言而喻。不少学者倡议，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种语带不屑的称呼，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移民”。称呼容易改变，可对已离故土、在城市中生儿育女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孩子来说，让他们享受城市公民应有的权利，似乎比称谓上的尊重和体谅更为重要。
——编者
回访“小天鹅”
本刊记者 张子琦
“我长大后也要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让和我一样的孩子都有书读。”在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教室里，五年级的小男孩谢希强认真地对记者说。
谢希强特别喜欢数学，每次做数学题都第一个想出答案。和大多数同龄男孩子一样，他活泼好动，有些调皮。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面临失学的危险。
谢希强幼年时父亲离家出走；四年前，久病缠身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他和姐姐谢希慧只能依靠姥姥姥爷拾荒艰难度日。两个孩子每学期几百元的学费足以压垮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家庭，姐姐谢希慧只好选择退学。
一年多前，接手燕京打工子弟学校的燕兆时在一次家访中发现了这对姐弟的窘况，当即决定全免谢希强姐弟上学期间的所有费用。已经失学三年的姐姐终于可以重返课堂，而谢希强也可以不用再担心下学期的学费。
“我们学校全免学费的学生很多，她也是。”谢希强指着前桌的小女孩说。燕京小天鹅学校共有200多名学生，有近一半的学生享受了减免学费和饭费的待遇，而学校教师的待遇也在同类学校中最高。这所位于北京五环外的打工子弟学校，因为校长燕兆时而开始了与众不同的办学之路。
2010年前，燕兆时还是一名年薪超过十几万元的白领，生活富足，热爱公益，定期为打工子弟学校义教。2010年6月，他的生活轨迹被原校长“太困难，不做了”的决定改变。是接下这个注定赔钱的“项目”还是转战其他学校继续做义教？他选择了前者。
办学初期，燕兆时不接受媒体采访和个人捐款，“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他坚持的底线。一个学年下来，“不是带孩子，而是真正让孩子受到教育”的理念，让燕兆时个人付出了十几万元。今年10月，入不敷出的燕兆时再次面临选择，筹资继续办学？停办一走了之？他又一次选择了更为艰难的道路。
燕兆时戏言自己是“做销售的”，四处奔走筹集可以让学校继续留存的资金。2011年10月，燕兆时接受了第一笔来自个人的捐款，但他更希望能够得到基金会或者企业的赞助。在学校的网站上，记者看到，截至11月30日，来自社会各界的私人捐款已接近9万元。
11月，燕兆时接到了优米网抛来的橄榄枝，他们可以参加“对话史玉柱”公益活动。活动以网络投票的形式进行，得票前三位的申报项目可以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公益基金。经过反复商讨，燕兆时申报了“园丁计划”，也就是“教师公益金”，以此提供学校教师的雇佣金。这样既能为师范生提供就业机会，也能解决学校聘用教师资金困难的问题。
在燕兆时看来，办学校的目的不是培养“第二代农民工”；资助打工子弟学校也不是送一些铅笔盒和书包这么简单，提高教学质量才是转变这些孩子命运的关键。而微薄的工资和过低的福利待遇使打工子弟学校聘不起合格教师。“没有正常的收入，就没有足够多的合格老师；没有足够多的合格教师，就无法教育好学生。其实捐助老师，根本的受益者就是学生。”燕兆时说。
12月初，优米网的票选结果出台，“园丁计划”以微弱的差距惜败，与奖金失之交臂。得知消息时，燕兆时难掩失望。即便如此，和两个月前相比，小天鹅学校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学校的新浪微博粉丝达5000多人。
再见校长燕兆时，他对未来的期望和底气增加了不少。“已经在和两个企业谈，虽然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总比以前无人问津要好。”燕兆时说，“最起码今年的煤供应没有问题，孩子们不用挨冻。”
教室仍然没有门，但安上了棉门帘，足以阻挡外面的寒风；暖气也烧得还好，不冻手脚，教室里不少孩子只穿着毛衣。正值午休时间，还有十几个孩子和志愿者一起排练英文短剧。他们和城里孩子一样，在这所由仓库改建的学校里安然享受着童年的欢快时光。
由于拆迁，学校明年将会搬迁到新的校址，位于西五环边另一个城乡结合部。“新学校比现在的环境好很多，是由办公室改建的，租金一年19万元。”学校能否负担起比原来每年8万元翻出一倍多的租金？燕兆时表示，租方同意他们分期交付房租，再加上最近筹集到的善款，学校勉强可以承担所需资金。
午休时，一位给孩子送饭的家长找燕兆时咨询学校搬迁的事情，询问新校址，衡量学校和家的距离。“燕老师人很好，我不想给孩子换学校，明年孩子可能要坐车去上学了。”这位家长说。
与这位家长一样，更多家长选择和学校一起搬迁，他们把孩子的未来寄托在这里，寄托在了“人很好的燕老师”身上。
流动子女入学政策太模糊
——访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嘉玲
本刊记者 张子琦
12月16日，记者在北京西三环一家茶馆如约见到了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嘉玲女士。韩嘉玲1997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一直致力于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是我国最早关注城市流动儿童的学者之一。
今年8月，北京市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在此之前，北京各区县已陆续关停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诚然，这些林立在城乡结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无论从校舍安全还是教学质量上，都存在极大的隐患和不稳定因素。但对于那些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孩子来说，这些学校承载的却是他们童年的回忆和读书的梦想。
随后，北京市及各区县教委相继作出承诺，将采取分流和委托办学的方法确保每一个愿意留在北京的打工子弟都有学可上。至此，看似圆满地解决了打工子弟入学问题，可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确保他们获得身份认同感，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更深一层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对于“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这一举措，韩嘉玲并不反对。在采访过程中，她一直强调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义务教育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她看来，民办学校提供的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而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学校必须坚持的原则。委托办学也是一种办学途径，但根本上来说，学生只是从一所民办学校转移到了另外一所民办学校。
韩嘉玲说，也许校舍的安全以及学校的硬件设施更好一些，但教育质量不等于教育投入，这些孩子的教育软环境并没有改变。另外，国家对于流动子女入学的问题存在政策上的模糊，只规定以流入地的公立学校接收为主，缺乏对流入地政府的量化考核机制。
韩嘉玲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本身就是依社区内流动人口的需求而建，符合家长选择学校“就近方便”的原则，与其大费周章地委托办学，不如改建原学校不合格的地方，使其达到合格校舍的标准。同时对学校进行收购或者监管，聘用合格的教师或者返聘公立学校的退休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远比漂亮的校舍更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对打工子弟们做“另案”处理，他们始终生活在“孤岛”中，生活中只有农民工。
“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学，将有助于孩子们长大后更好地融入社会。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纳税，作为人口流入地，我们需要把他们的教育纳入教育规划。教育的规划不能只按户籍人口计算，应以实地人口计算，按照学生分布情况规划学校，根据学生居住地吸纳生源，学校布点必须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分布。”韩嘉玲说。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如果放开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将会导致教育移民现象的爆发，韩嘉玲不置可否，“不能把教育移民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相提并论。如果没有工作机会，农民工不会单纯为孩子的教育来到城市。”
对于明年流动儿童教育的整体规划，韩嘉玲认为，这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独成的问题，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各种问题在教育上的体现。要从政策、经费、执行、监测各个环节上同时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回放2011
2011年暑假期间，北京市大兴区、朝阳区、海淀区24所打工子弟学校因有安全隐患，或校舍为非法建筑在拆迁范畴之内等原因被关停。
关闭学校后，1.4万名打工子弟该去哪里读书？一时间，“打工子弟的未来”成为国内外媒体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8月中旬，各区教委相继对媒体表态，表示将采取分流和委托办学等形式，“让每一个愿意留在北京的孩子都有学可上”。
“城市新移民”的教育问题中，不容忽视的还有学前教育。作为中国最大的人口流入地，2011年5月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实施了《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规定放宽幼儿园办园限制；并计划新建40所小规模幼儿园，以期缓解近年来越来越凸显的入园难问题。
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乡结合部，“黑幼儿园”应运而生。缺乏资金的支持，幼儿园的安全和质量也无从谈起。于是这一年，大批不合格的“黑幼儿园”消失在整顿治理的过程中。
即使经济条件较好的“新移民”们通过缴纳赞助费等形式获得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户籍所在地高考”仍是他们求学路上无法攻克的“堡垒”。
2011年3月，在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但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异地高考成为最被关注的教育热点。
2011年10月24日，包括北大、清华等高校专家在内的15名公民联名向总理写建议书，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呼吁取消有关“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的规定。29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随迁子女家长联合提出“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民间方案”，据悉，这些随迁子女家长已连续16次向教育部递交呼吁书和建议书。
出现问题的并不只是北京，2011年，上述问题在“北上广”和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几乎从未停止上演。
（张子琦）
媒体论道
没有妥善的安置方案，就以违法建筑为由拆学校，只会令舆论大哗，让政府陷入被动。
——新京报
尽管备受攻讦，但实行多年的统一高考和按省区录取办法，依然是目前最行之有效、较为理性和公平的一种体制。
——人民日报
来京务工人员的子女，因价格低的无证私营幼儿园被关停，因高额的赞助费及户口的限制止步在公办幼儿园的门前，他们的童年，该在何处安放？
——新京报
寄望2012
崔永元：我希望中国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实名制开微博，每天报告他们遇到的情况，这样能引起全民的关注，从而能引起政府的关注……
打工子弟家长：打工子弟学校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方便，我们工作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学校不会介意多带一会儿孩子。
网友amyq4781：关停幼儿园之前，要把孩子们的去向给安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