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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穆木天翻译介绍了大量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中包括《人间喜剧》中的主要作品。他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以直译手法为主，加以大量的注释，为当时读者所喜爱。同时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教学与传播，穆木天的贡献也当为历史所铭记。
[关键词]穆木天；巴尔扎克；翻译；直译；注释；传播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4-0111-04
一、穆木天和他的巴尔扎克翻译
穆木天是我国著名的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教育家，也是儿童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通晓英、法、日、俄四种语言。他的文学翻译生涯始于英语翻译（他所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王尔德的童话《自私的巨人》，发表于1921年10月1日的《新潮》第3卷第1号）。穆木天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在其文学翻译生涯中，成就最高。
最早将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的作品介绍来中国的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1914年，经陈家鳞口译，林纾用文言文编译了《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哲理研究”中的四个短篇—《猎者斐里朴》《耶稣显灵》《红楼冤狱》《上将夫人》，“分别发表于当年的《小说月报》第5卷7-10号上，注明原著作者为法国人巴鲁萨，这是巴尔扎克在中国最早的一个汉译名。1915年5月6日，商务印书馆结集以《哀吹集》出版，巴尔扎克小说在中国最早的汉译本”[1]得以面世，与中国读者见面。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译介起始于1935年，最先翻译的是《人间喜剧》“哲学研究”中的短篇小说《刽子手》，发表于当年3月15日的《新小说》第1卷第2期上。随后，他翻译的《不可知的杰作》《信使》《再会》《石榴园》等短篇，分别在同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第6、7、10、12册中与读者见面。由于穆木天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是在对作者充分阅读、潜心思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迎合了当时读者群的文学鉴赏口味，所以他的译文在出版后得到了当时读者的广泛认同与接受。1936年10月，穆木天翻译的单行本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欧贞尼-葛朗代》（即《欧也妮-葛朗台》Eugenie Grandet）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在中国的首译版本。1936—1951年，穆木天翻译的一系列长篇小说陆续出版发行，其中包括《从妹贝德》（上下册）（即《贝姨》，1942年2月长沙商务印书馆初版，1947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夏贝尔上校》（即《夏倍上校》，载1943年2月15日、5月15 日，《文艺生活》上，1951年12月上海文通书局初版），《从兄蓬斯》（即《邦斯舅舅》，1943年5月，桂林丝文出版社初版，1951年由上海文通书局出版），《勾利尤老头子》（即《高老头》，1951年3月上海文通书局出版），等等。
刘象愚曾经指出，文学“翻译工作贯穿穆木天生命的始终，他一生共翻译文学作品达120种之多，包括了王尔德、法朗士、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高尔基、莱蒙托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阿·托尔斯泰等”[2]诸多法国与前苏联名家的名篇。除了外国诗歌的译介，穆木天从事翻译的主要成就凸显于法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如《欧贞尼-葛朗代》《勾利尤老头子》《从妹贝德》等，这些作品都是在中国最早的汉译本，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2]另外，穆木天还在其创作的一系列文章中详细讨论了翻译的理论、方法和原则，为当时翻译界所重视与推崇，影响深远。
研究穆木天文学翻译的专家，曾担任穆木天助教的陈惇教授认为，“作为外国文学的研究专家，穆木天总是将翻译与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穆不但是翻译家，同时又是学者，属于学者型的翻译家，因为他的译著带有鲜明的学术特色。”[2]每当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时，穆木天“事先总是首先对该作品进行一番研究，翻译完成之后，又将其研究成果写成高质量的序言，供读者参考。其中1935年出版发行的《欧贞尼-葛朗代》的序言尤为出色。该序言从巴尔扎克创作的总体特征出发开始分析，具体详细地评价了这部作品，”[2]因此做到了“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有深度，有见地”。其中特别为人瞩目的是，这篇序言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巴尔扎克和他的作品，揭示其批判现实主义特征，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相当可贵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外国文学分析研究的成果之一。”[2]穆木天在《欧贞尼-葛朗代》序言中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甚至为当代巴尔扎克研究专家所推崇。早在1935年，穆木天就编辑出版了著名的《法国文学史》，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法国文学史著作之一，其学术价值甚高，为相当多的高等学校文科院系采用为教学参考书，影响深远。
二、《欧贞尼-葛朗代》的翻译
穆木天关于巴尔扎克的译作众多，译界普遍认为以其《欧贞尼-葛朗代》成就最高，影响最深。
1.穆木天选择《欧贞尼-葛朗代》的原因及其意义
《欧贞尼-葛朗代》是巴尔扎克描述19世纪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最出色的画幅之一”。穆木天之所以将其作为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选本，与他所具有的超人的文学修养与欣赏眼光是密不可分的。当年，穆木天在日本东京攻读法国文学时，主要兴趣集中在象征主义诗歌的翻译上，然而“九一八”事件后，他深感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当时的最需。穆木天认为“西洋文学之翻译与介绍，是中国现在所急急地需要的”，中国社会“封建的遗留太浓厚”，译介者“进步性不够”，“无形中受了侵略主义的影响还不自知”，“想办好货，结果，办了劣货来了”。他认为，中国的译本，看不到“西洋文学的全豹”，文学青年不能从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创作上的修养”。于是，他“历史地，客观地翻译介绍有真实性而能充分反映社会的作品”[1]。穆木天选择了《人间喜剧》，将其代表作《欧贞尼-葛朗代》作为其巴尔扎克中文翻译的起始。因为在他看来，《欧贞尼-葛朗代》不但是法兰西文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穆木天在详细地“了解巴尔扎克之后，对其作品的翻译，不再停留在其极富特色的短篇小说上，而是将笔触深入直接到了巴尔扎克的”[1]灵魂深处，转而以《欧贞尼-葛朗代》为始，进行其长篇小说的翻译。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小说”之于法国文学发展意义的阐释，又是从他的法国文学观中发展起来的。在法兰西的现实主义文学建立之始，在给“小说”这一种以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争取了市民权而成为19世纪文学的支配样式这一点上，巴尔扎克的确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巨人。在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兰西文学史上，并不是没有良好的小说，然而，那些小说作品自身没有孳生的力量，它们只是人生的某个小角落偶遇的表现。能够了解到小说的任务，认识到小说真正的技能在于制作出平凡的人间生活缩图的第一个人，则是伟大的巴尔扎克了。
《人间喜剧》是19世纪法兰西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划时代的别开生面的作品。巴尔扎克始终同他作品中的人物毫不分离地共同存在着。“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他的当代的社会的发展的动向，社会发展的因果律，他对于在他的作品中所要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同专门的历史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一般正确地去研究、认识，然后，正确地描写出来，正确地把因果理由阐明出来。”[1]巴尔扎克这种正确的意图，在他那篇极富重要性的《人间喜剧总序》中，很强有力地主张出来、解释出来了。这一种伟大的意图，是法兰西文学史上的空前创举。
2.注释法在其翻译中的应用
穆木天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更大贡献，不仅体现在他对《人间喜剧》的翻译上，更体现在他开创了学院派巴尔扎克小说翻译的注释体方式上。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学者的严谨与认真。比如，《欧贞尼-葛朗代》全书分为四部分，“除正文外，前面附有《译者之言》《欧诺雷-巴尔扎克年表》《人间喜剧-总序》译文。书中附巴尔扎克像及插图15幅，卷末附译者注，包括正文注释59则，《人间喜剧-总序》注释35则。”[1]显现了穆木天在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翻译巴氏作品的严谨态度，印证了他在1948年7月15日《文讯》第9卷第1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中所说的“读破原著”的原则。穆木天认为，“一个翻译者不能有毫丝的主观，他要把人家的作品，尽可能弄得‘不走样’”[3]，“对于原作要有正确的了解，这是从事翻译的人的第一守则”，“读破原作，是第一”，注意“那些（语言）符号里面隐含的，是一些什么”。
以前的译者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不是基于研究，更谈不上客观性的学术注释，纯粹是为翻译而翻译。而穆木天则“通过对原作的深入研究，详细考证，进行疑问注释”[4]，对巴尔扎克小说的写作与出版背景，译文中的典故、事件、风俗习惯、人名、地名以及各方面的专用名词等等，详加注释，充分体现了浓厚的学院派翻译的特色，将翻译与研究结为一体，从而给读者更大、更全面的启示与教诲。“1952年，赵少侯曾经对穆木天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从兄蓬斯》进行过统计，发现其中共有注释323条，占篇幅达82页之多，赵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对一部小说，肯这样费力，是翻译界不常见的好作风。”[4]
穆木天的巴尔扎克翻译与同时代其他译者的译著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他对原文所做的必要的不厌其详的注释。值得指出的是，以后陆续出版的众多巴尔扎克小说汉译本，延续借鉴与发展的就是学院派的翻译范式，毫无疑问是深受穆氏的注释体方式的影响。穆木天的翻译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谈到《欧贞尼-葛朗代》，陈惇先生对穆译有如此评价：“《欧贞尼-葛朗代》中译本虽然是巴尔扎克个别作品的译本，而全书的编译工作却体现出一种全面介绍巴尔扎克的意图。译本的正文之前附有巴尔扎克年表和《<人间喜剧>总序》，书中还附有巴尔扎克像及插图15幅，读者通过这些材料，自然可以对巴尔扎克本人有所了解。穆先生为译本所写的序言着重论述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成就。”钟敬文在评论穆木天的巴氏翻译作品时，如此说道：“翻译是和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他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他经常把研究的结果写成译序和注释。译序实际就是论文，注释也常常带有研究性质。所以，他的译本富有学术价值。”
3.穆木天的翻译方法与原则
对于翻译方法与翻译原则，穆木天极力主张直译，强调译者无论如何，首先必须忠实于原文，认为“一个翻译者不能有丝毫的主观，他要把人家的作品，尽可能弄得‘不走样’，把译文尽可能弄得跟创作一样，引人入胜是必要的。可是，既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锦上添花’。”[3]
穆木天主张“直接翻译”，反对“间接翻译”。《平凡集》中收入了他的几篇关于“翻译问题”的文章（写于1933—1934年），主张翻译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对所译作品有所选择，最好以原著为底本“直接翻译”过来，批评了一些译著借助另一国家的译本的“间接翻译”做法，认为这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
穆木天1940年在谈到自己翻译《从妹贝德》的体验时，曾经说过，在“执笔翻译之际，译者永远地是倒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巨人赛跑一样，永远地是感到着那个巨人在牵拽着自己，而自己真是拼命才可以赶得上一样。如果是译者能达到什一的效果，我也可以感到十分的喜悦了”。[4]
4.穆木天翻译作品的质疑与出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穆木天的译著不断受到当时批评界的质疑与批评，其中不乏政治因素的影响。1952年，赵少侯在《翻译通讯》3月号上发表《评穆木天译《从兄蓬斯》》一文中，将穆木天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从兄蓬斯》（1943年初版本）与该书法文版对比，举例指出穆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缺点：译文‘佶屈聱牙，意义晦涩’；译文中时常出现‘把原文的成语照字面译成中国字’的现象；个别处存在着‘意义与原文相反或不符的译文’；自创新词。”[4]
在同期《翻译通讯》上发表的《穆木天同志的答复》一文中，穆木天答复说：“在翻译这些书的时候，我自认为还是认真的。绝没有想到自己是粗制滥造。但客观上形成了粗制滥造，是应当由我负责的。”[4]
以穆木天所译的《欧贞尼-葛朗代》的最后一段译文为例：
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作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数日以来，她的再婚的消息又哄嚷起来了。苏缪尔的人们，关心着她和德-福罗阿丰侯爵的事体。如同先年克鲁休家人在包围她似地，现在德-福罗阿丰侯爵家在包围她了。娜依和寇尔乃尤，据人说，是帮侯爵的忙的，可是，那是极为大谬不然。不管是大个子娜依，不管是寇尔乃尤，都没有十分的机智，得以理解世界上的诸种腐烂的。 “罗新章曾经对照这一段的法文原文认为穆译基本上顺着原文译，字真句确，认真得有点木讷。”[4]
为使语言传达出原作的风格，穆木天“以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可以译得硬些，因为原文是硬的”。正是由于对“原文硬的”强调，使他的译文语言不能达到流畅的效果。所以当傅雷那自然流畅“仿佛是中文的写作”一样的译本出现后，穆木天的译本就显得有些过时，不能再吸引当代读者的眼球，从而失去了其生命力。当然，此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穆木天“对于法国文学的兴趣已淡”，将方向调整到“译一点苏联长诗”上了。
因此，再加上随着时代的进展，特别是1949年以后，穆木天三四十年代的译本逐渐为傅雷的译本所替代，失掉了固有的读者群。但是“作为巴尔扎克小说的第一代翻译者，穆木天的译著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4]，时代的特征更是体现在他的译本之中，拥有那个时代所固有的读者群，其开创性工作不应为后世翻译界所遗忘。
三、穆木天和他的巴尔扎克传播
1952年，新中国进行高等院校调整，高校普遍制定新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北师大中文系在全国高校中首次面向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系统讲授外国文学史知识及文学作品选读。而担当此开创性任务的正是曾经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穆木天。他具体负责此课程的创建、教学大纲的拟定、课程的设置以及讲义的编写。按照教学计划，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基本前提下，穆木天系统地讲授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西方文学，巴尔扎克由此得以走进了中国的高校。穆木天“在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解中，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并且按照恩格斯的有关理论来解读巴尔扎克”[3]，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受到学校及师生的好评。1955年，穆木天又“率先在国内开始招收外国文学研究生；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办外国文学研修班， 穆木天担当主讲教师。其创立的文学史、作家、作品三者结合，突出重点作品分析讲解的外国文学教学体系，成为后来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2]，至今仍为我国多数文科高校所广泛采用。穆木天在课堂上“讲授外国文学名著选读课时，学生普遍认为，其思路开阔，语言生动形象，描述栩栩如生，古今中外地旁征博引，纵横交错地进行分析比较以及对比，使听课者茅塞顿开，思想境界及文学欣赏水平大为提高。”[2]他所培养的学生，后来不少都成为有关高等院校外国文学的教学主力。
作为文学翻译大家，穆木天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也将永为翻译界及教育界所铭记。
[参考文献]
[1]蒋芳.新中国成立前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论[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3（5）.
[2]蔡清富.“穆木天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
[3]蒋芳.建国后30年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112-116.
[4]陈方竞.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J].汕头大学学报，2006（6）：31-40.
[责任编辑 张桂霞]
[关键词]穆木天；巴尔扎克；翻译；直译；注释；传播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4-0111-04
一、穆木天和他的巴尔扎克翻译
穆木天是我国著名的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教育家，也是儿童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通晓英、法、日、俄四种语言。他的文学翻译生涯始于英语翻译（他所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王尔德的童话《自私的巨人》，发表于1921年10月1日的《新潮》第3卷第1号）。穆木天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在其文学翻译生涯中，成就最高。
最早将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的作品介绍来中国的是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林纾，1914年，经陈家鳞口译，林纾用文言文编译了《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哲理研究”中的四个短篇—《猎者斐里朴》《耶稣显灵》《红楼冤狱》《上将夫人》，“分别发表于当年的《小说月报》第5卷7-10号上，注明原著作者为法国人巴鲁萨，这是巴尔扎克在中国最早的一个汉译名。1915年5月6日，商务印书馆结集以《哀吹集》出版，巴尔扎克小说在中国最早的汉译本”[1]得以面世，与中国读者见面。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译介起始于1935年，最先翻译的是《人间喜剧》“哲学研究”中的短篇小说《刽子手》，发表于当年3月15日的《新小说》第1卷第2期上。随后，他翻译的《不可知的杰作》《信使》《再会》《石榴园》等短篇，分别在同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第6、7、10、12册中与读者见面。由于穆木天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是在对作者充分阅读、潜心思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迎合了当时读者群的文学鉴赏口味，所以他的译文在出版后得到了当时读者的广泛认同与接受。1936年10月，穆木天翻译的单行本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欧贞尼-葛朗代》（即《欧也妮-葛朗台》Eugenie Grandet）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在中国的首译版本。1936—1951年，穆木天翻译的一系列长篇小说陆续出版发行，其中包括《从妹贝德》（上下册）（即《贝姨》，1942年2月长沙商务印书馆初版，1947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夏贝尔上校》（即《夏倍上校》，载1943年2月15日、5月15 日，《文艺生活》上，1951年12月上海文通书局初版），《从兄蓬斯》（即《邦斯舅舅》，1943年5月，桂林丝文出版社初版，1951年由上海文通书局出版），《勾利尤老头子》（即《高老头》，1951年3月上海文通书局出版），等等。
刘象愚曾经指出，文学“翻译工作贯穿穆木天生命的始终，他一生共翻译文学作品达120种之多，包括了王尔德、法朗士、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高尔基、莱蒙托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阿·托尔斯泰等”[2]诸多法国与前苏联名家的名篇。除了外国诗歌的译介，穆木天从事翻译的主要成就凸显于法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如《欧贞尼-葛朗代》《勾利尤老头子》《从妹贝德》等，这些作品都是在中国最早的汉译本，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2]另外，穆木天还在其创作的一系列文章中详细讨论了翻译的理论、方法和原则，为当时翻译界所重视与推崇，影响深远。
研究穆木天文学翻译的专家，曾担任穆木天助教的陈惇教授认为，“作为外国文学的研究专家，穆木天总是将翻译与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穆不但是翻译家，同时又是学者，属于学者型的翻译家，因为他的译著带有鲜明的学术特色。”[2]每当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时，穆木天“事先总是首先对该作品进行一番研究，翻译完成之后，又将其研究成果写成高质量的序言，供读者参考。其中1935年出版发行的《欧贞尼-葛朗代》的序言尤为出色。该序言从巴尔扎克创作的总体特征出发开始分析，具体详细地评价了这部作品，”[2]因此做到了“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有深度，有见地”。其中特别为人瞩目的是，这篇序言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巴尔扎克和他的作品，揭示其批判现实主义特征，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相当可贵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外国文学分析研究的成果之一。”[2]穆木天在《欧贞尼-葛朗代》序言中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仍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甚至为当代巴尔扎克研究专家所推崇。早在1935年，穆木天就编辑出版了著名的《法国文学史》，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法国文学史著作之一，其学术价值甚高，为相当多的高等学校文科院系采用为教学参考书，影响深远。
二、《欧贞尼-葛朗代》的翻译
穆木天关于巴尔扎克的译作众多，译界普遍认为以其《欧贞尼-葛朗代》成就最高，影响最深。
1.穆木天选择《欧贞尼-葛朗代》的原因及其意义
《欧贞尼-葛朗代》是巴尔扎克描述19世纪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最出色的画幅之一”。穆木天之所以将其作为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选本，与他所具有的超人的文学修养与欣赏眼光是密不可分的。当年，穆木天在日本东京攻读法国文学时，主要兴趣集中在象征主义诗歌的翻译上，然而“九一八”事件后，他深感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当时的最需。穆木天认为“西洋文学之翻译与介绍，是中国现在所急急地需要的”，中国社会“封建的遗留太浓厚”，译介者“进步性不够”，“无形中受了侵略主义的影响还不自知”，“想办好货，结果，办了劣货来了”。他认为，中国的译本，看不到“西洋文学的全豹”，文学青年不能从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创作上的修养”。于是，他“历史地，客观地翻译介绍有真实性而能充分反映社会的作品”[1]。穆木天选择了《人间喜剧》，将其代表作《欧贞尼-葛朗代》作为其巴尔扎克中文翻译的起始。因为在他看来，《欧贞尼-葛朗代》不但是法兰西文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穆木天在详细地“了解巴尔扎克之后，对其作品的翻译，不再停留在其极富特色的短篇小说上，而是将笔触深入直接到了巴尔扎克的”[1]灵魂深处，转而以《欧贞尼-葛朗代》为始，进行其长篇小说的翻译。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小说”之于法国文学发展意义的阐释，又是从他的法国文学观中发展起来的。在法兰西的现实主义文学建立之始，在给“小说”这一种以前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争取了市民权而成为19世纪文学的支配样式这一点上，巴尔扎克的确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巨人。在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兰西文学史上，并不是没有良好的小说，然而，那些小说作品自身没有孳生的力量，它们只是人生的某个小角落偶遇的表现。能够了解到小说的任务，认识到小说真正的技能在于制作出平凡的人间生活缩图的第一个人，则是伟大的巴尔扎克了。
《人间喜剧》是19世纪法兰西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划时代的别开生面的作品。巴尔扎克始终同他作品中的人物毫不分离地共同存在着。“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他的当代的社会的发展的动向，社会发展的因果律，他对于在他的作品中所要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同专门的历史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一般正确地去研究、认识，然后，正确地描写出来，正确地把因果理由阐明出来。”[1]巴尔扎克这种正确的意图，在他那篇极富重要性的《人间喜剧总序》中，很强有力地主张出来、解释出来了。这一种伟大的意图，是法兰西文学史上的空前创举。
2.注释法在其翻译中的应用
穆木天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所做的更大贡献，不仅体现在他对《人间喜剧》的翻译上，更体现在他开创了学院派巴尔扎克小说翻译的注释体方式上。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学者的严谨与认真。比如，《欧贞尼-葛朗代》全书分为四部分，“除正文外，前面附有《译者之言》《欧诺雷-巴尔扎克年表》《人间喜剧-总序》译文。书中附巴尔扎克像及插图15幅，卷末附译者注，包括正文注释59则，《人间喜剧-总序》注释35则。”[1]显现了穆木天在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翻译巴氏作品的严谨态度，印证了他在1948年7月15日《文讯》第9卷第1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中所说的“读破原著”的原则。穆木天认为，“一个翻译者不能有毫丝的主观，他要把人家的作品，尽可能弄得‘不走样’”[3]，“对于原作要有正确的了解，这是从事翻译的人的第一守则”，“读破原作，是第一”，注意“那些（语言）符号里面隐含的，是一些什么”。
以前的译者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不是基于研究，更谈不上客观性的学术注释，纯粹是为翻译而翻译。而穆木天则“通过对原作的深入研究，详细考证，进行疑问注释”[4]，对巴尔扎克小说的写作与出版背景，译文中的典故、事件、风俗习惯、人名、地名以及各方面的专用名词等等，详加注释，充分体现了浓厚的学院派翻译的特色，将翻译与研究结为一体，从而给读者更大、更全面的启示与教诲。“1952年，赵少侯曾经对穆木天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从兄蓬斯》进行过统计，发现其中共有注释323条，占篇幅达82页之多，赵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对一部小说，肯这样费力，是翻译界不常见的好作风。”[4]
穆木天的巴尔扎克翻译与同时代其他译者的译著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他对原文所做的必要的不厌其详的注释。值得指出的是，以后陆续出版的众多巴尔扎克小说汉译本，延续借鉴与发展的就是学院派的翻译范式，毫无疑问是深受穆氏的注释体方式的影响。穆木天的翻译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谈到《欧贞尼-葛朗代》，陈惇先生对穆译有如此评价：“《欧贞尼-葛朗代》中译本虽然是巴尔扎克个别作品的译本，而全书的编译工作却体现出一种全面介绍巴尔扎克的意图。译本的正文之前附有巴尔扎克年表和《<人间喜剧>总序》，书中还附有巴尔扎克像及插图15幅，读者通过这些材料，自然可以对巴尔扎克本人有所了解。穆先生为译本所写的序言着重论述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成就。”钟敬文在评论穆木天的巴氏翻译作品时，如此说道：“翻译是和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他是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他经常把研究的结果写成译序和注释。译序实际就是论文，注释也常常带有研究性质。所以，他的译本富有学术价值。”
3.穆木天的翻译方法与原则
对于翻译方法与翻译原则，穆木天极力主张直译，强调译者无论如何，首先必须忠实于原文，认为“一个翻译者不能有丝毫的主观，他要把人家的作品，尽可能弄得‘不走样’，把译文尽可能弄得跟创作一样，引人入胜是必要的。可是，既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锦上添花’。”[3]
穆木天主张“直接翻译”，反对“间接翻译”。《平凡集》中收入了他的几篇关于“翻译问题”的文章（写于1933—1934年），主张翻译要从现实需要出发对所译作品有所选择，最好以原著为底本“直接翻译”过来，批评了一些译著借助另一国家的译本的“间接翻译”做法，认为这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
穆木天1940年在谈到自己翻译《从妹贝德》的体验时，曾经说过，在“执笔翻译之际，译者永远地是倒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巨人赛跑一样，永远地是感到着那个巨人在牵拽着自己，而自己真是拼命才可以赶得上一样。如果是译者能达到什一的效果，我也可以感到十分的喜悦了”。[4]
4.穆木天翻译作品的质疑与出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穆木天的译著不断受到当时批评界的质疑与批评，其中不乏政治因素的影响。1952年，赵少侯在《翻译通讯》3月号上发表《评穆木天译《从兄蓬斯》》一文中，将穆木天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从兄蓬斯》（1943年初版本）与该书法文版对比，举例指出穆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缺点：译文‘佶屈聱牙，意义晦涩’；译文中时常出现‘把原文的成语照字面译成中国字’的现象；个别处存在着‘意义与原文相反或不符的译文’；自创新词。”[4]
在同期《翻译通讯》上发表的《穆木天同志的答复》一文中，穆木天答复说：“在翻译这些书的时候，我自认为还是认真的。绝没有想到自己是粗制滥造。但客观上形成了粗制滥造，是应当由我负责的。”[4]
以穆木天所译的《欧贞尼-葛朗代》的最后一段译文为例：
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伤创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作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数日以来，她的再婚的消息又哄嚷起来了。苏缪尔的人们，关心着她和德-福罗阿丰侯爵的事体。如同先年克鲁休家人在包围她似地，现在德-福罗阿丰侯爵家在包围她了。娜依和寇尔乃尤，据人说，是帮侯爵的忙的，可是，那是极为大谬不然。不管是大个子娜依，不管是寇尔乃尤，都没有十分的机智，得以理解世界上的诸种腐烂的。 “罗新章曾经对照这一段的法文原文认为穆译基本上顺着原文译，字真句确，认真得有点木讷。”[4]
为使语言传达出原作的风格，穆木天“以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可以译得硬些，因为原文是硬的”。正是由于对“原文硬的”强调，使他的译文语言不能达到流畅的效果。所以当傅雷那自然流畅“仿佛是中文的写作”一样的译本出现后，穆木天的译本就显得有些过时，不能再吸引当代读者的眼球，从而失去了其生命力。当然，此结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穆木天“对于法国文学的兴趣已淡”，将方向调整到“译一点苏联长诗”上了。
因此，再加上随着时代的进展，特别是1949年以后，穆木天三四十年代的译本逐渐为傅雷的译本所替代，失掉了固有的读者群。但是“作为巴尔扎克小说的第一代翻译者，穆木天的译著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4]，时代的特征更是体现在他的译本之中，拥有那个时代所固有的读者群，其开创性工作不应为后世翻译界所遗忘。
三、穆木天和他的巴尔扎克传播
1952年，新中国进行高等院校调整，高校普遍制定新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北师大中文系在全国高校中首次面向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系统讲授外国文学史知识及文学作品选读。而担当此开创性任务的正是曾经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穆木天。他具体负责此课程的创建、教学大纲的拟定、课程的设置以及讲义的编写。按照教学计划，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基本前提下，穆木天系统地讲授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西方文学，巴尔扎克由此得以走进了中国的高校。穆木天“在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解中，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并且按照恩格斯的有关理论来解读巴尔扎克”[3]，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受到学校及师生的好评。1955年，穆木天又“率先在国内开始招收外国文学研究生；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办外国文学研修班， 穆木天担当主讲教师。其创立的文学史、作家、作品三者结合，突出重点作品分析讲解的外国文学教学体系，成为后来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2]，至今仍为我国多数文科高校所广泛采用。穆木天在课堂上“讲授外国文学名著选读课时，学生普遍认为，其思路开阔，语言生动形象，描述栩栩如生，古今中外地旁征博引，纵横交错地进行分析比较以及对比，使听课者茅塞顿开，思想境界及文学欣赏水平大为提高。”[2]他所培养的学生，后来不少都成为有关高等院校外国文学的教学主力。
作为文学翻译大家，穆木天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所做出的贡献也将永为翻译界及教育界所铭记。
[参考文献]
[1]蒋芳.新中国成立前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论[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3（5）.
[2]蔡清富.“穆木天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
[3]蒋芳.建国后30年巴尔扎克传播史述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112-116.
[4]陈方竞.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J].汕头大学学报，2006（6）：31-40.
[责任编辑 张桂霞]